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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藏家] 孜孜一生续绝学

周成   2004-03-19

  ——文博专家王世襄其人其事之四

        十三 玩出来的“世纪绝学”

  从小到大,玩兴十足的王世襄,对于京城的各类玩意几乎无不涉猎。其中有养鸽子、斗蛐蛐、怀鸣虫、范匏器、绘葫芦、架大鹰、训獾狗以及品尝美味佳肴……若仅此而已,算一位“玩家”也就罢了,但他却以穷究奥秘的执著劲儿,通过与众多玩家交游,耳濡目染,搜集素材,结合文献,整理评述,使市井的“雕虫小技”登上了“大雅之堂”,于不经意间玩出了前无先辈系统之论、后寡来者可以继承的“世纪绝学”。

  1.养鸽子

  养鸽放飞,是王世襄发自心底的一种爱好。据他回忆:“我上小学时开始养鸽,就读燕京大学,鸽舍随我移至成府园中,最后遣散鸽群,老友王老根(早年曾在庆王府为鸽佣)亦潸然漓去则在50年代初。其间三养三辍,前后历时约30载,但搜求鸽哨则未尝中断。”王世襄因养鸽而起的趣闻逸事不少。他读小学时,一连数周的英文作文,篇篇言鸽,遭到老师呵责。读大学时,讲授文选的刘盼遂先生要求学生模仿词赋,王世襄又以《鸽铃赋》为题,引经据典,挥洒成章。交卷的他不仅未受呵责,反而得到了恩师孺子可教的赞许。读书时忘不了养鸽,谈情说爱就更离不开鸽子了。老伴所刻的《大树图》上就站着一对鸽子,一人养鸽放飞,一人绘画速写,两人的情感与生活就是如此和谐地交融在一起的。

  20世纪50年代以后,因环境的改变,更主要是坎坷的经历, 使他再也没有了养鸽放飞的闲情逸致,只是偶尔与制哨名家周春泉、陶佐文、吴子通和“哨痴”王熙咸有交往。1963年,王世襄怀着童年的美好回忆,在英文的《中国建设》第11期发表了《鸽哨带来的空中音乐》一文,引起海外许多玩家对北京鸽哨的关注。进入20世纪80年代,洗雪了冤屈的王世襄,心情如同蓝天白云般晴朗起来,昔日养鸽的欢乐情景时常浮现在眼前。不过,年龄不饶人,加上居住环境所限,养鸽放飞已不太方便。为此,他开始利用学术研究的空隙,盘点自己珍藏的鸽哨,整理旧友的文稿,查找相关的史料,收集前人的研究成果。经过一番努力,他弄清楚了目前所见的有关鸽哨的资料始于北宋,明、清时已有专门的《鸽经》《鸽谱》和对鸽哨较为详细的描述。比较系统的专著有1928年《晨报》铅印出版的由花鸟画家于非闇撰写的《都门豢鸽记》,美国人胡斯于1938年印行的小册子《北京鸽子与鸽哨》,当然,言之更详的重要文献应推王熙咸先生于1976年完成的《鸽哨话旧》一稿。正是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他分辨优劣,形成了《北京鸽哨》一书的编著构想。

  这无疑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学术接力。他的老朋友王熙咸用文言文写成的《鸽哨话旧》后,将此稿交由王世襄代为增订和整理。经两人商榷和探讨,终于得到了一篇7000余字的有关鸽哨的历史文献。此后的十余年间,随着研究的深入,王世襄感觉到《鸽哨话旧》太专业了一些。有关鸽哨最基础的知识,如鸽哨的品种、制作的材料、如何佩系,此文都略而未谈,又缺实物和图版,要让普通人了解这门玩意儿就有点难。于是,王世襄埋头写作,准备相关的鸽哨墨线图和实物的拍摄。尤其是1986年王熙咸谢世后,为纪念挚友,他更加速了此书的编撰进度。1989年,以老友的《鸽哨话旧》为篇首,分前言、简史、品种、佩系与配音、制哨名家、制哨材料、余论构成的《北京鸽哨》一书,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他终于将年轻时的爱好变成了可以传承相袭的学术成果。

