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博艺汇 专栏文章 博拍堂

[百家争鸣] 高丽青瓷的发展及与中国青瓷诸窑的关系

禚振西   2004-04-02

  东亚古代瓷业的发展中,高丽青瓷是中国周边国家中生产最早、质量最优的青瓷。因而,它在世界瓷业史料中占有重要地位,亦享极高盛誉。据南宋《袖中锦》刊载,当时被南宋誉为“天下第一”的物品中,就记有“高丽秘色”,即高丽青瓷。

  在此时期,作为瓷器故乡的中国,制瓷业生产正进入空前蓬勃发展的两宋繁荣时期,新兴窑场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创建,名窑名瓷不断涌现,新生的瓷窑体系亦一批批形成。然而正在此时,作为瓷器发祥地的中国却赞颂“高丽秘色”“为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中国人在南宋古文献中的这种称颂,应是对高丽青瓷中世纪高峰发展期真实面貌的如实记载。

  优美怡人的高丽青瓷,是高丽陶工学习了中国制瓷工艺后的创造,它是高丽文化的象征和代表,也是中朝文化交流的结晶。为研究两国陶瓷工艺的交流和升华,本文想就中国青瓷和高丽青瓷的关系谈点看法,高丽青瓷和越窑、汝窑的关系古文献中曾有记载,而将耀州窑和高丽青瓷联系在一起的想法,产生在1985年,当时自己从耀州窑遗址发掘出五代天青釉和唐代青釉白彩瓷,曾将此想法告诉过一些学者,还给西北大学和台湾刘良佑先生的学生讲课时谈论过,但一直未能写出文章,1997年受韩国美术研究所之邀,曾就耀瓷和高丽青瓷的关系写了一篇探讨性文章,登载于次年该所出版的《美术史论坛》第7期上。

  近几年盛蒙韩国留台的李恩敬和留学北京大学的金英美帮助,又看到一些高丽青瓷的资料,对此问题增加了认识,想在此再谈点看法,不当之处,敬请学界同仁指正。

  一、高丽青瓷的渊源与发展

  从考古资料得知,朝鲜半岛有着悠久的制陶历史。早在远古时期的新石欺时代,该半岛的先民就开始了陶器的制作,生产的半球形和大口深腹圜底红陶钵,往往采用篦纹和附加堆纹进行装饰。进入青铜时代,红陶多为素面,有平底罐和圜底釜,又出现了彩陶和黑陶,器物种类增加了圜底壶和长颈壶。进入公元初,半岛形成了高勾丽、新罗、百济并雄的三国时代,受到战国秦汉灰陶、瓦当和原始瓷器的影响。此时亦生产灰陶瓦当和褐绿色陶器。此时的陶器很多用作墓葬陪葬品,出现了一些象生的雕塑品,如女俑和骑马武士俑之类,带有鲜明的古坟文化性质。到了7世纪,半岛成为新罗统一的时代,在中国的影响下开发了低温绿色铅釉和初期的高温石灰釉瓷。

  新罗王朝曾派出佛教僧侣(留学僧)和学者(留学生)到中国唐朝修学。有不少新罗人亦到唐朝来定居,还在中国的居留地建起“新罗坊”。在两国间进行了广泛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也使半岛的瓷器生产得以萌芽。八世纪新罗衰微,分裂为新罗、后百济、泰奉后三国,但所奉行的与中国开展经济贸易的政策则继续进行。

  九世纪初,海将张保皋进而从中国招聘生产瓷器的工匠,使之移居到新罗专门从事陶器生产。这些迁居新罗的制瓷工匠,为朝鲜半岛带来了先进的制瓷工艺技术。此时引进的中国先进制瓷工艺,与当地传统的古陶艺相结合,开始了半岛青瓷器的制作。约在9世纪后半叶,新罗已烧制出与唐代玉壁底造型相似的青瓷器,它为日后高丽青瓷的创烧和鼎盛发展奠定了工艺基础,应是高丽青瓷的起源和预备期。

