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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 关于我国古外销陶瓷研究的几个问题

叶文程   2001-10-29

  我国陶瓷的发明及其对外传播和输出

  远在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远古祖先在长期劳动生产实践中就发明了陶器,并且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就。陶器的发明不但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对丰富我国的物质文化也有重要的意义和重大的贡献。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推移,人们之间的互相接触,物质文化的相互交流,我国的制陶技术也就广泛地向外传播。在邻近我国的东南亚诸国,不时发现类似我国的陶器出土,可以看出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这种关系应该从人类学的角度去分析研究。

  例如在印度支那东岸发现的沙荧陶器,其表面的处理、装饰与形式都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但一般来说,其相似的地方却清楚地表明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发源地。这种陶器的类型有罐子、瓶、壶、尊、豆等。陶器表面的花纹与龙山文化的绳纹相似。我国龙山文化的原始居民是伟大的航海家。他们沿着海岸线及岛屿之间向南航行,与东南亚各国原始居民进行接触和交流,所以,东南亚的史前陶器继承我国原始文化而发展。

  到了汉代前后,亦即公元初期开始,我国居民(包括越人)开始向南迁移,汉时,由于海上交通航线的开辟。陶器也随着人们的迁徒和商业贸易而被带进了东南亚诸国。这不仅见诸文献记载,而且我国的古陶器过去或近年在东南亚的考古遗址中都是常见的遗物。

  瓷器是我国的重要发明之一,我国素有“瓷国”之称。我国瓷器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自汉至元朝以来,特别是唐、五代开始,随着海外交通和海洋贸易的发展和兴盛,我国唐三彩、越窑青瓷、定窑白瓷、景德镇影青瓷和青花瓷、建窑的黑釉瓷和白釉瓷……,与丝、花等商品一起源源不断地输往世界各国。同时,我国瓷器的烧造技术,亦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学习和模仿。尽管在某些时期,他们的产品与我国瓷器有某些相类之处,但在数量和质量上却大为逊色。

  唐代以降,顺着“丝绸之路”,我国陶瓷器由陆路运往西亚诸国,转入欧洲,及至宋元明清,我国瓷器大量输往世界各地,特别是东南亚诸国,是世界各国市场上独一无二无可匹适敌的传统商品。 受到各国人民的极大欢迎和爱好。宋元时代输往国外的我国瓷器,被誉称为“马可波罗瓷器”。明代以来,郑长七下西洋之后,海洋贸易更加频繁,瓷器贸易额大幅增加,输出的范围更广,囊括了亚欧两洲,甚至远达于非洲东海岸,形成了世界性的中国瓷器市场。海上的“陶瓷之路”和陆上的“丝绸之路”可并为媲美而毫无愧色。

  近年来,由于朝鲜新安和泰国对我国陶器的打捞,以及我国瓷器在东南亚各国的出土,已引起了世界各地陶瓷研究者的极大关注。并掀起了一股研究我国古外销陶瓷的热潮。

  世界各国研究我国古外销陶瓷的概况

  很早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就很重视对我国古外销陶瓷的搜集和研究工作,并且相应地建立了一些研究机构和组织,拥有一支这方面的研究人才,搜集和发掘了一些资料,发表了一批论文、专著和图录,取得了不少的成绩。

  自三十年代开始,或更早一些,国外不少学者就注意并热衷这方面的研究。四十年代,特别是五十年代以后,世界各国从事这一方面研究的学者逐年增多,发表的专题论文、专著和图录,更是理发师与日俱增。美国学者阿加·奥格卢四十年代以来发表了《菲律宾发现的影青瓷器》(1946年)、《密执安大学搜集的明代出口青花瓷瓶》(1948年)、《影青、枢府与早期青花瓷之间的关系》(1948年)、《菲律宾出土的早期青花罐》(1950年)、《为穆斯林的保护人而制造的青花瓷盘》(1951年)、《所谓“汕头窑”瓷器的产地,类型的问题》(1955年)、《菲律宾遗址发现的明代瓷器》(1961年)、《菲律宾遗址发现的明代瓷器》(1963年)等文章。英国学者艾迪斯也发现了《菲律宾发现的中国瓷器的年代》(1968年)、《菲律宾发现的一些青瓷和白瓷》、《菲律宾出土的早期青花瓷》、《菲律宾发现的釉里红》等论文。