  王世襄在《北京鸽哨》一书中,以深厚的文史功底,追溯了鸽哨演变的源流。他指出:“鹁鸽是一种容易被人驯化的鸟类,成为家禽的年代可能不会比鸡晚多少,‘鸽’字在甲骨文中虽有待发现,但已见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做鸽哨的主要材料是匏和竹,都在古代‘八音’之列,而且用它们来做吹奏乐器已有很长的历史。”“凡放鸽之时,必以竹哨缀之于尾上,谓之壶卢,又谓之哨子。壶卢有大小之分,哨子有三联、五联、十三星、十一眼、双筒、截口、众星捧月之别。盘旋之际,响彻云霄,五音皆备,真可以悦性陶情。”他依据造型将北京鸽哨分为四大类:一、葫芦类,以圆形葫芦为主体的鸽哨;二、联筒类,用管状哨制成的鸽哨;三、星排类,以托板为底座的鸽哨;四、星眼类,扁圆葫芦和管状哨相结合的鸽哨。每类各有若干种,经统计,共得35种。在谈到鸽哨的佩系与配音时,他根据年轻时养鸽放飞的经验,简洁地描述道:“鸽子的尾翎一般是十二根(十三根者是少数)。在正中四根距臀尖约1厘米半处,用针引线,平穿而过,然后打结系牢…… 佩系时,哨口朝前,将哨鼻插入四根尾翎正中缝隙中。”他还具体介绍了两种养鸽放飞的情景:一种叫“走趟子”,就是选择当年或一、二龄的壮鸽,取其血气方刚,喜欢远游,让它晨飞午归。这类鸽子因远征直飞,哨音平直而不会产生婉转回荡的韵味,故用不着什么配音。另一种叫“飞盘”,就是命群起飞后,围绕所居,一再盘旋,上下飞翔,有时可以三起三落,历一二小时才收盘归巢。飞盘的鸽群,最宜选哨配音,欣赏其来自空中的美妙音乐。王世襄在《北京鸽哨》一书的最后着重介绍了入清以后出现的八位制作精良、音响绝妙、声名显赫的制哨名家,即以哨上所刻之字命名的“惠”、“永”(老永)、“呜”、“兴”、“永”(小永)、“祥”、“文”、“鸿”字八人。

  养鸽、藏哨、撰文、著书……王世襄与蓝天上飞翔的鸽子结下了不解之缘。2000年,辽宁教育出版社以他十年前出版的小册子为基础,推出了彩版精印、中英双语本的《北京鸽哨》。他还特意把明代文字记录的《鸽经》与清代宫廷彩绘的鸽谱整理成《明代鸽经清宫鸽谱》,交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同年10月,王世襄虽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却亲临郑州,参加当地朋友特意为他举办的“越秀怀观赏鸽评比会”。当他看到久别的观赏名鸽“紫点子”时,发自内心的喜悦溢于言表。而当他发现北京早已绝迹的观赏名鸽“铁牛”时,更是喜形于色,不禁欣然题诗:“多年谓已无踪影,今日携归喜欲狂!”

        2.斗蛐蛐

  蛐蛐,学名蟋蟀, 是生长于秋天,供人们收、养、斗的一种可以鸣叫的虫子。养蟋蟀之风古已有之,历代不衰。号称“万物之灵”的人,为了这微细的虫豸无端生事,增添多种多样的活动,耗费了日日夜夜的精力,显示出形形色色的世态,并从中滋生出不少喜怒哀乐。王世襄年少时玩蛐蛐的种种经历与乐趣,使他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沧桑后,仍难以忘怀。他的著作《蟋蟀谱集成》一书也于1993年8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老伴袁荃猷评述道,这本书“采用了整理编校古籍的方法,把玩好当学问来做。附在书末的《秋虫六忆》被黄裳先生称为‘近来少见的一篇出色散文,值得再读三读而不厌的名篇’。也有人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对北京蛐蛐罐讲得最详细的一篇文章。”所谓“整理编校古籍的方法”,就是从全国各地图书馆及藏书家那里搜集到30多种蟋蟀谱,去掉重复和内容贫乏者,选出17种交付影印,并为每种写出提要、断句、改讹、勘误,最后编成一部堪称“大全”的蟋蟀谱丛书。

