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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杂谭] 普通的锡器非凡的价值

维微   2004-07-30

  人们对老锡器,多半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人们大多见过或听说过锡壶、锡灯盏之类的老家什;陌生,是因为老锡器太普通,没人为之树碑立传,故相识而不相知,对其详情是不甚了然的。

           与青铜器的不解之缘

  锡是古老金属,锡之为器,自上古而延绵至今。青铜文化,历来为世人所重,其实所谓“青铜”,乃以铜为基础的铜锡合金。青铜文化,实质上也就是铜锡文化。青铜文化在上,不愧 “居庙堂之高”,锡文化在下,则可谓“处江湖之远”。如果说青铜文化代表的是庙堂文化,那么锡文化代表的就是“江湖”文化,或者称民间文化。青铜器受重视,历代皆然,锡器受冷落,则应当成为过去。有人说“历史是礼拜仪式上的长篇大论,其中每个小标点的重要性不低于整段整段的文章……”而那些和我们父辈、祖辈们朝夕与共的老锡器,以及它们所展示的旧时生活摇曳多姿的琐碎细节,却正在被我们忘记……

   我国具有悠久的炼锡历史,至迟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已熟练掌握炼锡技术。古代早期由于对锡和铅两种金属认识不足,往往铅锡不辨,混为一谈。从一些青铜器的化验得出的结果表明,商代已达到分别炼出铜和锡然后配制合金的高级阶段。锡在古代之所以受重视,也是因为它能使铜硬化而形成青铜,追溯锡器的历史,涉及到青铜器的起源。

  人类的祖先最初发现金属是从天然金属开始的,在制陶技术的影响下,逐渐具备了冶铸术的三大要素,即找矿、造型和熔炼的条件,这样就从起初的“偶然金属”,进入到有意识的人为配方的金属冶铸时代了。现在发现的古代金属物品,最早的要算西亚出土的铜器了。这些用铜做的铜珠、铜线,经科学鉴定,年代是公元前7000年至6500年。在安纳托利亚的查塔尔萤克的炼铜遗址,考古断代为公元前7000年至6000年。西亚另外几个地区,如现伊朗境内的锡亚尔克(Sialk)、安瑙(Snau)出土的铜质针、锥、刀、斧,测定为公元前6000年至5500年,在基阳(Giyan)和亚牙(Yahya)出土的铜铲、凿、斧等,化学成分中含镍和砷。测定为公元前4500年至4000年。锡亚尔克出土的红铜经鉴定是公元前4500年的。在古埃及的巴达里、普雷迪纳斯蒂克出土的铜质锥、针和斧,鉴定为公元前5000年至4000年。叙利亚的布拉克、阿姆克夫出土的含砷铜工具、铜饰物等,鉴定为公元前3500年至3200年。中国山东胶县出土的,断代为公元前2000年的铜锥,以及唐山出土的龙山文化时期的铜耳环,均测定为含铜和锌的黄铜。

  至于青铜器的起源,据文献记载和考古研究,埃及第三至第四王朝金字塔中发现的青铜制品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青铜器,大约是公元4000年左右制造的。另外,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幼发拉底河附近的一座公元前3500年至3200年的王墓中发现了含锡12%至15%的两把青铜剑。古代农业、商业、艺术和战争中使用青铜的历史,长达2000年。历史学家用人类早期冶金来划分时代,而世界范围内,青铜时代却没有明显的起止时间。西南亚和东南欧于公元前3000年以前,锡、青铜就得到应用;埃及、中国、西欧和西北欧,青铜时代处在公元前2500年至1500年之间,日本的青铜时代接近于公元前800年,而秘鲁的印加人在公元1世纪才过渡到青铜时代。世界上几个文明古国大体上于公元前3000年至2000年先后进入“青铜时代”。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尼罗河、印度河、黄河这四大流域不同时期地开创了“青铜时代”的文明,青铜、黄铜、红铜均在不同地区发现。

  目前考古发掘的证据表明锡器的历史略晚于青铜器,但锡器却比青铜器具有更长久的生命力。古代遗迹中,很少发现纯锡器。在埃及第十八王朝(公元前1580年至1350年)金字塔中发现的锡手镯和锡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锡制品。最晚至商代,我国就已经有了锡制器物。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中出土的锡块和外镀厚锡层的虎面铜盔,表明锡的特殊物理性能此时已经受到人们的重视,而大司空村殷墟中出土的六件锡戈,以及楚雄万家坝发现的战国时期的锡制50余件饰品,则已经是纯粹意义上的锡器。先秦时期,锡业是由专设机构经营管理的,《周礼·地官》“职金,掌凡金、玉、锡、石、丹青之戒令”就是明证。

