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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 “定制”还是“内销”

谈谭   2011-12-19

  ——论明代中前期青花瓷的主要消费群体

  青化瓷代表了明代瓷器制作的最高水平,它所体现的审美内涵清新、崇高、庄重,和天空一样深邃的蓝色给人以空阔、辽远、超凡脱俗的精神体验。明代青花瓷,特别是明代中前期青花瓷,其形制、纹饰和呈色技术已经跨越了时间、地域和各民族审美习惯的差异,受到世界各地人们的喜爱和收藏。明代陶瓷工艺的发达,特别是在青花瓷制作上的精湛艺术成就,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陶瓷史》称:“明人对于瓷业,无论在意匠上、形式上,其技术均渐臻至完成之顶点。而永乐以降,因波斯、阿拉伯艺术之东渐,与我国原有之艺术融合,于瓷业上,更发生一种异样之精彩。”

  中外学术界对于明代青花瓷与伊斯兰文化的关系已有不少论述,但是对于青花瓷所呈现的伊斯兰因素,这些论述均倾向于认为中世纪西亚和中东等地的穆斯林从中国定制青花瓷器,因之,中国青花瓷受到伊斯兰文化和艺术的深刻影响,明代官窑为满足外销定制的需要而烧制大量的具有伊斯兰风格的瓷器。日本著名古陶瓷学者三上次男在其名著《陶瓷之路》一书中指出装饰“独特花纹”的中国中世纪青花瓷器在埃及和中东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大量出现,而在“原产地中国和中国中世纪青瓷大批输入国的日本、菲律宾、爪哇等东亚地方却完全未能看到”。由于无法合理解释其中原因,三上次男的结论是“这类陶瓷器只能认为是应中东诸国的特殊要求而烧制的订货” 。中国学者王健华也认为:“白地蓝花的装饰效果”“深受帖木儿帝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喜爱”,因而,明初广泛生产青花瓷器“来迎合伊斯兰巨大的消费市场,永宣青花瓷在明政府的外交政策中充当了‘和平使者’的重要角色” 。还有一部分随使团来华的穆斯林商人十分精明,“他们根据海外市场的需求,亲自携带画样,大批定烧青花瓷后直接在港口装船运往西亚各国。同样,苏沛权的博士论文《青花瓷与中外文化交流》根据《明史·本纪》中所记载的官方朝贡贸易,对伊斯兰地区和国家的朝贡贸易情况进行统计,在总计1046次朝贡贸易中,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人贡次数为455次。这些回回贡使来时携带钴蓝原料,回程则带去大量青花瓷器。他得出的结论是:“终明一代,有接近一半的来自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回回贡使,从事官方朝贡贸易。由这一事实,可以清楚看到青花瓷品的生产,是面向广大的伊斯兰地区的消费群体的。” 苏沛权的结论没有出现“定制”的说法,但文中认为青花瓷的生产是面向伊斯兰地区的消费群体,此说与定制说法相差不大。应该说,明廷在赠予、“赏赉”或“回赐”各国贡使的礼物中的确包含有大量的青花瓷器,这在《明实录》等文献中多有记载。问题是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明代青花瓷的生产是“面向伊斯兰地区的消费群体”,或者说是根据海外市场需求而“定制”的。三上次男实地考察了东非、印尼、特别是中东地区的考古发现,在这些地方都出土有大量中国宋元时期的青瓷和15世纪“在白底上绘着天蓝色花纹的青釉瓷”。跟随郑和出使西洋的马欢和费信在他们各自记述行程经历的书中也指出当时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甚爱”“中国青磁盘碗”、“青花白磁器”和“聍丝绫绢”。这种喜好是中国古代瓷器大量出现在中东地区的主要原因,从宋元到明,甚至清初一直如此。它也是刺激当时的“回回贡使”和中东商人从中国输出瓷器的主要原因。不过,它与“定制’’一说尚有很大距离。如果说“定制”,那就应上溯至宋元而下延及清代,不独单单只论明代青花瓷。显然,这其中存在很大的讨论空间。