  各国出版专著也很多,如《菲律宾的中国陶器》(1912年芝加哥出版)、《古瓷-中国古时期手工业与贸易的研究》(1928年伦敦出版)、《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1954年出版)、《菲律宾发现的东方陶瓷器》(1967年东京出版)、《十一-十七世纪陶瓷器》(1967年柏林出版)、《陶器和早期的贸易》(1977年伦敦出版)、《中国的出口瓷器》(1977年纽约出版)、《陶瓷之路-探索东西文明的交点》(1977年东京出版)、《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瓷器的海上运输和青花编年之研究》,等等。这些专题论文和专著,对我国古外销陶瓷的窑口、品种、类型、运销路线、销售范围、烧造时代和中外文化交流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

  过去的一段时间,特别是最近几年来,在菲律宾、南朝鲜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还专门举行有关我国古外销陶瓷专题学术讨论会,举办过贸易瓷研究班(马尼拉贸易瓷研究班),同时还成立了一些专门学会(伦敦陶瓷协会)和研究会(日本国际贸易研究会),有组织地进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并经常举行研讨会、座谈会和报告会。今年五月间,在马来西亚沙捞越省召开了东亚、东南亚关于我国外销瓷的专业学术讨论会。参加的国家有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英国和日本等国,出席会议的代表有四十多人,宣读了十一篇论文。明年还计划在马来西亚的文莱召开类似的专题学术讨论会。今年九月间,由日本国际贸易瓷研究会发起,在日本东京召开了国际贸易瓷学术讨论会,我国古陶瓷研究工作者和有关国家古陶瓷研究者共七十多人参加这次会议。

  长期以来,国外学者在研究我国古外销陶瓷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在某些方面,无疑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对此,我们应该从外国有关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吸取有用的资料。来丰富我国古外销陶瓷研究的内容。但是,这里应该指出,国外研究者在这方面存在未能解决的问题,还有待于我国古陶瓷研究工作者来解决。

  我国古外销陶瓷研究工作的回顾

  自五十年代以来,或者还可追溯到更早的一些时候,我国古陶瓷和古外销陶瓷研究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是作出了自己的努力的。尽管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的为数还不很多,还是取得了一定成绩的,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点。

  我国已故的古外销瓷研究者韩槐准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就在南洋搜集资料和从事我国古外销陶瓷的研究工作,发表了不少专业性论文,如《柔佛拉玛的研究》(1948年)、《军持之研究》(1951年)、《在柔佛河流域发现的有款识我国残瓷》(1953年)、《婆罗洲的中国古陶瓷》(1955年)、《古代中国与南洋陶瓷贸易》(1960年)、《中国古陶瓷在婆罗洲》、《旧柔佛出土之明代陶器研究》、《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1960年)和《谈到我国明清时代的外销瓷器》(1965年)等等。《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一书,是韩槐准先生二十五年来对我国古外销陶瓷搜集和研究的结晶。他从南洋遗留的我国各时代陶瓷,自汉代及至明清时代,都列举了丰富的实物标本,并结合南洋有关博物馆的藏品。结合我国历代文献记载资料,进行精辟详尽的论述。韩槐准先生是研究我国古外销陶瓷的第一人。他的足迹几乎踏遍整个南洋,他毕生所做的工作是富有成果的。为我们开展这一领域的工作做出了很好的榜样,是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的。

  我国已故的古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在六十年代初期,也撰写了《宋代-清初中国对外贸易中的瓷器》(1963年)、《再谈明清两代我国瓷器的对外输出》(1964年)两篇论文。前者从宋元明有关瓷器出口的文献资料入手,对我国历代瓷器的对外输出进行综论,并对我国瓷器外销的路线、类别、外销青瓷的产地以及日用粗器的外销对满足与改善当地人民生活所起的作用进行概括,同时,还就《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书中,在十七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输出中国瓷器的情况作了扼要的介绍,后者,从我国外销瓷器同国内通用瓷器在装饰方面(即纹章装饰和绘画)进行对比分析,不仅帮助我们了解明清两代瓷器外销情况,也为我们研究我国瓷器的发展史上提供了一些值得重视的事实。