  细读《秋虫六亿》,人们在王世襄娓娓而谈的忆捉、忆买、忆养、忆斗、忆器、忆友的“六忆”中,真切地感受到他60年前玩秋虫的喜怒哀乐。在“忆捉”一节有一段细腻动情的描写:“只要稍稍透露一丝秋意,野草抽出将要结子的穗子,庭树飘下尚未金黄的落叶,都会使人想起一别经年的蛐蛐来。秋天已到,更使我若有所失,不可终日,除非看见它,无法按下激动的心情。有一根无形的线,一头系在蛐蛐翅膀上,一头拴在我心上,那边叫一声,我这里跳一跳。” 怀着这种别样的情趣,学生时代的王世襄,每到秋天,总要穿起破裤褂、洒鞋,戴着阿虎枪签子、铜丝罩子、蒙着布的席篓、芭蕉扇、帆布袋、水壶、草帽和几个山罐,兴致勃勃地到东直门外的李家菜园、西坝河、东坝河和西北郊苏家坨等处“逮蛐蛐”。能逮到的好的,特别兴奋,也格外钟爱。不过每年蛐蛐的主要来源还是花钱买的,买蛐蛐的地点和卖主,随着年岁的增长而变换。小时是从孩子们手里买蛐蛐,稍长转向比较专业的常摊,成人后他就特意到宣武门外一家客栈的蛐蛐店去买来来自山东宁阳、长清、泰安、肥城、乐陵等地的山蛐蛐。这是当时最高级的蛐蛐市场,也是虫友相会之处。在“忆养”一节,王世襄谈到了一个玩家的正当目标和最高境界:怡情养性。从早秋开始,王世襄就对好蛐蛐一盆一盆地品题与欣赏,观察其动作,体会其秉性。中秋以后,养蛐蛐更可以养性。天惭惭冷了,蛐蛐需要“搭晒”,王世襄就在清晨的阳光下,放好桌子,支上帘子,抱膝坐在旁边,侧耳聆听桌上蛐蛐罐内的动静:‘一个开始叫了,声音慢而涩,寒气尚未离开它的翅膀。另一罐也叫了,响亮一些了。渐渐都叫了,节奏也加快。一会儿又变了韵调,换成了求爱之曲。从叫声,知道罐子的温度撤掉虾须帘,换了一块较密的帘子遮上。这时我也感到血脉流畅,浑身都是舒适的。”在“忆斗”一节中他写道:“北京斗蛐蛐,白露开盆。早虫立秋脱壳,至此已有一个月,可以小试其材了。”具体的过程是双方将分量相等的蛐蛐放入斗盆,各自只许用粘有鼠须的捵子逗自己的蛐蛐,使知有敌来犯。当两虫牙钳相接,监局立即报出“搭牙”,算是战斗已经打响,从此有胜有负,各不反悔。不论交锋时间长短、回合多少,最后以占下风的蛐蛐遇见占上风的便贴着盆腔掉头逃走为止。如此两次,便是输了。胜负既分,监局就在胜者的条子上写个“上”字,在负者的条子上写个“下”字。胜者便据此可以到帐房去领奖了。王世襄在这里着重强调:“使捵子是一种高超的技艺。除非虫主是这方面的高手,总要请专家代为掌捵。运用这几根老鼠胡子有很大的学问。”在“忆器”一节,王世襄追根溯源,从宋代开始,考证了近千年间蛐蛐罐的变迁和形制,并在南、北盆罐两大系列中重点谈了北京盆罐中的“万礼张”与“赵子玉”的制品,使现今的许多玩家有了一面可资参照的历史的镜子。最后,在“忆友”一节中,王世襄真情地写道,70年来由于养蛐蛐而认识的人实在太多了,结交成契友的也不少,而最令怀念的是曾向他传授虫经的几位老先生,每当提及他们,王世襄总是充满了崇敬之情。

