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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藏教室] 董其昌的书画艺术·代笔人·市场行情

孙 欣   2010-04-11

  董其昌(1555—1636年),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以科举入仕,官至礼部尚书。他学识渊博,一生中无论是书法、绘画创作,还是理论研究方面都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以至他在中国古代书画史上享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董其昌出生在华亭(今上海)。华亭地区,历史上又称松江,自古以来是文人荟萃之地。像元代身为高官的文人画家曹之白、画马名家任仁发、人物画家张中等人都活动在这一地区。董其昌正是受这种地域、人文因素的影响,所以在苏州地区吴门画派衰落之际,他以渊博的学识,特殊的高官身份,一举成为中国古代书画史上颇具影响的松江画派的主帅人物。松江画派的开山鼻祖是顾正谊和莫是龙。顾正谊(生卒年不详),字仲方,万历时官至中书舍人,绘画初师马琬,又师于黄公望和吴镇。莫是龙(?—1587年),字云卿,工诗词书画,精于鉴赏,家族显赫。据《吴声诗史》记载,董其昌早年的绘画创作直接受顾正谊的指教,于少年时代就读于莫家私垫,他的绘画理论思想及“南北宗论”应是受莫是龙的影响最大。我们从董其昌的画论及书画题跋中可领悟到,董其昌的精神领袖是元代文人山水画家高克恭,他的绘画技法渊源于以黄公望为首、具有文人画传统的元四家。

  董其昌山水画法大体可分成两种,一种足水墨兼用浅绛法,另一种是青绿设色或间以没骨法。水墨浅绛法又以表现笔法为主,大多师法黄公望、倪瓒,山石用笔勾画轮廓后略加皴点,层次清晰,用笔干淡而融厚,充分显示出笔法的丰富变化和立体感。他的山水画追求平淡天真的格调,拙中带秀,层次清晰,有一股“生”、“拙”的味道,并可供欣赏,有唯美倾向。他自己也认为“生”、“拙”是艺术的最高境界。我们又可从董其昌的绘画作品中看出,他师古而不泥古,这也正足董其昌书画艺术的成功之处,为此颇得同仁们的一致赞誉。《画史绘要》中评价道:“董其昌山水树石,烟云流润,神气俱足,而出于儒雅之笔,风流蕴藉,为本朝第一。”他的山水画代表作有《云山卜隐图》、《烟江叠嶂图》、《遥山泼翠图》、《流云烟树图》、《高逸图轴》、《赠稼轩山水轴》、《江干三树图轴》、《关山雪霁图》、《昼锦堂图卷》等。

  董其昌的绘画对明末画坛有着重大的影响,他的书画实践把中国元明以来的文人山水画创作推向历史的新高度,以至董其昌为首的松江画派在晚明错综繁复的派系中独领风骚,后人争相仿效其画风,一时追随者众多,为此形成诸多支流派系。如以董其昌的好友陈继儒(1588—1639年)为首的“华亭派”;以他的学生赵左为首的“苏松派”;沈士充为首的“云间派”等。他们以仿古为宗,继承元四家传统,注重笔墨趣味,追求率真、平淡的文人画风格。清代的“四王”、石涛、八大等人都对董其昌的文人山水画情有独钟。因此,董其昌的绘画影响之大已波及到清代及近代画坛。

  董其昌书法早年从学颜真卿入手,后改学虞世南,又学钟繇、“二王”,并吸取李邕、徐诰、杨凝式、米芾等各家之长,晚年仍归入颜真卿。董其昌虽处于赵孟頫、文徵明书法盛行的时代,但他的书法并没有一味受这两位书法大师的左右。他以渊博的学识,独特的视角,以反常人的思维来看待赵、文二人的书法水平,审视书坛的风格走向,为此他发表了一些独有建树的书法理论。如在他的绘画论著《画旨》中曾这样写到:“画与字各有门庭,字可生,画不可不熟。字须熟后生,画须熟外熟。”他的书法代表作有《自书三世诰命卷》(楷书)、《书昼锦堂记引首并记》行书、《题杨文骢浅降山水卷跋文》(行书)、《临淳化阁帖册》(行书、楷书)等。董其昌的书法以“生”、“拙”之气给晚明书坛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他的书法理论在晚明书坛引起了强有力的反响。清初之际,他的书法倍受康熙、乾隆皇帝的极度偏爱,两位皇帝号召大家以董书为宗,以至清代书坛董其昌书风颇为盛行,董书以压倒群雄之势左右了一代书法潮流,并在赵孟頫和文徵明之后占有重要的一席之位。

