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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杂谭] 浅谈犀角及其艺术品

靳彦乔   2004-09-03

  犀角与其他兽角、兽牙、兽骨一样,是动物身上最坚实的部分,以其制成的装饰品或器皿,美观耐用,深得人们喜爱。加之犀牛已成濒危动物,因而犀角越发显得珍贵,以犀牛角制成的艺术品,更是身价不菲。那么古人是何时认识犀角的?又是如何利用犀角并把它发展为艺术品的,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犀角艺术品的起源

  (一)角的使用历史悠久

  考古发掘证实,远在新石器时代兽骨、兽牙、兽角所制成的器具就与石器、木器、陶器共用。距今7000年左右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十余件象牙制品和大量的骨及牛、羊角等制品,并有五个个体的犀牛遗骨。其中象牙刻双鸟朝阳纹蝶形器、连体双鸟纹骨雕匕皆阴刻线装饰,线条流畅娴熟,构图和谐精致,为不折不扣的牙骨雕艺术品。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透雕象牙梳、牙琮、镶嵌松石骨雕筒、角器及其他艺术品向我们展示着五千年前的牙骨雕艺术成就。商代殷墟妇好墓出土文物1928件,其中牙骨制品就有567件之多。最具代表性的两件嵌松石象牙杯堪称古代杰作。

  以上所列遗址墓葬出土的几件艺术品,都是我们文物工作者耳熟能详的象牙制品。伴随这些艺术品出土的还有羊角、牛角、鹿角,或许因为这些角类在今天没有象牙昂贵,也谈不上什么艺术价值,但写在发掘报告里的这些角类,与上述象牙珍品一样,证明着先民使用角的历史。

  (二)古代酒器与角密不可分

  我国早在殷周时期就有用犀角制觥的记载。据《诗经》引《寒诗》说,“兕觥,以兕角为主,容五升。”“兕”汉语词典解释为“雌的犀牛”、“觥”字解释为“古代用角做的酒器”。从这一文献记载,我们不仅知道了兕觥最初是犀角做成的,还了解了它的溶积大小。我国商代有青铜盛酒器兕觥,由此我们可以想象犀角所做兕觥的形状。

  商周青铜酒器种类颇多,除觥外,还有觯、觚、觞,这些字都有“角”字旁,推测“觥”、“觯”、“觚”、“觞”这些酒器最初的制作材料应与角有关系。还有一种青铜饮酒器名曰“角”,这又给我们一个信息:原始先民最早用于饮酒的器皿可能就取自动物的角。犀角较之羊角、牛角色泽更美丽,先民在使用羊角、牛角、鹿角的同时,应不会放弃犀角的使用,相反,可能利用的更多。

  《寒诗外传》:“太公使南宫适至义渠,得骇鸡犀以献纣。”《汉书》:“尉佗献文帝犀角十。”这表明早在商纣、汉朝时期犀角已是进贡皇帝的宝物了。当时的酒文化异常发达,用宝物制成时尚的酒具顺理成章。

  (三)战争与犀牛的灭绝

  今天我们只能在动物园里看犀牛,因为犀牛在我国早已绝迹。现在犀牛主要生活在非洲和亚洲东南部的热带地区,数量很少。秦汉以前,我国存在犀牛而且分布十分广泛,人们很容易就能捕杀到它。

  据甲骨卜辞记载,在三四千年前的殷商时代,犀牛即是殷人田猎的对象。曾有一条记载焚林而猎的卜辞说,殷王一次就捕获犀牛71头。国家博物馆藏一件“宰丰骨匕”,上面刻的文字讲,此匕系用殷王赐予猎获的犀牛骨制作的。我们熟悉的商周青铜犀尊,造型逼真,动感十足,它是制作者与犀牛曾亲密接触过的最直接证据。犀牛的皮很厚,能抵挡刀、箭等兵器的攻击,是制作盾牌、铠甲的上等材料,可制成“犀甲”。春秋时代已有专门制作犀甲的工匠,在《周礼·考工记》中,这种工匠被称为“函人”。春秋战国连年的战争使犀牛厄运难逃。《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今夫差衣水犀甲者十有三万人。”犀牛皮如此大量地被使用,再加之气候的原因,犀牛数量锐减,直至灭绝。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木犀角模型即暗示着当时犀角的奇缺和珍贵,不得已用模型代替犀角。

