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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藏教室] 明代书画作伪手法种种

杨臣彬   2004-01-02

  古书画作伪的方法很多,归结起来不外是摹、临、仿、造、代笔以及对真迹的改头换面。这是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鉴定概念》中所作的概括。就明代书画作伪的实际情况看,也大体如此。

  临摹,明人所作伪书画中,采取临摹方法的占相当大比重;既临摹前代大家;也临摹同代名人。

  例如清宫旧藏《秘殿珠林石渠宝石笈续编·乾清宫》著录的钱选款《洪崖移居图》卷,纸本设色,画洪崖及家人行于途中,无背景。首书小字“洪崖先生像”。本幅自题五言诗一首,款署“吴兴钱选舜举画并题”,下钤“舜举”、“钱选之印”二印。后幅有冯子振、祝允明题跋。有乾、嘉、宣诸帝收藏印。此幅字、画、题均伪,虽颇得钱选面目,但笔力纤弱,线描工板,为晚明有本勾摹。此图现藏故宫博物院。

  再如清宫旧藏《石渠宝笈初编·重华宫》著录的赵孟頫款《老子像并书道德经》卷,卷首为白描老子像,接书小楷书子《道德经》全文。款署“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赵孟頫书”,下钤“赵氏子昂”朱文印一方。前有“大雅”、“松雪斋”二印。后幅徐有贞、文徵明题,并邹一桂补画梅花一段。赵氏书与画及徐、文二题均伪,赵书有一定水平,但其中有不少字结构失步,印也不佳,当为明代中后期高手临摹。故宫博物院藏有赵氏《老子像并书道德经》卷真本,可资对照。

  其他明人临摹同代大家作品者如清宫旧藏沈周款《舟行图》卷,沈周画和长跋及吴宽跋均为晚明人一手摹作,摹得很像,但缺乏生气。此图真本画于藏经纸本,原为吴湖帆先生旧藏,名《吴江图》卷。存世诸伪本《吴江图》卷,大都以吴氏旧藏本为祖本临摹。

  仿,学某家笔法、构图和设色进行“创作”,并非有本作依据,用这种方法作伪在明代也很盛行。所仿之作较为自然而无板滞之疵,但往往带有仿者自家风貌。如前述故宫博物院藏董其昌款《仿倪瓒诗画》卷,纸,本墨笔,前画仿倪瓒小景一段,后有行书仿倪题画诗。书画均仿董其昌大意,用笔颇为自然流畅,但显轻佻,与董氏书画所具有的生秀之趣明显不同。此外故宫博物院藏董其昌款《西峰松月图》卷,则属于仿造的另一路,虽较生拙,接近董画,但款题很差,落款处一段纸较新,似为割去原仿作者款改为董款的。

  事长 造,就是凭空乱造。以这种方法作伪的例子在明代不胜枚举。詹僖伪造吴镇《墨竹图》,即属伪造水平较高的一例。再如清宫旧藏吴镇款《携琴访友图》卷,纸本,墨笔,款署“梅道人”。画法与吴镇毫无关系,有些接近明末画家盛茂烨,与作文徵明假画者属于一路货色。可以认为,这位伪造者从未见过吴镇绘画作品。

  代笔,请捉刀人代替自己写字作画,落自己的款印以应世。在明代,一些有声望的大书画家,如文徵明、唐寅、董其昌等人,晚年由于应酬不暇,多有请人捉刀者。替文徵明代笔绘画的除朱朗外,还有钱谷、文嘉等人;文彭和文嘉也常为文徵明代笔作书。唐寅则有其师周臣为他代笔作画。董其昌是明代书画家中请人代笔最多的一位,为其代笔作书的有吴易,代笔绘画的有赵泂、赵左、吴振、沈士充、叶有年、杨继鹏、僧常莹、李流芳、王鉴等人(《启功论稿》、《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代笔书画,般都是代笔者的自家风貌。书法代笔连落款也由代笔者书写,被代笔者只钤印记;绘画代笔一般只代作画,款印则由被代笔者本人书写和钤盖。书画代笔虽与一般书画作伪的目的不同,不是为了冒名沽利,但毕竟不是亲笔,实际上是得到被代笔者认同的一种作伪行为。