           与社会生活密不可分

  秦汉以后,虽然青铜已由铁器替代,但锡的用途却日趋广泛,其产量有增无减。汉代,有相当一部分锡被用来铸钱,那时所铸的钱币史上著名的“白金三品”,采用的就是银锡合金。锡在当时,并不十分贵重,但也绝非平常随用之物。汉文帝节俭治国,其遗诏:“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班固《赞》曰:“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后代有人感叹文帝之薄葬:“……惟文帝平生节俭,人无间言。临终遗至薄之制,微至铜锡,不以为饰,炳然载诸史册……”

  我国最早有关锡的文字见于《周礼》,战国时期的《山海经》中也有关于赤锡的记载,其后《汉书·地理志》、西晋《华阳国志》、隋代《颜氏家训》、唐代《蛮书》直到宋代《续博物志》均有对锡的论述。

  汉以后,锡器照样在一定范围内被人们所使用。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终制》:“至如蜡弩、牙玉豚、锡人之属,并须停省。”其所指的锡人,即殉葬用的锡制人形。唐代用锡有明确的规定,《唐书·食货志》:“太和三年诏:佛像以铅、锡、土、木为之……”开成元年时,岁产锡仅“万七千斤”,因而朝廷对包括锡在内的部分金属,仍采取相应的控制手段,以满足中央政府的需要。《唐书·食货志》:“山泽之利……盐铁转运使裴休,请复归盐铁使,以供国用。”由于锡器容易产生锡疫的缘故,只可惜历史上许多有价值的古锡器未被存留下来。这或许是古锡器考古发现极少的缘故。

  到了宋代,文献中关于锡器的记载增多,文献内容则表明社会普遍使用锡器的时代已经到来。

  宋代仍有将大量锡器作为殉葬品的,宋代范公《过庭录》载有这样一件趣事:“文正长子监薄纯佑,幼有智略,与富彦国家子弟游。富氏引葬,陈设从葬祭用甚盛,观者如堵,器用盖锡造者。监薄在侧,取一器掰而示众曰:‘此锡器,尔等谓何物耶?’富氏子大怒,以为笑己。监薄徐谓曰:‘而何所见?吾正恐愚民致疑,害尔先茔耳。’富子叹服。时始十余岁。”

  同时,民间锡器之普及,已大大超越了前代。此时的锡器无疑已成为百姓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打锡器成了重要的民间手工艺,同时也成了市井之中不可或缺的热门行当。吴自牧《梦粱录·铺席》有“……向者杭城市肆名家,有……官巷北金药臼楼太丞药铺、胡家冯家粉心铺、染红王家胭脂铺、淮岭倾锡铺……”《梦粱录·诸色杂货》“……其(杭州)巷陌街市,常有使漆修旧人;荷大斧,斫柴;间早修扇子,打器……”,“……卖器,如樽、果盆果盒、酒盏、注子、偏提盘、盂勺、酒市急须、马盂、屈卮、渣斗、箸瓶。……及小儿戏耍家事儿,如小酒器……”《辞海·白》条:“ Soider or Pewter化学名词,亦名焊药,为锡与铅之合金,其比例不一,质坚易熔,用以接合诸金属,或涂于锅壶之里面以防锈蚀。”人们很早就注意到锡制品的特殊物理性能,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有:“邕州溪洞及钦州村落,俗多鼻饮。鼻饮之法,瓢盛少水,置盐及山姜汁数滴于水中。瓢则有窍,施小管如瓶嘴,插诸鼻中,道水升脑,循脑而下入喉,富者以银为之,次以锡,次陶器,次瓢……以为凉脑快膈……”周密《志雅堂杂抄·卷上》有:“眼药有九龙膏,方用冬青叶一栲栳,洗净,投锡器内,用水满煮令黑色,及一半起,入宣黄连十两,洗净剁碎,入冬青水中煎,慢火熬至仅有一盏,胶粘如糖,然后取起,重绢滤过,令极冷,入脑子二钱半,罐子内封藏。每用少许点眼。”宋代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五》则有:“以笺香或降真香作片,锡为小甑……”等记载。