  一

  据史料记载,早在至元十五(1278)年,元廷即在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相当于宋代的司务所,作为全国唯一的瓷业管理机构。不过,元代浮梁磁局的使命很庞杂,除掌烧造瓷器外,还负责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事项,为蒙元统治者的军旅活动准备必需品,生产的瓷器比较单一,“非内廷供奉之需,而是政府机构的日用瓷” 。更有学者指出,元瓷尚白。青花瓷在元代并没有成为宫廷用瓷或朝廷贡瓷,其理由是“现存清宫旧藏品中,既有宋代五大名瓷的贡品,也有明清两代各类御用器,惟独没有元代的青花瓷器”。我们认为这种推论似过于决断,但可以肯定,元时的“浮梁瓷局”与明代景德镇御窑厂在制度和使命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

  明代景德镇御窑厂设立于洪武二年(1369),清人蓝浦在《景德镇陶录》中记述:“洪武二年设厂于镇之珠山麓,制陶供上方,称官窑,以别民窑。除大龙缸窑外,有青窑、色窑、风火窑……迨正德始称御器厂。”景德镇官窑的瓷器烧造,多由宫廷派遣宦官或工部官员进行监督和管理,符合要求的成品将解送宫内或充入内府。明代官窑对产品的形制和纹饰都有严格的规定,所谓“诸器官窑有其制”“岁从部解式造”。比如,洪武六年,朱元璋严令在器皿上“不得彩画古先帝王后妃、圣贤人物、宫禁故事、日月、龙凤、狮子、麒麟、犀象等形……违者罪之” 。洪武二十六(1393)年又规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可见,御窑厂产品在种类、式样、纹饰和釉色等方面都要符合帝王及内廷的喜好和需要,体现他们的意旨。《明英宗实录》记正统三年十二月丙寅“命都察院出榜,禁江西瓷器窑厂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于各地货卖及馈送官员之家。违者正犯处死,全家谪戍口外”。因此,至迟在明英宗正统三年(1438),“青花白地瓷”就已经是专为御用而生产了,并且禁止其在民间交流和作为礼品馈赠官员。

  御窑厂的设立为明代青花瓷的生产提供了比较稳定的生产环境和相对固定的消费群体,这就是宫廷和皇室,其中以供应宫廷需求为主,也就是说“统治阶层集生产者和消费者于一身” 。所以,景德镇御窑厂集中了当时技艺一流的匠师,占用优质原料,其产品只求质量和纹饰效果,不计较工时和成本,因而烧出的瓷器品质精美。一旦烧制的瓷器成品在造型、釉色效果或纹饰上,稍有不合适的地方,都要被就地打碎深埋,不允许御窑厂生产的残次品和落选品流传到民间,这种情况至少一直持续到弘治时期。景德镇御窑厂遗址的大面积发掘,出土了成吨的官窑瓷器碎片即是佐证。不仅如此,明代帝王还禁止民窑仿制官窑的釉色纹样,禁止私自烧造“白地青花瓷器”,《明史》载“正统元年,浮梁民进瓷器五万余,偿以钞,禁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瓷器,违者罪死”。就连官窑也不准私自烧造。显然,这不符合烧造“定制”出口青花瓷器的说法。倒是明代帝王们不愿青花瓷流落民间的态度值得揣摩,它意味着御窑厂烧制的青花瓷在形制、纹饰或材料上有其独特之处。

  二

  我们知道,我国早在9到10世纪就曾出现“唐青花”,但是历经宋、元,青花瓷发展一直十分缓慢。英国著名古陶瓷学者哈里·加纳认为:“唐代的蓝彩釉看来不可能对后来的青花瓷器有很大的影响”,而且“(中国最早生产青花瓷的时间)不会早于十四世纪早期。苏沛权也认为从技术层面分析,唐“青花”不符合青花瓷的定义,宋“青花”也是孤例,不具有批量生产规模。直到13世纪末和l4世纪初,随着元代中国与西亚中东地区频繁的物质和文化交流,这些地区的制瓷技术和钴土颜料才对中国青花瓷的工艺突破产生关键性影响。再加上景德镇此时已经是白瓷和青瓷的生产中心,所以,元代景德镇很自然地成为青花瓷的生产基地。

