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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杂谭] 漫话礼品瓷

李奇   2004-09-17

  “礼品瓷”是瓷器的一个特殊品类。我国是瓷器大国,又是礼仪之邦。“礼品瓷”即作为馈赠品、纪念品的一种瓷器。“礼品瓷”具备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图案纹饰紧扣主题;二是铭文题款标注准确。正因为如此,它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收藏价值和开发价值。

  “礼品瓷”的出现和发展

  “礼品瓷”是随着制瓷工艺的不断进步和人类社会活动的不断演变而出现并逐渐发展起来的。在晚清民国之前虽然也有可称之为“礼品瓷”的瓷器存在,但都只是人们为乞求神灵保佑,赠给寺庙道观的供奉品,而且数量极少,故只能称为“礼品瓷”的滥觞。典型器物有1922年广东潮州城外出土的宋代瓷佛,像座刻有题记:“潮州水东中窑甲,第子刘扶同妻陈十五娘发心塑佛,散施永充供养。为在堂父母及合家男女乞保平安。熙宁元年戊申岁六月十三日题。匠人周明”;现藏英国大维德基金会的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云龙纹象耳瓶。该瓶高63.3厘米,纹饰正上而下分八层:缠枝菊、蕉叶、飞凤、海水、云龙、波涛、缠枝牡丹、杂宝变形莲瓣等。颈部从右至左有楷书铭文5行62字:“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社奉圣第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副,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还有清康熙五十六年青花海水龙纹香炉,高42.5厘米,纹饰分三层;口沿为锦纹地形式光杂宝图,颈部从右至左有楷书铭文49字“江西抚州府临川县金溪县信弟子陈羽万、章若茂、周绳武、周惟善敬献许仙真君座前炉瓶一副,康熙五十六年秋月日谷旦”,肩部以下绘海水双龙赶珠图。

  “礼品瓷”在晚期民国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兴盛起来,究其原因主要有三:1、社会的巨大变革。由于西方列强的侵入和清王朝逐步走向衰落,社会动荡不安,景德镇的瓷器生产也深受影响,一方面官窑每况愈下,产量萎缩,工艺粗糙,直至彻底关闭;另一方面随着封建强权政策的减少,民窑得以摆脱长期束缚自己思想的枷锁,茁壮发展起来,其中一些有思想,有技术的瓷绘画师,开始借用绘瓷的形式来自由地抒发自身的情感。从而为“礼品瓷”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2、釉上彩绘的兴盛,釉上彩始创于宋代,成熟于明清。它是在已烧成的瓷器表面用彩料进行绘画、装饰、书写的一个品种。清代中晚期釉上彩创新频繁,品种丰富,已发展到五色缤纷的境界;差不多任何一个种颜色都可以制造出来,瓷器装饰与绘画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美术家可以在瓷器上绘任何图画而不再受到色釉的局限。釉上彩的成熟派生一个新的制瓷行当——彩绘画工。如当时的程门、金品卿、王少维、王凤池等人和其后的“珠山八友”都是彩绘画工的佼佼者。同时还产生了一批新的制瓷作坊。专门代客绘画瓷器,人称其为红店。因此可以说“礼品瓷”是随彩绘画工和红店之后应运而生的产物。3、国内外市场的需要。晚清民国时期,受当时画坛海上画派的影响,一批文人和画家进入彩绘画工的行列,首先他们自己绘制诗、书、画、印相结合的瓷器送人“清玩”、“雅赏”。其后文人雅士、官僚商贾纷纷效仿,开始专门从红店定做瓷器当作礼品和纪念品,一时蔚然成风。此外,自清代中叶起,国外对中国瓷器的需求量不断加大。尤其在欧洲,王室贵族把拥有中国瓷器作为夸耀豪富的手段。一些国家军团、贵族受勋和各种喜庆典礼也使用中国瓷器。清人刘子芬著《竹园陶说》中记载:“海通之初,西商之来中国者,先到澳门,后则经广州。清代中叶,海舶云集,商务繁盛,欧士重华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器,运至粤垣,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南岸之河南,开炉烘染,制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商,当时这种工场竟有100个。”在外销瓷中有一种由欧洲诸国贵族、军团、都市、公司等定做的所谓“纹章瓷”,其图案除中国的山水、花鸟、人物外,大量是西方的甲胄纹章和人物画像,由于这种纹章瓷往往为军团、贵族的各种受勋、喜庆典礼定烧,一般都可考定其生产的准确年代。就这一个特点而论,“纹章瓷”也应属于“礼品瓷”。

