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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杂谭] 道教与景德镇瓷器纹饰

曲永建   2012-01-31

  道教是道家的支流和变种。它源于古代巫术,后以秦汉时神仙巫术和黄老学派的道家思想为主。以东汉张陵五斗米道为端,经历了趋炎附势的魏晋道教,政教合一的隋唐道教及“三教合一”的宋元道教。历代道教均奉老子为教主,尊老子为“太上老君”。因而老子的思想逐渐被引向修道养生,道也成为有意志能惩恶扬善的终极信仰,于是道家向宗教方面转型便成为必然。一方面道家思想借助道教的形式得以流传,另一方面,道教的“经典”借用“老庄”“玄学”而有了道教的名称。

  宋元以来嘉靖时期是一个例外,由于道教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反映道家思想、道教主题的流行纹饰也较充分地体现在景德镇瓷器上,别有洞天。

  在中国南方巫祝文化的母体中孕育了道教。据陈寅恪的研究:“道教最早诞生于东南滨海越人区域,以后在巴蜀发展,它主要反映了中国人的文化气质。它塑造了一个庞大的神灵世界,鬼神之类不下数千。”因而,中国南方人比北方人更热衷于“造神”。战国时期越王被吴王挫败后,国策的第一项便是“尊天事鬼以求其福”。因此,“福”成为佛、道共同追求的目标。道教“八仙”人物首先出现在元代龙泉窑瓷器上非偶然,而生活在湖广安陆(今湖北钟祥县)的嘉靖帝朱厚熄,正处在与“巴蜀”毗邻的道教文化氛围里,其父兴王朱佑杭与当地道士纯一交往甚密,所以嘉靖帝自幼耳濡目染笃信道教。

  朱厚熄初政时励精图治,清除武宗弊政,限制宦官还权内阁:革除冗官;清理庄田并躬行节俭。正所谓“求治锐甚”(《明史》卷194)。貌似一只落在三山之巅的鲲鹏,显然与以往道教“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供仙人居住的神山”(《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的表达方式截然不同,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自我陶醉之感。庄子曾用“鲲鹏’象征自由的审美境界,朱厚熄却借此来表达自己初政时的理想。而正是由于鲲(鱼)鹏(鸟)之变,才引申出了“天光云影”。西晋著名玄学家裴颇曾为针砭时弊作了《崇有论》一文,提出“济有者皆有也”的论题,即每个事物的存在必然与其他相关事物共存。不是因为无才有,而是因为有才有,就像有了天光才出现云影。诚如朱厚熜了做皇帝的契机,才有了他凌驾于仙山上的可能,才有了道教的繁荣,才有了景德镇瓷器上丰富多彩的老庄,玄学思想的纹饰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颜色釉一样。

  三玄(《老子》《庄子》《周易》)用道家的思想解释儒家的义理以连六十天大醉不醒。“大明嘉靖年造”款弹琴图,无论它画的是稽康还是阮籍,都暗合了朱厚熜“更典改制”时,连遭儒臣们阻挠的内心痛楚。另外一幅弹琴图中有两个人,似稽、阮在一起谈玄论道的情景。稽康也曾有诗云:“回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与阮籍借酒浇愁不同,稽康是靠养性服食来超脱,他不仅服“散”,而且还作了《养生论》一文:“留丹石菌,紫芝黄精,皆众灵含英,独发其生。”可以“炼骸易气,染骨柔筋,涤垢泽秽,志凌青云。”嘉靖帝对此心领神会,命官员赴“五岳”等地广征灵芝。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十月,礼部报天下进献瑞芝达一千八百六十之多(《明史》卷18),“王者仁慈则灵草生”(《太平御览》),灵芝作为祥瑞之物被历代君王所推崇,灵芝卷草纹时有所见。这直接使嘉靖及其后灵芝纹饰广为流行。可能朱厚熜在“宫婢之变”中奇迹般的“康宁”都以为是灵芝的功劳,随之“五岳山人”款亦应运而生。