           名家辈出名品不断

  近年一些古代日用锡器的出土,证实自宋代以后,锡器仍在民间广为使用,制作亦日见精良。到了明代,有人受紫砂制作工艺的启发,制作出观赏性极强,适合把玩的仿紫砂锡器,才将锡器制作推上了纯艺术的高度,锡器历史上以把玩为目的的文人锡器诞生了。仿紫砂锡器刚一面市,就引起了文人雅士的浓厚兴致,一批制作精良的锡器,作为独特艺术品被迅速推向市场,使锡器一举跻身珍品雅玩的行列,也使锡器制作进入到工艺审美的自觉阶段。明代由于锡器,尤其是文人玩耍的锡壶引起众多爱家的关注,一时间锡壶制作名家辈出,他们不惜工本,反复实验,制作出许多美轮美奂的文人锡壶。

  明代万历年间,苏州人赵良璧制锡器,仿时大彬的紫砂式样,开一代新风,同时也成为仿紫砂文人锡壶制作第一人,可惜其作品已无流传。稍后,归复初继之,仿紫砂锡壶名声始大盛于世。归复初,字懋德,也是苏州人。他以生锡制壶身,用檀木作壶把,以玉作壶嘴和盖顶,其作品在当时卖价就很贵。清代谢在《金玉琐碎》中说,归复初制锡壶“取其夏日贮茶无宿味,年久生鲇鱼斑者佳。”可见“归壶”之“品地”确乎不凡。北京故宫博物院有锡壶一件,款字为“己丑冬日归复初制”。己丑即明万历十七年(1589)。谢所说锡,就是在灰色锡壶上生一种黄褐色不规则之斑块。明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说:“锡注以王元吉为上,归懋德次之。夫砂罐砂也,锡注锡也,器方脱手,而一罐一注,价五、六金……直跻之商彝周鼎之列而毫无惭色,则是其品地也。”

  王元吉应是黄元吉,明代陆容《菽园杂记》就曾说:“吴越之音,每王、黄不辨。”黄元吉,浙江嘉兴人,所造各式茶具都极精巧。他所制锡器色泽似银,壶盖和壶身十分严密,合上之后,提盖而壶身亦起,与时大彬的紫砂壶特点相同。至于器身倾侧,则绝无落帽之病。每制一壶,人们视为珍品。《茶余客话》、《阳羡陶说》、《浙江通志》等书均曾提起他。

  到了明代宣德年间,苏州有个叫朱端的匠人,以锡制各种器皿,造型奇古,人称“朱家鼻”。明文震亨《长物志》云:“锡壶有赵良璧者,亦佳。然而冬月间用近时吴中归锡、嘉禾黄锡,价皆最高”。 这里所说的“黄锡”,指的是万历年间的黄裳所制的锡壶。李日华《味水轩日记》曾说:“里中黄裳者,善锻锡为茶注,模范百出而精雅绝伦一时,高流贵尚之。陈眉公作像赞,又乞余予数语漫应之”。黄裳也是嘉兴人,精于设计,制器“模范百出”。入清以来,一方面文人锡壶承明代之余绪,仍旧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另一方面,民间日用锡制品造型也获得了充分的发展。

  清代初期至中期,文人锡器仍旧备受士绅阶层的青睐,涌现出不少具有高度艺术修养的锡器工艺大师和锡作高手。清代承明制锡壶工艺的第一位名家是沈存周。沈氏字鹭雍,号竹居主人。活跃于康熙时代,浙江嘉兴人。清代大诗人朱竹坨过生日,沈曾为之制一锡渣斗。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其所制圆锡壶一件,盖面上凸,上有白玉球形钮,壶把为紫檀木嵌制。壶身一面刻行书“世间绝品人难识,闲对茶经忆古人”,款字“陆希声句,沈存周书”。另面亦刻行书“爱甚真成癖,尝多合乃仙”,款署“徐玄句,存周再笔”。壶身有印章四,壶底正中有篆书印章“竹居主人”。锡质温润,古朴雅致。沈存周之后尚有沈朗亭亦以善制锡壶名世,故宫藏有其桃式锡壶一件。

  卢葵生,名栋,扬州人,是清嘉庆、道光年间著名的漆工。卢能书善画,精雕刻,有创新意识,漆沙砚就是经他之手改制发扬的。而把锡壶与漆器结合更是他的创造。他以锡作壶胎,外以漆制壶形,这就是有名的“锡胎漆壶”。现有四件存世品为人所知:一为仿紫砂梅花壶。圆形扁矮,色泽与形制完全仿紫砂,不细观难以发现是漆制。壶身刻梅花,花下刻行书:“竹叶浅斟,梅花细嚼,一夕清淡,几回小坐”。款字“葵生”,下有小方印“栋”。一为圆方四棱体,蟮鱼清色漆沙皮,锡胎。壶身一面刻篆书:“春芽细煎,东风一帘。今日何日,谷雨之前。”款字为“竹汀居士书”,下白文印“大昕”。壶身另一面刻山石人物,乃一幅烹茶图。山石右下角刻阴文“葵生”小方印。此壶为钱大昕书铭、陈农绘图、葵生刻制,三名家联手而成。另二件均为高庄圆壶。