        3.怀鸣虫

  冬怀鸣虫,是老北京的又一种民间习俗。冬日的鸣虫,有蝈蝈、札嘴、油壶鲁、蛐蛐、梆儿头、金钟六种。王世襄冬怀鸣虫的嗜好始于儿时,其兴趣经久不衰。1993年8月,王世襄在香港壹出版社推出了中英双语本的《说葫芦》一书,并在此书下卷结合自身体验,引经据典,归纳整理,发表了系统探讨冬怀鸣虫这一民间习俗的《冬虫篇》。

  他在此文第一节“鸣虫秋类与所用葫芦”中仔细考证道:蝈蝈,亦写作聒聒或蛞蛞,字书称之曰络纬,或捉于西山,或人工孵育。札嘴,似蝈蝈而小,翼较长,耸而尖,南方称“札儿”,产于山东德州南部,亦有人工孵育。油壶鲁,有油乎卢、油胡卢等多种写法,似蛐蛐而大。蛐蛐,即蟋蟀,亦名促织。田野天生的蛐蛐,秋捉冬老,只为能斗;人工孵育的蛐蛐,能过冬日,身羼牙软,只为能鸣。梆儿头,似蛐蛐而略小,头部宽阔或三角形,向前突出,故南方称“棺材头”,性野善跃,其声短促,无悠扬之致。金钟,明人刘侗解释道:“有虫黑色,锐前而丰后,须尾皆歧,以跃飞,以翼鸣,其声蹬棱棱,秋虫也。暗即鸣,鸣竟刻,明即止,瓶以琉璃,饲以青蒿,状其声名,曰金钟儿。”

  《冬日篇》中还记有王世襄秋捉蝈蝈、冬怀鸣虫的几桩有趣的往事。其一,蝈蝈闹课堂。20世纪30年代,王世襄在燕京大学读书。据他讲:‘邓文如先生在穆楼授《中国通史》某日椅近前排,室暖而日暄,怀中蝈蝈声大作,屡触之不止。先生怒,叱曰:“你给我出去,是听我讲课,还是听你蝈蝈叫!”只得郝然退出。同学皆掩口而笑。此后谒先生,未再受呵责。两年后季终命题《论贰臣传》,呈卷竟予满分。盖先生未尝以学生之不恭而以为终不可怒也。”其二,声似琴音。1955年,王世襄与著名古琴演奏家管平湖先生一道供职于中国音乐研究所。某夜,王世襄正在听管先生弹奏古琴名曲《广陵散》。忽然,他的大草白蝈蝈从怀中发出“聒聒”的叫声,与悠扬的琴声交织在一起。管先生连声说:“好!好!好!”并顺手拨了一下琴弦后说道:“你听,好蝈蝈跟唐琴一弦散音一个味儿。”雅与俗在这时交融得如此和谐。其三,侧耳听秋。这件事还得从王世襄的老伴在1984年除夕画的一幅速写说起。图中的王世襄坐在一个圆笼旁,双手捧着一个长长的纸筒,正侧耳听着什么……画面右上角题有“世襄听秋图”5字。何谓“听秋”,王世襄为老伴的这幅速写作了如下解说:“养虫家多备圆笼、汤壶,毡棉裹之,周匝安放葫芦及山罐(有釉小陶罐,薄铁为盖,底垫土,可养油壶鲁、蚰蛐等四种鸣虫),每日晨昏或一昼夜换沸汤一次。此为‘蹲虫’之具。‘蹲’者谓暂置于此,俟其振翅发声,先选其佳者入怀。初蜕虫不能鸣,旬日后方振翅,半响一二声,名曰‘拉膀’。又旬日,连续而渐长,曰‘连膀儿’,选虫斯其时。顾一二十虫在一笼,鸣声此歇彼起,不知入选者究在何许。予每坐圆笼旁,卷长纸筒凑近葫芦,侧耳寻之。老妻笑我嬉戏如玩童而静肃又若老衲,拈笔速写如图,并以‘听秋’名之。”以虫为媒,夫唱妻随,真是其乐融融。