  虽然元青花在制作工艺上较先前有所突破,但根据已有的考古发掘成果,其产量十分有限。元青花上常常装饰有人物故事及动物图案,目前尚未见到带有阿拉伯文或波斯文装饰的元代青花瓷。明初青花瓷的装饰与元青花相比较,在题材上有很大不同,现存的洪武、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纹饰基本上是缠枝或折枝花卉,洪武、永乐时期没有描绘人物的纹饰,永乐、宣德时期的动物纹饰也大量减少。明青花的造型式样,一开始就出现了明显的伊斯兰风格,如扁壶、抱月壶、折沿盆、天球瓶、筒形花座以及穆斯林常用的执壶、盘等器物。绝大部分明初青花瓷在造型上可以溯源到西亚或中东地区古老的金属器、玻璃器或陶瓷器,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明代中期以后。

  同样,明初青花瓷在纹饰内容上也呈现了浓郁的伊斯兰韵味。许多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纹饰采用源于西亚地区的植物和花卉,通过抽象和变形之后成为纹饰。比如,“缠枝西番莲”就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图案装饰,在永宣青花瓷上广泛采用。再有就是一种椭圆形的扁菊花、苜蓿花等也较常见。这些花卉和植物的枝叶在卷曲缠绕中变形,并且同时向两个方向或多个方向有规律地连续伸展蔓延,这就是所谓“回回花”(Mohammedan Scrolls)。此外,精美的几何纹饰也常常出现在永宣青花瓷上。所以三上次男说,l5世纪之后,中国在青釉瓷器方面发生了“伊朗式的变化。不过,这种变化还称不上“以外来文化为主体”。就连最具有代表性的穆斯林常用的执壶,虽然从洪武时期开始一直烧造不辍,而且从外形来看,执壶的式样几乎完全是仿照西亚中东地区较早时期的金属器皿,但其装饰的基调却是地道的中国风格。比如,卷曲的花枝、尖圆的莲瓣纹和蕉叶纹,特别明显的是有些执壶外壁底部装饰有一周“回纹”,这是我国商周以来古代青铜器皿上的标记性装饰。其他形制的青花瓷,像伊朗阿德比尔神庙收藏的明永乐时期典型的一束莲纹青花大盘,其底部外沿也装饰着一周中国式“回纹”。此外,这里收藏的双耳扁壶、军持、青花碗、青花罐、青花盘、花瓶等,一般在其底部外沿或颈部都装饰有一周大瓣莲花纹、蕉叶纹或“回纹”。因而,多数学者认为,明初官窑的工匠们已经初步掌握了钴蓝彩料的着色技术,并且确立了一套相对稳定的纹饰图案,包括在形制和纹饰风格上呈现的许多域外因素。其中,约翰·亚历山大·蒲柏在他堪称经典的《阿德比尔神庙的中国瓷器》一书中,对在那里收藏的中国瓷器作了细致的研究。他认为:“仔细观摩就会发现伊斯兰主题只是在中国式设计中起着局部点缀作用”。

  三

  尽管明初青花瓷的装饰风格还称不上“以伊斯兰文化为主体”,但是它们体现的伊斯兰文化倾向、借鉴伊斯兰民族的装饰方式却是明显而强烈的。最明显的莫过于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的从永乐到正德时期带有阿拉伯文或波斯文装饰的青花瓷器,即西方学者所谓“回回瓷器”(MohammedanWares)¨ 。现存永乐青花波斯文卧足碗、青花阿拉伯文盘坐,宣德阿拉伯文青花碗等器物。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下面从“回回瓷器”的制作年代、名称、收藏地点或引证出处、阿拉伯文波斯文译文或说明这几个项目进行列表。