  与卢葵生同时期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朱石梅。朱氏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名坚,能书,擅画,工治印,精鉴赏。因其文化底蕴深厚,时贤名士多与其交往。朱氏首创砂胎锡壶,锡求上佳,工求精绝。《画林新咏》作者陈文述咏朱氏壶云:“仿佛宣和博古图,昆刀珍重切云腴。盛名甘让朱公叔,茶谱何劳比曼壶。”

  今南京博物院藏一件朱坚方锡壶,成斛形,青玉螭虎柄,盖正方,上嵌矩形白玉钮。壶身一面刻牡丹图,另一面隶书铭“微润欲沾,雨前吐尖”。款字为“己丑小春月 石梅”(己丑为道光九年即公元1829年)。锡黑灰色,内紫砂胎。此壶出土于咸丰元年墓中,真品无疑。另一件朱坚梅花诗句锡壶,圆形短颈鼓腹,扁平短嘴,嘴镶小铜片。墨绿色玉盖钮,清白玉柄。盖有篆文“石梅”小长方印一枚。壶身刻梅花图,另面刻诗:“冰作肌肤玉作神,一枝消受十分春。瑶台若问三生事,如此风姿有几人。”款署“石梅”及长方印“朱坚”。底刻楷书“嘉庆庚辰竹林居士藏”二行。此壶为嘉庆二十五年“竹林居士“特请朱坚所制,可为朱石梅全锡壶(无砂胎)代表作,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亦有朱氏刻梅花锡壶一件,壶之嘴、柄、钮均以玉嵌。《墨林今话》谓朱石梅曾著《壶史》一册,惜已失传。已故补白大王郑逸梅先生曾云:“吴寒匏喜山阴朱石梅所制之锡壶,偶于朋好家见之,即记其铭识及形式,久之,成《石梅锡壶录》一卷。”此书不知何处能觅。

  许多锡壶以砂泥作胎,而完成砂胎制作的往往是当时的制砂壶名匠。这种两美合一的制作,使其越发受到人们的喜爱。流传至今的一些器物内底,常钤有制砂壶艺人的名号。清嘉庆年间制砂壶大师杨彭年就是其中的一位。杨氏乃荆溪(今江苏宜兴)人。一说为浙江桐乡人。生卒年不详。字二泉,号大鹏。所制铭壶,玉色晶光,气韵温雅。有的浑朴工致,有的玲珑精巧。虽随意制成,却有天然之趣。精于配泥,其作品历来为艺林所推重。与溧阳知县陈鸿寿(号曼生)合作(曼生设计,彭年制作)的“曼生壶”,更是举世闻名,备受藏家珍爱。

  道光咸丰年间尚有王善才、刘仁山、朱贞士等制锡器名手,所制锡器也极为精工。清道光以降,内忧外患不断,国力日衰,百业凋敝。文人锡壶自走入纯商业之道以后,艺术上再无长进。从个人喜好而制之走向店铺经营以求生。

  锡器外观历来从陶器、青铜器、瓷器当中借鉴造型。明代中后期,锡器逐渐有摆脱上述造型的趋势。清代以来,锡器,尤其是民间日用锡器造型,不仅沿袭传统,同时也“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达到了“从心所欲”的艺术高度,所制器物呈现出天真烂漫的气质。此时的锡器造型,已彻底获得了外观设计的自由,同时也为日后相关的工艺设计,提供了一套别开生面,风格独具的蓝本。

  锡与铅,并不作为矿物形态共生,由于传统冶炼工艺的原因,一些老锡器中常含有一定量的铅。锡制食具或饮具含铅过高,就可能对人体造成危害,不过,锡本身是无毒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把稍好一些的锡壶,价钱略高于一个普通工人半个月的工资,当价格低廉的玻璃制品、铝制品、锑制品大量面世,手工锡制品在失去价格优势的同时,也彻底丧失了生存空间,这才是老锡器从人们生活中消失的真正原因。如今,它虽退出使用范围,但已成为人们喜爱的收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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