        4.范匏与火绘葫芦

  范匏又名匏器、葫芦器,俗称“模子葫芦”。范匏的具体做法是当葫芦幼小时,将它放入有阴文花纹的模具,秋天长成后取出,不仅形态悉如人意,花纹亦隆起宛若浮雕。这无疑是我国独有的一项巧夺天工的传统工艺。据考证,范匏起源甚早。从商承祚先生于1939年所写的《长沙古物见闻记》的“楚匏”一则来看,可能在战国时已施范于葫芦上面了。 明、清以来,范匏这一民间技艺日臻成熟,并传入宫廷。故宫所藏的清康熙、乾隆时期的匏器蔚为大观,有数十种、一二百件之多,均造型典雅,花纹工整,范制精美,色泽莹润。清末,“模子葫芦”的种植集中于徐水、天津两地,所制的匏器又仅限于畜虫用具。

  1938年,王世襄在就读燕京大学期间,就曾尝试种葫芦。他精心旋了六瓣木模,其上摹绘张和庵《百花诗笺谱》中的一枝月季花,左下有“又筠制”三字小印,并将模具上的图文镌成浮雕花纹后,送到东郊六里屯盆窑翻制成内辟有阴花纹的瓦范。可惜,这一年蚜虫为虐,放入瓦范内的葫芦仅有两三个成器,且胎簿欠坚实。1939年以后,王世襄因母亲逝世而埋头学业,不在种植匏器。但他亲手制作的匏范却由虫贩子赵子臣借给天津的陈某范种,所成之器则流往香港。多年后,王世襄在香港的古玩市场上看到这些署有“又筠制”款识的匏器已被好事者当作清乾隆之物出售时,不禁哑然失笑。20世纪50年代,由于社会的急剧变革,徐水、天津已无人再种模子葫芦,范匏技艺濒临绝灭。1960年,王世襄有鉴于这一传统技艺的消亡,曾写过一篇《读匏器》的文章向社会呼吁,但终因有玩物丧志之嫌而没有被采纳。1979年《谈匏器》一文在《故宫博物院刊》发表,既刻引起了有志者的反映。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京、津郊区的一些农民,如北京南郊的张金通、天津的王强等都突破了制范、雕木、翻瓦等技术难关,在种植的各个环节上进行了成功的探索, 获得了一批又一批范匏佳作。面对这项具有悠久历史的技艺绝处逢生,王世匏特意撰写了《樊匏绝艺庆重生》一文,发表在《燕都》1992年第五期。庆贺之余,他还提出了值得改进的五点忠告。为了让范匏这一传统的绝艺在海内外更加广为人知,他在香港壹出版社的《说葫芦》一书中,翔实具体而又图文并茂地叙述了天燃、人工雕饰的葫芦以及贮养鸣虫的葫芦,使这一濒临湮灭的传统技艺绝处逢生后又登上了可以传承相袭的学术殿堂。