  我们试着从形制、译文内容和阿拉伯文或波斯文书法这三个方面来考察上表中的“回回瓷器”。首先从形制上看,这些“回回用瓷”一般都带有官窑的年号款识,盘、碗、笔架、笔盒、砚台、帽架、烛台、香炉、瓷缸都是典型的中国式样,其中数量最多的是笔架、砚台和笔盒,这些都是中国文人墨客的用具,中亚波斯等地的穆斯林对它们未必感兴趣。在众多文房用品中几件带有“大明正德年制”款识的青花笔盒引人注目,尽管外表装饰着阿拉伯文和阿拉伯式缠枝花纹,但“它们的造型却是十足的中国样式”,而且这些笔盒的内部结构也特别适合用毛笔来书写。正德时期的青花阿拉伯文罐明显是中国形制,青花阿文番莲尊和阿文七孔尊形瓶更是仿照中国古代青铜器的造型。最具有宗教内涵的莫过于戴维德中国艺术基金金收藏的青花阿拉伯文《古兰经》经文瓷牌,然而,这块《古兰经》文青花瓷牌“应该是受到中国文人书房放置的桌上型屏风样式的影响”。这些明显是中国传统式样的“回回瓷器”不一定适合中东西亚等地的市场,如果是“定制”的产品,那一定会是适合当地市场的造型。

  其次,这类瓷器上装饰的阿拉伯文或波斯文内容包括《古兰经》经文和“赞主赞圣”内容、各种来源的警句和名言到仅仅指称瓷器的名称。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此类用作装饰的阿文或波斯文内容却是世俗的,比如,“当我突然发现一笔财富的时候,我正在沙漠里游荡”,“政权君王永恒,兴盛与日俱增”。特别是诸如“练就优美的书法吧,因为它是人生的一把锁匙”,“一个傻瓜是永不知足的”,“约束对于‘无知者’来说毫无用处”。这些内容显示了浓厚的中国文化意蕴。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带“天顺年”三字楷款的青花波斯文三足炉,据耿宝昌先生考证,上面的波斯文是出自波斯诗人萨迪的诗集《果园》,但“为政万万不可刺伤平民百姓的心,欺压百姓就是在掘自家的根,谦逊的智者宛如树一棵,挂果越多枝头越弯曲”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一致的旨趣。此外,因为前述关于书法的铭文中前两段内容曾在多个“回回瓷器”上出现,所以哈里·加纳指出:“这些铭文看来已形成一系列固定的词句”。如,只是铭文内容具有明显的中国文化底蕴。

  第三,对于明代“回回瓷器”上装饰的阿拉伯文或波斯文书法,国外学者早就指出其书写大多不规范、不协调、甚至常常出现错误,令人难以识读。蒲柏在研读了一件带“大明弘治年制”六字款青花盘内沿和盘心的阿拉伯文之后,得出结论:盘上的阿拉伯文装饰“显然是中国人写的,或者至少是不太熟悉阿拉伯文书法的人写的,所以笔画轻重不太协调,甚至有错误,让人难以识读。他在研读另一件碗底标“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款的阿拉伯文青花碗时也表示:可惜碗内阿文笔画不清、十分拥挤,“是一个阿文知识十分有限的人写的、带有赞圣和《古兰经》内容的、一系列被误读的不相连接的片段。国内近年来也有人指出,明代“回回瓷器”上装饰的阿拉伯文或波斯文常常有“错误标点、字迹缭乱、甚至词句谬误”_。因此,除少数几件抄写正确、书法优美之外,如戴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收藏的带“大明正德年制”六字楷款的青花阿拉伯文《古兰经》经文瓷牌,可以认为明代“回回瓷器”上的阿文或波斯文书法大多比较粗糙。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明代书写“回回瓷器”的工匠们受到的伊斯兰文化教育十分有限。此外,还有一个现象值得考虑,那就是现存明代“回回瓷器”上的装饰语言常常是阿拉伯文,用波斯文装饰的较少。这个现象与波斯语在元、明以来的“几个世纪内”“是当时中国的国际商业通用语言”不相符合。

  尽管我们的统计不全面,而且许多铭文尚未识读,不过由上述表格的统计可以看出,最具有伊斯兰特质的明代“回回瓷器”无论是从造型、阿文或波斯文内容,还是从阿文或波斯文书法层面,都与“定制”说法难以吻合。一般定制物品当然要满足顾客的要求。中东西亚等地的穆斯林商人想必不会“定制”既带有阿文和波斯文装饰,又在造型上是“十足中国样式”的器具。尽管他们对于阿文或波斯文书法的期望可能不会太高,但他们对于错乱标点、笔画缭乱、词句谬误的《古兰经》文和“赞圣赞主”内容应该会相当不满。况且,他们对于用阿文或波斯文书写明显具有中国文化意蕴的警句格言想必不会有太大的兴趣。