  与此同时,特别是最近几年来,国内学者也发表了一些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如《作为古代中非交通关系证据的瓷器》(夏鼐)、《瑞典所藏的中国外销瓷》(夏鼐)、《中国陶瓷和制瓷技术对东南亚的传播》(朱杰勤)、《十七、八世纪华瓷传入欧洲的经过及其相互影响》(朱杰勤)、《中国古代瓷器的外销》(冯先铭)、《元以前我国瓷器销行亚洲的考察》(冯先铭)、《朝鲜新安海底沉船中的中国瓷器》(李德金、蒋忠义、关甲坤)、《略谈德化窑的古外销瓷器》(徐本章、苏光耀、叶文程)、《畅销国际市场的古代德化外销瓷器》(叶文程、徐本章)、《晋江、泉洲古外销陶瓷初探》(叶文程)等等,上述论文主要根据国外出土的资料,或就国内有关窑口出土的标本。对我国古陶瓷的外销或制瓷技术的外传及其互相影响进行探讨和研究。

  总之,我国学者所发表的有关文章,尽管数量不是太多,但也反映了这方面的研究所取得的可喜成果,丰富了我们对古外销陶瓷发展史的认识,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古外销陶瓷的研究。所有这些,都是我国古外销陶瓷研究工作者所作出的贡献,这都是我们应为之高兴和自豪的。

  一九七九年十月间,由福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晋江地区文管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泉州古外销陶瓷学术座谈会”是一次对我国古外销陶瓷研究的专门性会议,这次会议对古泉州地区的外销陶瓷问题进行了讨论研究,并且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果。

  一九八零年七月间,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的正式成立,为我国古外销陶瓷研究工作的开展作了组织上的准备,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古外销陶瓷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又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这次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第一届年会暨学术讨论的如期召开,以及提交大会讨论的七十多篇论文和资料,这在建国以来可以说是空前的,是一次富有成效的检阅,也是一次巨大的收获。

  《中国古销陶瓷研究会通讯》的创办,《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的编辑出版,对介绍国内外的学术研究动态和情报,提供国外有关这方面的学术研究资料,促进和推动我国古外销陶瓷研究工作的开展,将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关于开展古销陶瓷研究的几个问题

  开展我国古外销陶瓷的研究,对于我国陶瓷史、经济史、海外交通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外友好关系史的研究,将起着重要的作用和作出应有的贡献。但是,如何开展研究,如何组织和发动大家有计划、有步骤地加速研究工作,这是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里就关于开展我国古外销陶瓷研究的几个问题,谈谈我个人的肤浅看法,供同志们参考。

  一、文献资料的发掘和整理

  记载我国古外销陶瓷的有关文献,是有一定数量的,我们应当很好地继承这一份文化遗产,要开展我国古销陶瓷的研究,首先就要把历史上有关的文献资料加以整理和汇编,以提供我们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之用,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必须立即动手去做,并把它加以系统整理,汇编和出版。尽管某些文献记载不多,或者不详,甚至是一鳞半爪,但是,这都是当时记录下来的第一手材料,是弥足珍贵、不可忽视的。

  除了已经知道的有关资料,并且已为大家平常所引用和参考外,我们还需要继续不断地发现和发掘新的资料,来充实和丰富我们研究内容。要从我国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大量古籍中发现和发掘一些新的资料,应该还是可能的,也不难办到的。即使是已了解和掌握的资料,由于版本不同,或者再引用时未经很好的查证、核对,往往也会"弄错",有的甚至还以讹传讹。关于这一点是需要我们共同注意的。所以说,有关资料的发掘、搜集、整理和汇编,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也是一项基本功。因此,我国古外销陶瓷研究工作者,必须在今后的岁月中,通过日积月累,持续不断地作出努力,占有更多、更大量、更丰富的有用资料,提供我们研究的依据。