  从殷人田猎犀牛食其肉,到殷周制兕觥用其角,再到春秋战国取其皮,大概到汉代犀牛在我国已绝迹,犀角开始从东南亚一带进口。现存的犀角艺术品都为传世品,最早是明代制作,而明以前的犀角制品尚无出土记载,这可能是犀角的角质结构所至,埋于地下易于腐朽。

  明洪武二十一年成书的《格古要论》把犀角列入珍宝类中,甚至被统治者用作等级制度的象征。《明史·舆服志》载“其带一品玉、二品花犀、三品金银花、四品素金”只有二品的官员方能配带犀角刻花的官带,显示出犀角的高贵地位。

  二、犀角的优与劣

  犀角在生长过程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其外观的色泽及大小都有差别,这些差别成为人们判别犀角好坏的重要因素。

  明朝曹明仲对犀角的优劣作了精辟的论述。《格古要论》卷六中记载:“犀角出南蕃、西蕃,云南亦有。成株肥大花儿者好,及正透者价高。成株瘦小分量轻花儿者不好,但可入药用。其纹如鱼子相似谓之粟纹。粟纹中有眼,谓之粟眼。此谓之山犀。凡器皿要滋润,粟纹绽花儿者好。其色黑如漆,黄如粟,上下相透,云头雨脚分明者为佳。有通天花纹犀备百物之形者,最贵。有重透纹者,黑中有黄花,黄中又有黑花,或黄中有黄、黑中又有黑。有正透纹者,黑中有黄花,古云通犀,此二等亦贵。有侧透者,黄中有黑花,此等次之,有花如椒豆斑者,色深者,又次之。有斑散而色淡者,又次之。有黑犀无花而纯黑者,但可车象棋,不甚直(值)钱。凡犀带有角地上贴好犀作面而夹成一片者,可验底面花儿大小远近,更于侧畔寻合缝处可见真伪。又有原透花不齐整,用药染黑者,则无云头雨脚,黄黑连处纯黑而不明。但有粟纹不圆者,必是原透花不居中,用汤煮软,攒打端正,不是生犀,宜一验之。凡器皿须要雕琢工夫及样范好,宜频频看之,不可见日,恐燥而不润故也。毛犀,其色与花斑皆类山犀而无粟纹。其纹理似竹,谓之厘犀。此非犀也,不为奇也,故曰毛犀。骨笃犀,出西蕃,其色如淡碧玉,稍有黄,其纹理似角,扣之声清如玉。磨刮嗅之有香,烧之不臭,能消肿毒及能辨毒药,又谓之碧犀,此等最贵。”这段文字以犀角的种类、特征、优劣及辨伪作了详尽的介绍,明清时期对犀角的甄别判定,基本沿用此法。我们今天鉴别犀角仍可借鉴。

  三、犀角的器形与药用价值

  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明清两朝犀角艺术品,多为杯形。如北京艺术博物馆所藏犀角珍品中,杯形器就占了百分之八十。究其原因,可能有二:犀角的原始形状和药用价值。

  (一)犀角的原始形状

  犀角的原始形状为圆锥体。与其他角所不同的是犀角根部粗大。古代艺人因材施刀,巧妙地镂雕出把手、纹饰各异的犀角杯就呈现在世人面前。所以,犀角艺术品中杯的数量较大,与犀角的原始形状适易于做成杯有关。

  (二)犀角的药用价值

  犀角,可清热解毒。早在晋代古人就对犀角的药性有了一定的认识。南朝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载:“入药性雄犀生者为佳。若犀片及见成器物,皆被蒸煮不堪用。”这说明犀角当时有两个主要用途,一是入药,二是雕刻成器物。用于雕刻器物的犀角要先进行热煮,使其变软,再行雕刻。唐宋时期的犀角依靠进口,应该说当时的犀角雕刻品不会少,我们之所以见不到的原因可能是:一、当时的犀角大部分首先作为药材使用了;二、极少一部分雕刻成艺术品的犀角或保存不善或自身材质的原因腐朽掉了。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载:“犀角,犀之精灵所聚,足阳明药也。胃为水谷之海,饮食药物必先受之,故犀角能解一切诸毒,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风邪热毒必先干之,故犀角能疗诸血及惊狂斑痘之证。”犀角属角质类,是毛发类物质的衍生物,内含角质及碳酸钙、磷酸钙、酪氨酸等,是清热解毒、定惊止血的良药。所以,工匠把犀角做成酒杯,以期犀角的药性能溶于酒中,在饮酒的同时,亦能达到治病强身的目的。