  根据蒲柏对阿德比尔神庙收藏的经典研究,阿巴斯捐献给阿德比尔神庙的1162件中国瓷器中,805件保存到蒲柏对之进行考察研究的1950年。这些瓷器中四分之三以上是青花瓷,80件白瓷,还有其他单色和多色瓷器。在总计600多件青花瓷中只有极少数带有阿文或波斯文装饰,蒲柏在书中只提及四件(可能不只四件),而其中的绝大多数装饰有或者龙纹、风纹、麒麟纹,或者花鸟纹、鱼草纹、鹿鹤松竹梅纹,或者人物故事纹等等。总之,都是中国传统的装饰题材。我们甚至发现带有法轮和藏文等异教纹饰的青花盘。这些纹饰都不可能让定制者满意。另外,为满足波斯地区众多的消费者,精明的商人应该要求更多地用波斯文装饰的青花瓷,这也符合波斯语是元明时期中国对外交往的国际商业用语的大环境,可事实却与此相悖。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中东西亚地区出土或收藏有大量的明代青花瓷就简单地推测这些明青花是定制的,是这些地区的商人从中国定制的,甚至明青花中的“回回瓷器”也不能支持这样的推测。这些“回回瓷器”的中国式造型、蕴涵中国文化特色的阿文和波斯文装饰以及不太娴熟的书法都显示它们是为中国国内穆斯林设计和烧造的,属于内销瓷器。

  对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匹一萨拉伊博物馆收藏的明代瓷器,包括带有阿拉伯文或波斯文装饰的明代“回回瓷器”,也有学者进行了研究。这类研究表明带阿文或波斯文装饰的明青花都写有“大明正德年制”六字款,而且大多数这类瓷器从外形上看是典型的中国式样,如碗、高足杯、盒子、笔架等。阿文或波斯文装饰的内容“主要是表现诗意的片段和美好祝愿”,所以,“这类瓷器是专门为中国穆斯林生产的”,“只有几件是作为礼物赠送给了伊斯兰世界的统治者”。英国学者索姆·吉林斯(SoalTle Jenyns)在研究了明代的陶瓷器之后认为:“十五世纪瓷器中的中国青花瓷,虽然被认为来源于更早期的波斯金属器,但它们显然不是为波斯市场制造的,也没有用波斯风格来装饰”,“这些青花瓷尽管品质不一定是最佳的,但它们是为中国国内穆斯林社区制造的,并不是要出口” 。

  四

  接下来,我们还必须回答两个问题,明代青花瓷为什么在中东西亚地区广受欢迎?这些瓷器又是如何运抵上述地区的?

  我们知道,蓝色是阿拔斯王朝的流行颜色,同时也是两河流域波斯地区贵族们崇尚的颜色。著名伊朗裔法籍学者阿里·玛扎海里说,蓝色也是“波斯和波斯血统民族的皇家颜色” 。因此,蓝色和作为宗教颜色的绿色出现在波斯地区的宗教场所、王宫和丧葬仪式上。波斯各地清真寺的穹顶、门柱门楣以及外墙都不同程度地装饰着蓝色,这更使得蓝色成为波斯地区广大穆斯林喜爱的一种颜色。此外,根据中国古代文献的记载,西域各民族以及与之交往频繁的中亚西亚各民族,他们对白色的认识与汉民族存在差别,这些民族的风俗中以白色为“吉色”。经过长期审美心理上的积淀,“在宗教、王权、风俗的相互作用中,恰巧蓝、白二色正是满足这三种心理要求的色彩” 。

  元明之际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地区是波斯以及受波斯文化影响的中亚西亚等地。这些地区有尚蓝、尚白的风俗,因而人们喜好青瓷(影青瓷)、白瓷特别是“青花白地瓷”就十分自然了。不过,明青花是如此地珍贵,以至于只有宫廷、宗教圣地和达官显贵才能够收藏,在上流社会和宗教仪式中使用,甚至出现专门“租用”青花瓷器用于丧葬仪式的“殡葬仪礼的承包人”,而一般民众的日常用品中是难得见到青花瓷的。三上次男的《陶瓷之路》中已经表明,能够发现有大量中国青花瓷碎片的地方是宫殿废墟和清真寺遗址。阿德比尔神庙收藏的明代青花瓷除了阿巴斯自己的收藏外,还有一些是萨菲王朝贵族和重臣的收藏。这类青花瓷上一般都钻刻有收藏者的印记,它表明在拥有者看来青花瓷的珍贵性。同时,将青花瓷捐献给神庙和清真寺的行为也表明它们与宗教和“殡葬”习俗相联系的神圣性。