  对真迹的改头换面,就是改变书画作者的名款印记。一般是将小名家的书画本款挖去或擦掉,改添古代或同代大名家的款印。这一现象,在明代“院体”、“浙派”作品中常有发现。因明代“院体”、“浙派”画家大多学宋人画法,故作伪者常把他们的作品改成宋代大名家之作,以增其价值。如李在《阔渚晴峰图》轴,晚明人在画幅右下角加上宋代郭熙的伪款。清顾复曾谈到明“院体”、“浙派”画家林良、吕纪、戴进三人的画被改成宋人画的情况:“迩来三人之笔寥寥,说者谓洗去名款,竟作宋人款者,强半三人笔也。”(《平生壮观》卷十)他就曾见到吕纪《杏花双雀图》被改作宋李迪款。

  此外明代其他小名家作品被改成大名家之作的例子也很多。如清宫旧藏李公麟款《十八学士》卷,纸本,白描。画法工细,属仇英一路,有一定水平,可能是根据仇英的本子画成的。本幅末有“龙西□□”印,印内缺字处似有挖擦痕迹,添进了“公麟”二字。“龙西□□”当为原作者印记。“龙西”与李公麟字龙眠不合,而印中加填名款的方式在已知古代绘画中也属绝无仅有。不知作伪者为何将“龙西”二字留着不挖,抑或是故意如此,亦未可知。此画后幅有明代武间燃黎翁等诸家题跋,均为真迹。这是利用真题跋,留上后代小名家绘画,又冒为宋代大名家的典型事例。此件题跋可能从别处拆来,因此它又是拆配的一个例证。

  将无款书画变成有款书画者,如清宫旧藏《石渠宝笈初编乾清宫》著录的戴进款《山水》卷,绢本,设色,原无作者款印。画法学周臣,与戴进无关。此画作于晚明(约万历年间),仅起手右下方添了“钱塘戴进画”伪款,使无名款画变成了同代大名家之作。又如笔者1986年在无锡市博物馆见到一幅明万历年间周志画的《山水》轴,纸本,设色,右下方署周志本款,墨色与画完全一致,但左上方后添“成化丙午九月十又一日沈周”伪款及“启南”伪印。周志学沈周晚年山水,颇得形似,但水平与沈相差甚远。这也是为增其身价,作伪者将当时不知名的小画家之作改成了同代大名家的作品。

  也有将时代早的小名家作品或无款画改成时代晚的大名家的情况。如故宫博物院藏董其昌款《临富春山居图》卷,纸本,设色,原无款印,画的前段存有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剩山”部分的痕迹,创作时间比董早得多。构图设色与沈周临本略似,但画法较生拙,接近明代前期的姚绶。此卷本幅后部被割去,添“癸卯立秋日玄宰临”伪款,下钤“董其昌印”伪印。这样,明代前期无款画就成了明代晚期的大名家画。

  有些作品出于九名作者之手,但有大名家的题跋,于是作伪者就把原作者款刮掉;或在款下加一“题”字,将作者变成题跋者,而把作题跋的大名家改成作者,小名家之作于是就“变”成了大名家之作。如故宫博物院藏《枯木竹鹊图》轴,绢本,水墨画。上有唐寅题诗一首,款署“吴门唐寅为汝勤郑居题”。原款一行已被刮去,但尚留痕迹,作者不详,经这样一改,此画就成了唐寅之作,但画法却完全不似。此画学元代王渊,水平不低,或许是无名之辈所画。

  此外,拆配也是明代最为常见的一种作伪手段。或拆真配伪,或以伪配真,或拆真配真,或真伪互杂,东拼西凑,或拆而不配,割裂分散等等,花样翻新,不一而足。

  明代书画赝品作为历史的遗存,其中相当一部分为高手所作,不仅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有相当的文物和艺术价值,还有助于我们解决许多疑难问题。知真必须知伪,不知伪就不能全面深入地知真,如果真伪不辨,治史论者将无以为据。故对古书画的真伪有必要不断进行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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