  四、犀角艺术品的繁荣与鼎盛

  在中国悠久的犀角艺术品历史长河中,只有明清两代的作品在向人们展示着其尊贵的身姿,诉说着昔日的成就与辉煌。正如朱家溍先生在《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竹木牙角器概述中所言:“自宋以来的犀、象制品,还有待于今后的地下的发掘。”因此,专家的一致看法是:至明代,犀角的雕刻工艺逐步进入了繁荣时期,清代中期则达到历史的鼎盛。

  (一)雕刻名家与文人参与雕刻

  明清时期所需的犀角,多从东南亚地区输入,18世纪后非洲的犀角开始进入中国,为犀角雕刻艺术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雕刻名家的出现,又推动了犀角雕刻艺术向个性化方向发展。鲍天成是明代雕刻犀角的专家,此外,明末清初人尤通“善雕刻犀象玉石玩器,精巧为三吴冠。”

  犀角雕刻与象牙、竹木的雕刻没有严格的分工,所以,犀角艺术品与同时代的竹木牙器艺术的风格有颇多相似之处,犀角的雕刻技法与风格,深受竹雕艺术的影响。自明代中期以后至清乾隆时期,具有文人气质的竹雕艺术家不断出现,他们能诗能画,修养极高,这就决定了他们的作品很少匠气,而又颇具艺术品位,深得皇室特别是文人士大夫的喜爱与推崇。于是,许多文人墨客追逐时尚,亲自参与设计雕刻,使雕刻与绘画相结合,作品具有层次感,增加了表现力与感染力,具有浓郁的书卷气,并时常有一些立意清新而乖巧的作品问世。这些文人不但刻竹,还涉足象牙、犀角的雕刻,对犀角工艺及竹木工艺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二)繁荣时期的犀角工艺和艺术

  犀角雕刻艺术发展到明代进入繁荣时期。

  明早期多浮雕或镂整株的葵花、玉兰、牡丹、茶花等图案,枝叶简练茁壮,在盛开的大朵花的四周常衬托小花蕾。以山水人物为题材的作品,由于受到犀角倒置后上宽下窄的空间局限,画面一般由下而上铺陈展开,或山林叠嶂,或殿阁庭院,人物活跃于其间,多表现深远、幽闲、高逸的意境。这一时期也常见蟠螭纹的作品。刀法圆滑光润,不留雕刻痕迹,是明早期犀角雕刻的特点。

  明代中叶,随着都市经济的繁荣,上层社会追求享乐,使用犀角制品成业一种时尚,犀角作品开始增多,艺术风格逐渐向着纤巧细腻、刀工快利、布局繁缛的方向发展。花卉题材仍占主导地位,但多彩用折枝小花和四季花作装饰,整株大朵花图案的作品减少。采用减地阳文的作品增多。山水人物纹题材的作品仍保持明初的某些特点。图案繁缛,刀锋快利,显露锋芒是这一时期的特征。器形追求变化,出现了槎形杯。雕刻家鲍天成、尤通、尤侃即活跃在这一时期。

  明犀角雕喜鹊登梅纹杯、明犀角雕梅花纹杯即是花卉题材的作品。喜鹊登梅杯色泽黄润,高浮雕、镂雕梅花,一枝梅花攀延弯曲深入杯内,喜鹊身体左倾,低头啄食花瓣,动感十足。梅花纹杯的枝干部分采用高浮雕、镂雕,以突出枝干的强劲有力;梅花的花朵部分,则采用减地阳文的手法,以表现花朵的柔美。

  (三)鼎盛时期的犀角工艺和艺术

  犀角雕刻艺术从明朝的初步繁荣,至清中期达到了鼎盛。清初的犀角雕刻继承明代的传统风格。因明末著名的牙角雕刻家仍继续从事雕刻工艺。雕刻蟠螭纹和龙纹的犀角杯数量增多。进入乾隆朝,犀角雕的器形种类颇丰,除杯外,有圆雕人物、洗、挂件及仿古器形爵、鼎、羽觞等,雕刻工艺精致至极。

  清代后期,国力衰微,犀角料进口减少,且主要作药材,所以犀角雕艺术与其他工艺艺术一样,走向衰落。

  犀角较之象牙更为稀有。今天成为世界级珍稀保护动物的犀牛,其角已禁止入药,因此,明清时期所留下的犀角杯已是稀世珍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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