  “礼品瓷”的特点

  “礼品瓷”是一种专用瓷器。其中既有馈赠品,又有纪念品;既有实用器皿,又有观赏摆件;既有彩绘画家自己所作赠人,又有应客户之求订做所用;既有给亲朋好友的祝贺,又有为团体部门的报喜。然而无论哪种类型,都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1、图案、纹饰紧扣主题。其表现手法主要有五种;一是谐音,如画枸杞和菊花,杞菊与起居同音,即起居延年的意思,用于祝寿;画一对白头翁栖于枝头,用于祝贺新婚夫妇曰“白头偕老”;画一对瓶子两只鹌鹑,曰“平平安安”;画一只喜鹊落在梅花枝上,曰“喜上眉梢”等。二是象征,如以松与鹤祝福延年益寿;以鸳鸯祝愿夫妻恩爱;以石榴祝多子;以牡丹表富贵等。三是谐音加象征,如以蝙蝠、大海和仙鹤、牡丹组成画面,祝福如东海,富贵延年;以牡丹加白头翁,曰“富贵白头”等。四是用典,即以历史、神话传说故事表祝愿之意。如竹林七贤,三顾茅庐等。五是创作,或以山水寄情;或以花鸟表意;或以诗文明志;或根据受赠者的身份、喜好及具体社会环境状况对传统题材进行再创作,如江西瓷业公司款三顾茅庐瓷板画,“刘关张”三人的着装就是借鉴了戏剧艺术的服饰,可以想见受赠者为戏剧爱好者;而南昌彩绘名家刘希任绘粉彩《钟馗神威图》瓷板画更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下根据主题需要,运用传统题材进行再创作的优秀范例;画面系钟馗着黄袍,坐于芭蕉树下,背靠洞石,手托下颚,神态坚毅威严,冷眼看着身旁小鬼手中捧着的官帽。右上部行书题记“钟馗神威图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龚学遂先生雅赏,南昌乐隐山人刘希任敬赠”,落红彩行书阳文“希任”印。龚学遂(1885——?)正是于1937年7月起任南昌市市长,后于1945年8月至1948年2月任青岛市市长,为民国期间官界名人。此作品的创作时期正是抗日战争爆发伊始,国难当头,作为送给南昌新任市长的贺礼,刘希任对传统的钟馗形象进行了大胆地改造:(1)钟馗着黄袍,有别于传统的钟馗着红袍,黄色象征高贵、华丽,表示作者对新任市长的恭尊;(2)对钟馗面部及毛发的细致描绘借鉴了西洋绘画的写实画法,富有明暗的光感,有别于用写意手法表现钟馗面部特征的传统套路;(3)一改钟馗头戴官帽的传统形象,而将官帽置于小鬼手中,此举具有特别的寓意,以钟馗喻龚市长,以小鬼喻日本侵略者,作者寄望为官者不要卖国求荣,应像钟馗一样杀鬼镇邪,保家卫国。整个作品图案、纹饰紧扣主题,体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震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2、铭文、题款“三个明确”。其一作者明确,每件作品都注有作者的姓名或字号,外加印章;其二受赠者明确;其三制作的时间明确,如彩绘名家程门的一件瓷板画,上有题诗“一溪深锁绿烟斜,两岸浓荫荡落霞。”又有落款“甲戌小雪初寒手冷为保三仁兄大人雅玩,雪立程门。”还有印章“臣门”、“雪笠”。甲戌年为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

  “礼品瓷”的价值

  “礼品瓷”的兴盛尽管只有一二百年,然而在历史、艺术、收藏等方面的影响和价值却倍受人们关注。就历史价值而论,由于“礼品瓷”均与真人真事,甚至名人大事紧密相连,而且产生的时间又标注十分准确。因此它可以为同一时期的历史研究提供正确的佐证。如粉彩描金开光山水高士图索耳八角花盆,正面图案是远山重峦叠嶂,近处小桥溪流,一高士泛舟溪流之上,一边垂钓一边欣赏远山近水。背面画主体图案,两位高士席地相对而坐,一面品茗一面高谈阔论,似在探讨天下大事,画面上署铭文“中华民国元年四月中山先生永寿,彭汉遗私觌”(其中“中山”2字虽被磨损但仍清晰可见),另一侧有行书铭文“浔阳豫昌 改良建造”。据考证此物乃于1912年4月9日至4月12日孙中山先生莅临武汉时,辛亥名人彭汉遗专门定做,送给孙中山的礼品。这件“礼品瓷”的发现,为研究我国近代史,尤其是孙中山重访武汉这一历史史实提供了真实的实物资料。因此已被辛亥革命博物馆收藏。就艺术价值而论,由于“礼品瓷”都是彩绘画家自作自用或为人定作专用,因而特别慎重,大多构思巧妙,制作精良,一般能代表其典型风格的最高水平,如彩绘名家金品卿绘浅绛彩《苍松寿世图》,画面系一褐衣仙翁背坐于松荫之下,衣纹顿挫,线条粗细均匀,行笔干净利落,遒劲流畅,旁侧立一回首白鹤。背景以苍松衬托,敷以青碧彩料,益显苍翠。右上部行题记“荣贵一兄大人清玩,品卿金诰画于昌江之珠山麓。”(“荣贵”2字略遭磨损)落红彩篆书“品卿”款。整幅画面布局左虚右实,极具妙意,实为金氏人物画作品中难得之佳作。“礼品瓷”具备了以上两个价值,其收藏价值则不言而喻。目前收藏“礼品瓷”还有以下几个优点:一是投资小,因此历史较短存世量较多,一般投资较少资金便可获得较好的物品;二是赝品少,有的是作伪者的能力难以达到当时的水平,有的是作伪者暂时还看不起这些价位较低的器物,尚未注意到独特的“礼品瓷”;三是前景好,“礼品瓷”是造型和诗、书、画、印相结合的艺术品,其中不乏名家名品,因而研究赏玩者众多。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队伍的扩大和古玩市场的繁荣,它的行情一定会日益看好。

  除此之外,“礼品瓷”在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无善,逐步形成规模。尤其在当代,瓷器外观醒目,经久耐用的特点被许多有眼光的人看中,使用的面越来越宽,量越来越大,如评功表模用其作奖品奖状,艺术节、运动会、招商引资用其作品纪念品,孩子生日、老人做寿、朋友婚嫁用其作贺礼等。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礼品瓷”中还蕴藏着很大的商机,存在着可观的开发价值,如若运作得法,必然收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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