  道教与道家的相通之处主要在于形上道论,尤其是在道体论及养生论上。道教将养生看成是长生不死的实施手段之一,为修得仙体,常以仙桃来传达对于长寿的愿望。朱厚熜根据《武汉故事》(托名班固)请东方朔(前154—前93年)一个追求身心自由的“大隐”替他到西王母的瑶池中偷“仙桃”,对后世的瓷器纹饰影响深远。庄子肯定了变易的普遍性,认为天下万物莫不处于无止无息的变化过程中:“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嘉靖之前瓷器纹饰中的仙鹤多伫立状,而自嘉靖始,仙鹤均呈飞翔状,充分体现了“无时而不移”的庄子理念。万历时的仙鹤成为了“寿星”的坐骑,亦不失为创新之举,翱翔的仙鹤从此成为景德镇瓷器纹饰最常见图案之一。值得玩味的是在明代官员服饰规范中“文官一品仙鹤……武官一品、二品狮子”(《明史·舆服志》)。表面上看对道(鹤)佛(狮)似不偏不倚,而实际上是侧重于武官。因为,“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道教以自己的方式回答道家的命题,演绎道家的思维,实践道家的理念,弘扬道家的精神。老子曾有“上善若水”之论,而庄子的理想是做条自由自在的水中之鱼,即使在污泥浊水中也能自得其乐。“举世混浊唯我独清,世人皆醉唯我独醒”的精神使嘉靖时期官窑瓷器上的鱼藻纹成为主题纹饰之一,而此前只在民窑较常见。嘉靖晚期官窑瓷器多见不加边栏的款式,似有进一步追求“逍遥”的意味。表面上它符合道家“逍遥世界”的审美思想,实际上,朱厚熜更想突出庄子有关:“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的论断,以克服自己“非嫡系”的自卑感。因为根据宗法社会大、小宗的规定:“皇嫡长子为大宗,为帝统,其他皇子为小宗,为旁支,分封为王。若旁支入继正统,必须立为大宗之后,成为大宗之子,改称亲生父母为伯叔父母,即:为人后者为之子。显然,朱厚熜追尊兴献王(生身父)为皇帝是越礼犯制之举,他“应时而变”在大臣们激烈争论了20年之后终于以“岂有太庙中四亲不全之礼”为由,遂了“称宗附庙”的心愿,实现了“即使在污泥浊水中也能自得其乐”的信念。

  鱼纹“曲蜜华房上元甲子”款是嘉靖四十三年的标准器。“上元”可能是指“金箓”而言,据“灵宝玉鉴”称:“大斋之格有三:一曰上元,金箓二曰中元玉箓,三曰下元黄箓。它应为道教大斋时上元“降真致神”之用器。(斋醮的盛行直接影响明末清以“斋”为款的形式,它与佛教的斋戒伊斯兰教的斋月一样,使文人的书“斋”流露出可以得道成仙的感觉,康熙帝就曾把自己的居所称为“无逸斋”。朱厚熜把原始祭祀用之“神鱼”颠倒成为“鱼神”。自此,“鱼”被彻底融入了道教文化中,并更加频繁地出现在华夏民俗各种艺术门类上。景德镇瓷器用它作为主题纹饰更是晨见不鲜。其中“雅”字款的鱼纹具有儒家特色:“雅”即“正”,正则不违古道,言出于《诗》,行合于《礼》,乐比于《韶》,便是雅。然而,好景不长,“鱼龙变化”,最终再度成龙者乃是大清之“鱼神”。

  汉高祖刘邦的宠臣陆贾(黄老学派的代表人物)提出以“仁义道德”为“道基”反对独断主义。提倡“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因事而权行。”道家这一独辟蹊径的观念,迎合了朱厚熜挑“祖制”毛病的初衷。他把孔子“文宣王”的称号改成“圣先师”,以示“书不必起仲尼之门”。祭祀是历代王朝的头等大事:“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礼记》祭统)明代“天地合祀”是自朱元璋建国以来坚持使用的方式。然而“药不必出扁鹊之方”,“朕以藩服,仰借天命,入奉祖宗大统”(《明世宗实录》卷90),恰如庄子所言:“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出于个人恢复本土宗教的目的,朱厚熜以周朝以前便有“冬至祀于南郊之圆丘,夏至祀地于北郊之方泽”为由,实施了天地分祀。自1530年开始先后在北京建成了天、地、日、月坛,这促使嘉靖晚期出现了单独以“地”字为款识的现象,树起了一座“天地分祀”的里程碑。

  朱元璋规定:“道士设斋醮,不许拜奏青词”(《洪武实录》卷209),嘉靖帝竟以“青词”写的优劣来任免官员,当时人们把写“青词”人阁的人称之为“青词宰相”。朱元璋乃佛家子弟,嘉靖帝却敢于拆寺庙、烧佛骨肆意妄为,使皇宫内外成为道教的一统天下。宫内祷祀活动频繁,仅“一斋醮蔬食之弗为钱万有八千”(《明史》卷85)。据《江西通志稿》记载,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曾一次制作”甜白色酒钟三万”以供蘸坛之用。嘉靖初便出现了“汤碗”款。直至清早期“金箓大坛用”款仍沿用,并演绎出“汤社”款。