  火绘葫芦,又称火画葫芦,为火绘烫花技艺的一种。它用火画的方法,烧炙葫芦表面,借焦黄的烙痕,呈现各类丰富的图文。从生长规律而言,葫芦初收,皮色白皙三五年后转黄,年愈久愈深,直至红紫。火画只宜施之于色浅者,如已深黄,烙痕与皮色就很难分辩了。王世匏学习火画葫芦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他至今珍藏的火绘葫芦,有蓄虫的葫芦,也有用作鸽哨的葫芦,所烫图案大都取自历代名家的山水、花鸟之作,亦有自己即兴而成的小品,展示了他在中国古代书画方面的深厚功力。其中有一对红木小圆盒,盒盖镶火绘葫芦,内盛红豆,是王匏世1945年从重庆归来后给夫人的定亲之物。他在《说葫芦》一书中曾专门提到火画葫芦,循其源流,详陈做法,以利后辈传承。

        5.架大鹰

  架鹰逐兔,曾是王世匏年轻时的又一种爱好。他玩鹰大约有七八年,主要是在高中和大学期间。上燕京大学时,他住在东门外一个20多亩的园子中,出门就可以放鹰,一周可以去上两三次。 他在读研究生的第二年曾提笔写过一些捕鹰、驯鹰、放鹰的纪实性文章,并连续发表在当时北平的《华光》杂志1939年第一卷4期、6期和1940年第二卷1期。半个多世纪后,王世匏重读学生时代所写的养鹰文章,心情难以平静。他在增加文字描述和补充彩图后,将改写稿《大鹰篇》发表在1994年8月出版的《中国文化》杂志上。

  《大鹰篇》是纪实忆旧的散文。尽管它描述的是民国年间老北京的一种娱乐癖好,,但只讲他亲身驯养过的大鹰。王世匏在此文中界定了“鹰”的含义:“鹰,其广义被用作猛禽的总称,包括体型最大的雕(别名曰鹭)类;体型次大的鹰(即所谓‘大鹰’)和鹘 (北京称兔虎,乃兔鹘一音之转);体型最小的隼类(鹞子、细雄、伯雄、松子等皆属之)。狭义的‘鹰 ’把雕和鹘排除在外,只包括捉兔、雉的‘大鹰’、捉较大鸟雀的‘鹞子’和捉小鸟的隼。”此外,他还向人们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亲身经历的打鹰、相鹰、驯鹰的种种往事。

        6.训獾狗

  训狗猎獾,也是王世匏青少年时期热衷的众多玩意儿的一项,并由此结识了三教九流、不同阶层的许多朋友,也锻炼了他的身体,至今受益。

  “獾”似狗而矮,利齿锐爪, 依洞穴居,昼伏夜出,食农作物,是一种害兽。经过训练,用以猎獾的狗曰“獾狗”。养狗猎獾,又称“逛狗”是清代京城八旗子弟中摔跤习武之辈的一种癖好,也可以说是一项玩乐享受的运动。王世匏十七八岁时,为了学摔跤, 专门拜原清朝善扑营头等扑护瑞五爷、乌二衮为师。受他们的影响,他开始训獾狗,并结识了不少有名的养狗家,跟其中的荣三交往甚密。王世襄养狗有七八年时间,除了训狗、逛獾,还特意养狗家口中代代相传的《獾狗谱》笔录下来。事过境迁,王世襄不再养狗,而《獾狗谱》也被束之高阁。半个世纪过后,他在整理旧稿时旧意外发现历经浩劫后的此稿,不禁感慨万千。据此,就有了王世襄发表在《中国文化》1994年第9期的《獾狗篇》。

        7.品养食

  王世襄家境殷实,久居京华,曾品尝过许多美味佳肴。他在几十年大起大落的人生旅程中,到过海内外的许多地方。由于他喜好交游,善于观察,刨根问底,故而在厨艺上形成了“善吃、善做、善品评”的特点,在京城文化圈内享有盛誉。他为饭馆题联,关自参加烹饪鉴定会,为菜谱写序,整理有关烹饪的古文献和他人的旧著等。1988年,他受邀为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名菜谱》北京风味卷、福建风味卷撰写了两篇序言。1989年,经王世襄的特别推荐,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金琪先生撰写的《饾饤琐忆》。书首刊有王世襄专门题写的四首七绝,体现了一位美食家思古喻今、笑迎盛世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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