  公元918年,后三国泰奉的侍卫王建自立为王,定都开城,国号高丽,于936年同意了半岛,是为高丽王朝,直至1392年灭亡,为时474年。在此四百多年中,高丽王朝烧造出举世闻名的高丽青瓷,为世界瓷器发展史作出了重要贡献。关于高丽青瓷的发展历程,根据郑良谟先生研究大体可分为初期、发展成熟期、鼎盛期、衰退期四个大阶段。

  1、初期(10世纪):此阶段高丽青瓷的生产,接续了9世纪新罗时期的青瓷工艺。烧造的青瓷有两种型式。一种形式为类似中国越窑晚唐时期的器型,称为“玉璧底青瓷”,其造型为敞口、浅腹、缓斜壁、圈足大而矮。是“釉色漂亮、胎质致密、瓷化好”的优质青瓷。另一种形式为敞口、深腹、急倾斜壁,小圈足造型,胎粗松,釉色青绿偏灰,称之为“绿青瓷”,是民间用的粗青瓷。

  2、发展成熟期(11世纪):此阶段是高丽青瓷工艺技术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也正是北宋的陶瓷艺术空前繁荣发展,各名窑辈出,以不同品种和风格见长的各个窑系逐渐形成之成。当时的高丽国在抵御契约侵扰的同时,大力兴办教育,振兴文化艺术,也加强了和宋朝的文化科技交流,优秀的北宋陶瓷艺术对高丽青瓷有着重要的影响,为日后高丽青瓷的飞跃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发展期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11世纪中期前段的高丽青瓷,制作提高,出现了花口和口沿外翻的碗盘,器壁由原来的斜腹变为弧腹,圈足日渐变窄,开始流行阴线刻划、印花、铁花和堆花,纹饰以唐草和水波纹为多,亦有鹦鹉纹。

  11世纪中期以后,高丽青瓷制作技术成熟,胎土呈浅灰色,含铁量减少。釉呈半透明状的青绿色,釉中气泡多。器物造型曲线柔和,由中国式样逐步向本土高丽式样变化。装饰手法中镶嵌纹样逐步增多,阳刻和阴刻线条都较犀利。在纹样图案中以菊花唐草纹为主,但开始出现了折枝花和云鹤纹。   3、鼎盛期(12—13世纪前半期):高丽青瓷鼎盛发展期长达130多年,其中又可分为前期的纯青瓷鼎盛期和后期的镶嵌青瓷鼎盛期两阶段。纯青瓷鼎盛期,是在12世纪前50年。此时高丽青瓷的发展状况,曾被宋徽宗宣和五年派往高丽的使者徐兢所目睹,并在其所著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写道:“陶器色之青者,丽人谓之翡色。近年以来制作工巧,色泽尤佳”。此时的青瓷,青釉釉层较薄,呈翡翠般绿色,釉呈半透明状,内含大量的微小气泡。在装饰手法上有素面、阴刻、阳刻、象生造型等。图案由以前的满地装,向主纹和从属纹相结合的方向发展。青瓷纹样几乎不见此前的菊花唐草纹,出现了牧丹唐草、宝相唐草、莲花唐草和相同内容的折枝花等。同时镶嵌手法有所发展,由此前的粗糙工艺变得精湛,除用作从属纹饰外,也以折枝花的形式单独出现。此外还采用了青釉下绘红彩、绘黑彩、画金、堆白等装饰手法,上述装饰方法还往往结合起来使用。

  镶嵌青瓷的鼎盛期,是在12世纪后50年至13世纪20年代。此时的高丽瓷以镶嵌青瓷为主迅速发展。此种镶嵌工艺,是先在器胎上划出阴纹,再用赭土或白土填平刻纹,最后施釉烧成。烧出的镶嵌填彩呈现出黑色和白色的花纹。与绘画花纹相比,工艺费时费工,但花纹的立体感较强,是高丽陶工在世界瓷器史上的一个贡献。鼎盛期的这种高丽镶嵌青瓷,青釉透明度强,以亮丽为特征,因釉的硬度大,使器表出现了大量的开片。纹样则由此前的写实性逐渐转向程式化和图案化。在大量采用镶嵌装饰手法的同时,还配合采用了绘红彩、绘黑彩、堆白等装饰手法。在釉色、纹样和器物造型方面,都已由原来的中国式样变化为高丽式样。