  “红花白藕青莲叶,三教原来是一家”的局面被朱厚熜颠覆之后,他却不排斥以“莲花”为主题或辅助纹饰的图案。因为道家原本便是其中之一,只不过是喧宾夺主而已。嘉靖官窑的’双莲花”,除了把佛教剔除,也把“天子”置之度外,只显示出道儒两家,颇有道家“无为而治”的理念。据《明世宗实录》卷二记载:“嘉靖临御以来,厘革弊政,委任旧臣。凡夫敬天法祖,修德勤政,求贤纳谏,讲学穷理。”虽有吹捧之嫌,但依靠儒道这两朵莲花却是事实。“朕为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明世宗实录》卷247),就连朱厚熜的道号也带有儒家色彩,他自封为“伏魔忠孝帝君”(《明史》卷307)。为使其父能称宗附庙也经常宣扬“天下之治,孝为先”。把儒家伦理与自己的意愿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受此影响,嘉靖期间的“树下读书图”“平步青云图”“一举登科图”“高官厚禄图”空前盛行。这说明对庶民而言,“官必起仲尼之门”别无选择。可能是为自己专烧的“独莲”纹,背面也学佛教八宝而凑出了道教的八宝(中国古代吉祥物叠胜等)。其后在清初把狮子滚绣球纹饰中的“绣球”简化为“道教八宝”之一,钱纹的形式,使佛道真正融为一体。

  在崇信道教的同时,朱厚熜还喜好祥瑞。明朝以来,官宦常见的龙凤样云纹饰皆由古人对祥瑞的崇拜发展而成为皇家专用的纹饰。据汉代以来的典籍记载,便有白燕、白鸟、白雀、白鸠,白虎,白鹿,白熊等(明早期宫廷多用白釉瓷,亦有祥瑞色彩)。西晋文学家傅玄在《拟天问》中曾将白兔送入月宫与嫦娥为伴。道教利用祥瑞本来就莫须有,或者是难得一见的自然变异现象讨好皇帝,嘉靖十一年(1532年)十一月,四川抚臣宋沧献上当时较为罕见的白兔,谎称祥瑞,朱厚熜大悦:“兹兔罕有,良由和气所感,而忠臣贤士携为王瑞。”(《明世宗实录》卷144)随后将白兔献予太庙,呈于两宫皇太后之前并接受百官祝贺。正德时,白兔纹饰隐于石头后面,嘉靖时白兔一跃成为石头前面的主题。身价倍增的兔纹,一度成为景德镇瓷器纹饰受宠的时尚,天启前后的“兔款”亦渊源于此。

  从嘉靖十一年(1532年)开始,钦安殿内便香火缭绕,尤其在嘉靖晚期的24年里,朱厚熜仅三次朝见群臣,日事斋醮,乞讨长寿成为他的主要生活内容。自松枝“寿”,灵芝捧“寿”,到直书“寿”字。犹如明早期,“福”字蜕变为佛教符号一样,“寿”字自此也被嵌入道教的日常活动中,而为后世相习沿用。壬寅(1542年)十月,杨金英等十六名宫女谋杀嘉靖帝未遂,十一月以“宫婢之变”昭告天下:“卒获康宁”(“康宁”是中国传统五福之一)。于是,导致“福寿康宁”款在嘉靖晚期及其后盛行,因而嘉靖时期的多数“福寿康宁”款基本上可以判断以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为上限。大难不死之后,王朝财政开始入不敷出,军费及宗室生齿日繁,开支浩大,1549年“清官”海瑞上疏直言:“吏贪官横,民不聊生……陛下之误多矣,其大端在于斋醮,斋醮所以求长生也。至于仙桃天药,怪妄尤甚。”(《明史》卷226)恰如海瑞所言:尧、舜、禹、汤、文、武皆“未能久世”,“斋醮”肯定是“徒劳无益”的。老子将“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看作是无为而治的根本。在老子看来,正是由于权力和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才引起天下纷争,故要谨记:“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尤其是作为统治者更应节制自己,才能“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庄子亦附会:“无欲而天下足”。原产中国西北“国色天香”的牡丹花被国人视为“富贵”的象征,“长命富贵”“金玉满堂”常被书于景德镇瓷器上。嘉靖以后尤为盛行,甚至作为主题并列直书于器内底心上。它们“断章取义”于老庄,却忘记了“莫之能守”“自遗其咎”的教诲:“不欲以静,天下自定”。朱厚熜在遗诏中追悔莫及:“方士人等,查照情罪,各正刑章,斋醮工作,采买等项,不经劳民之事,悉皆停止。”(《明世宗实录》卷556)最终朱厚熜“仙逝”于“灵丹”,而道教纹饰伴随着道家思想却在景德镇瓷器上成就了本土文化的滥觞。

  自东汉以来,道家思想不为封建统治所重,一直处于从属地位。藩王之子朱厚熜有幸登基,由于他天生便有追求“自由”“逍遥”的意识,骨子里充满了更典改制,拆庙毁庵,所谓“正前人之舛误,定万世之良规”的强烈愿望。至于“概然有狭小前人之志,欲裁定旧章,成一朝之作”(《明史纪事本末》卷51),无非是为巩固自己的专制地位和满足个人虚荣而已。然而,景德镇瓷器在相应反映出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纹饰及宫廷文化底色的同时,也在中国瓷画史上揭开了承上启下的一页。

  来源:艺术市场  编辑: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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