  从技术和原料层面来说,明代景德镇官窑青花瓷可以追溯到中亚、波斯地区早期的釉下蓝彩技术,而且绝多数作为钴蓝料的“回回青”、“回青”或“苏泥勃青”、“苏离麻青”的来源地也是中亚和波斯地区 。与之形成对照,成品青花瓷的流动方向正好相反,这就是从中国输出,主要是运往中亚、波斯等地。然而,有明一代,从永乐元年(1403)恢复市舶司到嘉靖二年(1523)因防备倭寇而罢市舶司,虽有市舶司之设,但是正如李剑农指出的,明代市舶司和明初海上商业关系与宋元相比已成变态,它的主要特征是“以市舶附于贡舶优于贡值而免市税”。明人王圻也指出,市舶司是“惟不通商,而止通贡”。因此,中国产品最主要的输出方式是所谓“朝贡贸易”。通过“朝贡贸易”将陶瓷器、丝绸等物品输往国外,而从事“朝贡贸易”的使者则以中亚、波斯和中东等地的“回回贡使”和穆斯林商人为主。根据文献记载,从永乐到天顺,除郑和下西洋之外,明廷亦不断派遣朝臣出使西域。其中原因,既有政治军事的考虑,也显示明廷一直很重视与中亚、波斯等地的“朝贡贸易”关系。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地就是往波斯湾的“忽鲁谟斯”_。明代中前期,不但“贡使”的互市商货免征课税,就是他们作为贡品的“方物”,明廷也要给予优厚的赏赐和赠与。明初,朱元璋就确定了“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而薄来可也”的政策。朱棣也要求:“朝廷驭四夷,当怀之以恩,今后朝贡者,悉依品级赐赉,虽加厚不为过也。”优厚的赏赐吸引着“回回贡使”们“相望于道”“络绎于途”。明廷赏赐和赠与的物品就包括数量众多的青花瓷器,《明史·外国传》、《明实录》及明人笔记对此多有记载。明初的郑和下西洋也给中东波斯湾地区带去了大量的青花瓷器。除赠与和赏赐之外,也有一部分青花瓷是通过朝贡贸易中正常的商品交换方式输出的。虽然明廷在数量上有严格规定,限制青花瓷器随意外销,《明会典》卷一百零二规定:“贸易使臣进贡到京者,每人许买青花瓷五十副。”但是如果以朝贡时限之长和贡使人数之多来计算,通过正常交换输出的青花瓷器总量肯定也相当可观。

  至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简短的结论,中东西亚等地考古发现中的明代中前期青花瓷,可以称之为“出口瓷”甚至“外销瓷”,但难以用“定制瓷”来概括。以明代中前期青花瓷的输出来说,朝贡贸易是最主要的途径,其中包括明廷的大量赠与和赏赐。明代御窑厂瓷器的生产不是通过出口来获利,而是为了满足宫廷、王室的需求及帝王的爱好。“定制”说法难以解释明代官窑“回回瓷器”的中国文化特色,也无法解释阿德比尔神庙收藏品中绝大多数都装饰着浓郁的中国文化符号,甚至是异教的偶像和纹饰。阿里·玛扎海里教授在《丝绸之路—中国一波斯文化交流史》中描述了明代青花瓷在波斯地区宗教和丧葬习俗中所具有的“魅力”和“市场”需求。马欢、费信、巩珍在他们记述跟随郑和下西洋历程的书中都提到中东、波斯湾等地对“青花白磁器”的喜好。实际上,白地蓝花的装饰效果寓意纯洁、高尚、凝重,非常适合波斯地区和广大穆斯林世界的审美需求。这也是各种纹饰的青花瓷在上述地区被当作珍贵的财富来收藏的原因。

  来源:西南大学学报  编辑: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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