  4、衰退期(13世纪中期以后):亦可分为三个阶段,但总起来看此时的高丽青瓷日渐衰退,这种衰退主要表现为工艺水平上的粗糙。器胎粗劣,且有黑色杂质;青釉不纯正,往往呈褐、黄色;造型厚重,修坯不精细;纹饰结构和装饰手法改变,主体镶嵌纹样日减,再从辅助镶嵌纹样增多发展到押花印花纹样,这种押印花成为日后李朝印花技法的渊源。

  通过以上对高丽青瓷的产生和发展历史的简略论述,可以看出它的产生和发展,除其本土的条件的因素外,曾经与中国的瓷业有很大的关系。笔者在学习和初步研究高丽青瓷的过程中发现,对高丽青瓷有过影响的中国瓷窑较多,目前可看出的有越窑、定窑、汝窑、耀州窑、磁州窑、修武窑、吉州窑等。这些瓷窑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高丽青瓷起到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越窑、汝窑、耀州窑三个青瓷窑场。

  二、越窑与高丽青瓷的关系

  北宋宣和六年(1124年),出使高丽的宋臣徐兢写下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书中记述了他在高丽的见闻。在该书卷三·十二器皿条中载有:“陶尊,陶器色之青者,丽人谓之翡色,近年以来,制作工巧,色泽尤佳。酒樽之状如瓜,上有小盖,而为荷花伏鸭之形,皆窃仿(倣)定器制度”。“陶炉,狁猊出香,亦翡色也,上为蹲兽,下有仰莲,以承之诸器,惟此物最精绝。 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

  在此段记述中,徐兢明确指出高丽青瓷和定窑、越窑、汝窑有密切关系。关于与定窑的关系,他指出“其酒樽之状如瓜”和“荷花伏鸭之形,皆窃仿(倣)定器制度”,情况谈的很明确,此处不再论述。值得研究的是“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的一段记述。我们在此将该文字记载前后换个次序。这段话的文意就成了:除酒樽和陶炉是仿照定窑制度外,“其余”的高丽青瓷“则大概相类”于“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此文献记载表明,处于纯青瓷鼎盛期的高丽青瓷与越窑和汝窑关系非常密切。因此,要了解中国和高丽瓷业的工艺技术交流,首先需要研究越窑和汝窑与高丽青瓷的关系。

  相类的青瓷色釉:越州秘色瓷具有青绿纯净的“千峰翠色”。高丽青瓷在学习“越州古秘色”的过程中,所烧的青瓷色釉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其初期釉色青中偏黄褐,进而青中偏灰。到成熟期,釉呈半透明的青绿色,其色调与越窑秘色和接近,但透明度比越窑要好。到其鼎盛期,所烧青瓷的釉色从青绿变为偏兰的天青色,与越州秘色瓷釉有了区别。

  相类的装饰手法:越窑秘色瓷是以“类玉”、“似冰”优美滋润的瓷釉见长,曾被中国上层统治者和文人推崇备至。在晚唐、五代一些著名诗人的笔下被称为“千峰翠色”、“明月染春水”、“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嫩荷涵露”等,都是赞扬秘色瓷的青釉。正因为如此,越窑的秘色瓷以素面为多,以便突出造型和青釉的优美。然而其中也采用了一些装饰手法对器物进行装饰。其装饰手法有贴塑、划花、透雕、象生雕塑、金饰等。

  相类似的装饰手法也被高丽青瓷所采用。特别是划花,在高丽青瓷中被称为阴线刻花,在11—12世纪曾被广泛运用。相类的纹样图案:越窑青瓷在唐五代和宋初的器物上曾装饰有不少纹样图案。所见的纹样有莲瓣、缠枝忍冬(唐草)、水波、鹦鹉、缠枝菊、宝相花等等。这些纹样图案在高丽青瓷上也同样被采用。通过以上比较,可清楚看出,越窑对高丽青瓷的产生和发展曾经起到重要作用,也正因为如此,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才有了高丽青瓷和“越州古秘色……大概相类”的记述。