  二、国外资料的翻译和介绍

  要研究我国古外销陶瓷这个新专题,了解和占有国外的有关资料,也是很重要的,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比文献资料还重要。因为它更有说服力。诸如丝、茶、陶瓷等。丝绸、茶叶既经使用即已消失,埋入土里,至今也不留痕迹。而陶瓷器皿,有的被收藏下来,有的即使摔破了,残片也还保存下来。世界各地的古文化遗址、古城址废发掘出来的大量中国陶瓷整器和碎片,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的我国古陶瓷器,都是极可珍贵的实物标本。

  我们应当了解到,截止目前为止,已发表和出版的有关我国古外销陶瓷的记录、论文和专著(包括有涉及到这方面内容的),大概已有数百种之多。其中有一部分是调查、发掘报告和藏品的记录;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而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究竟有多少呢?可以说是微乎其微。有的即使见到了,也未能组织翻译。这种局面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国外资料的翻译和介绍必须依靠热心、关怀和支持这方面工作的研究者和爱好者,一起动手,群微群力,互相协作,坚持不懈,才有可能做好。这项工作对我们的研究无疑是大有裨益的,这次,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编辑出版的《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内部刊物,就是对此的一种尝试。希望大家共同关心这件事,共同来办好这一资料性刊物,共同来耕耘这块园地。

  三、外销窑口的调查和考察

  国内的文献资料收集整理了,国外的有关资料翻译介绍了,这还不够,在今后,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开展有关我国古外销陶瓷窑口的调查、考察和发掘,全面了解和掌握有关实物资料,弄清内销和外销的产品类型和数量,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应当摆到议事日程上来。

  近几年来,福建省德化窑和晋江磁灶窑的调查发掘工作,根据出土的大量实物标本,并结合国外有关出土的实物资料进行对比观察研究,从中找到并确定为外销陶瓷的产品不少,东南沿海港口附近的地区,许多窑场的兴起和发展,与海外交通、海洋贸易是密切相关的,绝大多数窑场的绝大部分产品都是外销的,内销的仅占少数;有的窑口的产品甚至在国内荡然无存,显然专烧外销产品的。江西省对吉州窑的发掘、研究,可能也将出现某些类似的情况。

  我们可以确认,东南沿海与外销陶瓷有密切关系的地区,如广东、江西、浙江和福建等省。应当作为重点所在,要搞清楚有关外销陶瓷的问题,有待于这一地区的文物,考古和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当然,不属于沿海地区的内地窑口,有的外销瓷也占相当的比重,例如湖南长沙铜官窑、河北曲阳定窑、陕西铜川耀州窑、河南省磁县磁州窑,等等,也都有外销的产品发现。如何进一步搞清楚外销陶瓷的产品种类以及其它问题,仍然要做大量的工作。这项工作如能引起大家的重视;努力抓紧加速做好,肯定会收到很大的效果。

  四、文献目录的搜集和汇编

  文献目录的搜集和汇编,是一项基本功,也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迄今为止,国内和国外已发表的有关论文和专著的文献目录的搜集、整理和汇编,可以提供动态和情报。这项工作,目前的情况不是一无所知,就是所知道甚少,甚至还没有人(包括我在内)开始做这一项工作,从研究工作的需要出发,为了提供研究的线索,为了翻检方便,应立即动手收录文献,以公开发行的刊物为主,兼收其他部分,如《论文集》、《论集》、《论丛》、《丛刊》、《集刊》资料。同时,有关考古学论著或发掘简报、发掘报告(包括国内外),如古墓葬、古遗址、古城址及其他遗迹的报告中,有牵扯一这方面的内容的也可兼收。

  这一项工作要做好,当然得花一定的力气,个人做就要花较长的时间,并且要花费相当的精力。这了尽快把这一工作搞好,我们可以提倡几个单位或进者几个人合作,共同商定一个办法,或者搞一个协作计划,在一定的时期内把它搞出来。这里把任务提出来,希望大家一起想办法,来共同完成这一项工作。