  三、汝窑和高丽青瓷的关系

  汝窑是北宋时著名的青瓷窑。南宋叶 的《坦斋笔衡》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磁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在宋代的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中,以汝窑为首位。徐兢在其所著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叙了他所见的高丽青瓷,与“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表明汝窑青瓷曾高丽青瓷的生产有过很大的影响。

  汝窑在徐兢的书中被称作“汝州新窑器”,为此给后人留下了疑问,使人们怀疑在“新窑器”之外是否还有个“旧窑器”。其实。仔细阅读徐兢书中的这段话就不难发现,他所指的“汝州新窑器”是与“越州古秘色”相对而言的词句,在此“新”所对的不是旧,而是“古”,是对比形容越州窑和汝窑烧瓷的时间差距而言。徐兢写书是在宣和六年(1124年),而越窑秘色瓷生产是在晚唐五代宋初,距宋宣和年间已有200多年,所以用了“越州古秘色”之说。而汝窑奉宫中之命烧制淡天青釉汝瓷的时间。

  陈万里先生考证“是从哲宗元佑元年到崇宁四年(1086—1105年)”。叶喆民先生考证为“汝窑的鼎盛时期大体可推测在宋元佑元年(1086年)至宣和末年(1125),即哲宗、徽宗时期”。两种考证虽有区别,但都认为是哲宗元佑元年奉命烧制御用淡天青釉汝瓷的,期间距徐兢写书的时间也仅有38年,因此他才用“汝州新窑器”来称呼这种与高丽青瓷相类的淡天青汝瓷。当然,在奉命烧制淡天青汝瓷之前,其地就已经有了窑场,烧制一些民用白瓷和青瓷,而奉烧之汝窑是在其基础上兴建起来的。

  汝瓷的发展,接受了越窑秘色和耀州窑淡青釉的影响,同时与禹县和汝州钧窑中的天兰乳浊釉有密切的关系。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融汇上述名窑之长,烧出了“内有玛瑙为釉”的优美青瓷,汝窑青瓷多呈淡天青色,釉层均匀较薄,釉质滋润,带有玉质的半乳浊状,多有细碎开片纹,开片往往呈鱼鳞状,在放大镜下观察,可见到“廖若晨星”般稀疏明亮的大气泡。这种淡天青釉对高丽青瓷的发展影响很大。我们只要观察不同时期的高丽青瓷就回发现,其青釉的色调前后有着明显的变化。11世纪中期以前,高丽青瓷的色调青中多偏绿;在此以后的青瓷色调,则呈现出一种天青和淡天青色,这种青瓷色调给人一种安详、平静、淡雅、柔和的气韵,很符合高丽民族的审美意识。不仅被高丽青瓷快速引进和推广,而且在此种青瓷釉的基础上,高丽青瓷的发展得以升华飞跃,在12和13世纪烧造出具有高丽风格和民族特色的优美瓷器。

  另外,汝窑采用的满釉裹足和支钉烧的方法也影响了高丽青瓷。汝窑的支钉细小如芝麻粒,支钉痕数量多见三、五个,少见六个。高丽青瓷初期采用了越窑的泥条和锯齿形支烧具,烧成后遗留的支烧痕较大,影响了器物的美观。后又受耀州窑的影响,采用三角支垫;

  到11世纪晚期学习了汝窑,使支钉痕变得相当细小。

  11世纪晚期以后,高丽青瓷在器物造型上也有一些与汝窑“相类”的器物,如铜锣形瓷碟和盘,四曲倭角台式套盒,花口深腹注碗等,都是仿照汝窑器制作的青瓷器皿。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高丽青瓷在发展的过程中曾受到汝窑的很大影响。此影响与越窑的影响相比,出现的较晚。但因正处在高丽青瓷鼎盛发展的前夕,汝窑的特点与高丽民族的心理素质又相吻合,所以影响力度相当大,进而更将此种影响融入高丽陶瓷文化之中,成为高丽民族的一种传统特色。

Copyright©2001-2020 GUANGZHOU SHENGJIAYI CULTURAL PROPAGEATION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博艺汇 博拍堂 中华博物 环球艺术汇 广州市圣佳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粤ICP备18069946号 粤公网安备 4401040200016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