  五、研究专题的设想和规划

  要搞好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就要设想一个专题研究规划来,以便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一些专题研究。在这一次年会和学术讨论会上,趁到会的专家学者们齐集一堂的机会,有必要抽出一定的时间,把如何开展古外销陶瓷的专题研究作为一个中心议题,大家集思广议,研究讨论,设想出一个规划来,以便今后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这里提出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作为抛砖引玉,让大家研究讨论时参考。有关我国古外销陶瓷研究的专题很多,例如古外销陶瓷输出路线的研究;输出范围(包括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输出产品类型和数量的研究;输出港口的研究;外销陶瓷窑口的研究;内销外销产品的比较研究;外销陶瓷在满足与改善当地人民生活所起的作用的研究;外销陶瓷对世界物质文化所作的贡献的研究;外销陶瓷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影响和作用的研究;外销陶瓷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研究。制瓷技术的外传和相互影响的研究,等等,上述提出的这些研究专题,都需要我们在占有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认真深入进行研究。要做好专题研究工作,还得依靠群众,共同努力,加强协作,才能真正达到预期的目的,为此,希望大家利用这次机会,提出设想,制订规划,采取措施,确实把这些专题研究工作搞上去。

  六、学术活动的举办和开展

  要把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搞好,举办和开展一些专题学术活动是必要的。这次年会和学术讨论会,是一次规模较大的学术活动,对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是一次大检阅,也是一次大发动。这次提交年会和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和资料,无论就数量和质量看都是可观的。这与大家的共同努力和关心支持是分不开的。通过这次学术讨论会,一定能达到互相促进,共同提高的目的,同时,又可以把这方面的工作做上去。

  除了这种大型的学术活动外,要设想或计划开展一些中、小型的学术活动,如座谈会、报告会或实地调查考察参观,有针对性地对某些专题或存在的问题,又是带有普遍性的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广泛的交流活动。这种规模小,收获大,又便于组织的学术活动形式,今后需要大力提倡和实行。与会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和办法,也可以提出来,把有关这方面的学术活动搞得更生动活泼,更活跃,更有成效。

  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也可以开展国际间的学术交注活动。我们举办的学术性活动,尽可能邀请一些外国同行参加。以便有机会和国外有关学者接触和开展学术交流,同时,也可以把有关这方面的学术活动移到与国外有关单位联合举办,也就是说把这种学术活动移到国外去举行。当然,这在今后是可以努力争取的。国外学者虽也有提出这种建议,但目前看来条件还不成熟。困难比较大,也比较多。在今后,我们也可以创造条件,与国外有关单位或有关学者加强联系,交换有关学术资料,交流有关学术活动的动态、情报,这方面的工作,是可以努力争取的。也有的同志建议,可否考虑吸收一些国外学者作为我们研究会的名誉会员或者通讯会员。这点大家可以作些议论,如认为有必要又有可能的话,可以向有关部门请示,争取在国外发展一部分名誉会员或通讯会员。

  七、《陶瓷考古》的创办与发行

  为了繁荣学术空气,开展百家争鸣,检阅研究成果,促进和推动我国古陶瓷和古外销陶瓷的研究,在今后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并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考虑创办一个公开出版的《陶瓷考古》学术性刊物,作为我国古陶瓷研究工作者和古外销陶瓷研究工作者自己的园地。这里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请大家审查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列入今后规划,争取早日实现这一目标。

  很早以前,冯先铭会长就积极倡议,成立“中国古陶瓷学会”或“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作为从事我国古陶瓷研究的群众性学术团体,这是完全必要的。应该尽快成立。“中国古陶瓷学会”和“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的关系极为密切,是一种姐妹组织或姐妹团体的关系。这里我大胆地把冯先铭会长的这个倡议提出来,请大家研究讨论,如认为条件成熟的话,能否在这次聚会期间,酝酿成立一个“中国古陶瓷学会”或“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筹备委员会,再经过与会同志和筹委会的努力,争取在明年江西吉安举行的“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第二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期间正式成立“中国古陶瓷学会”或“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陶瓷学会或研究会成立后,两个学术团体的关系将更密切,更一体化,届时可以联合举办学术活动。事实上这次年会和学术讨论会的内容就有这种体现。提交大会讨论的论文和资料中,就有很多涉及古陶瓷研究的。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明年这个愿望如能实现,我建议创办的《陶瓷考古》刊物,其实现可能性就更大了。

  上述有关我国古外销陶瓷研究的几个问题,考虑得很不成熟,也很不周密。这里冒昧地提出来 ,无非是抛砖引玉的意思,很可能有些提法不正确,也可能有的是错误,恳切希望得到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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