  董其昌的作品真伪鉴定问题是书画鉴定中最为棘手的问题。董其昌的代笔人多的原因之一是他身处松江画坛的主帅位置,加上礼部尚书的显赫官衔,公务十分繁忙;原因之二是董其昌书法负有盛名,但客观地讲,他的绘画功力不足。所以当求画者甚多之时,为了应酬需要,不得不乞求他的学生及弟子、画工们代笔,从而给董其昌作品蒙上了扑朔迷离的面纱。鉴于董其昌书画代笔人的存疑问题,书画鉴定界权威人士徐邦达先生、启功先生都对此发表过学术文章。徐邦达的《古书画伪讹考辨》一书和启功的《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一文中都明确地指出:董其昌的代笔人大约有十几个人之多,即赵左、沈士充、吴易、吴振、赵洞、叶有年、杨继鹏、僧常莹、李流芳、王鉴等人。启功先生认为,董其昌的代笔问题是能力高者为能力低者代笔。所以他的代笔人是具有一定名气的小名家。主要代笔人是赵左(字文度,华亭人,宋旭弟子,创苏松派山水)和沈士充(字子居,华亭人,宋懋晋弟子,兼师赵左),从他们的本款作品来看大多为精到之作,所以,写有董其昌款的精品之作大致出于这两位画家之手,而且他们还长时间为董其昌代笔。像李流芳(字长衡,号檀园)、王鉴等人偶尔代之,吴易(字素友,一作楚侯,松江人,崇祯时授文渊阁中书舍人)是董其昌书法的专门代笔人。杨继鹏的绘画风格最接近董其昌,然而其他代笔人的画风与董其昌有一定的距离。关于赵左等人的代笔问题,特举例说明,董其昌的《垂钓望山图》轴,款识为董其昌65岁,实际是赵左的代笔作。款识董其昌78岁的《烟江叠嶂图》轴,实际足吴振(字振之,号竹屿,华亭人)的代笔作。在董其昌的好友陈继儒(1588—1639年,字仲醇,号眉公)致沈士充的信札中这样写到:“子居老兄,送去白纸一幅,润笔银三星,烦画山水大堂,明日即要,不必落款,要董思老出名也。”(见于《青霞馆论画绝句》)由此明白可见赵左、沈士充等人为董其昌代笔的事实真相。

  启功先生继而论述说:“董其昌以显宦负书画重名,功力本来有限,再加上酬应繁多,所以不能不乞用于代笔,图利的人又乘机伪造,于是董氏书画,越发混淆莫辨了,我们从前人记述直到董氏自作的书札中得若干条,再来印证他的书画作品,是分明易见的。”启功先生认为名家代笔大致分两种情况:一、像沈周、文徵明等大家,有熟练的技能,由于应酬过多,因而由弟子、子女、学生们代笔。二、由于自己画技并不高,或为名,或为利,雇用别人代笔。而董其昌是这两类各占一部分的。启功先生说:“因为一切技艺的事,造诣生熟,一览可见,在同一类的艺事中,已经真‘能’或真‘熟’的人,必不可能复有真‘生’或真‘拙’之作。至于书画,一个作者年龄的老幼,工具的好坏,与会高低,甚至遇病臂伤指之类,也就有其规律可寻,决不能同一时期的作品,笔性竟然出两人之手。”所以说,董其昌“书深画浅”,画技本来有限,所以不得不乞求于代笔人。为此董其昌的绘画伪作多,他的责任较大;书法伪作多,他的责任较小,由于他的书法水平之高,也的确是别人无法替代的。如果一个人功力很强,要画出很拙的东西也是很难的,即“由熟返生,大巧若拙。”董其昌的作品可分两类:一类是秀中见拙的;一类是行气重的。所以一般而言,代笔作应是行气较重的;他本款作品应是有“秀”、“拙”之气的。关于董其昌的代笔问题,书画鉴定家已有明确定论,所以客观地评价董其昌的书画成就,对于鉴定董其昌书画显得尤为重要。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书画也是继房地产、股票之后的第三大热点投资项目。中国的书画市场日趋活跃,价格不断攀升,董其昌的书画作品价格一直是居高不下,他的作品是书画收藏家们重点搜寻的对象,尽管他的作品真伪鉴别有一定的风险,也许正足因为买家所要承受的风险性之大,反而使董其昌的作品倍受青睐,他的作品一旦被书画鉴定家确认为真迹,人们不惜重金争相购之。

  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书画拍卖市场上,董其昌书画作品就有可观的市场行情。如1989年6月,董其昌的山水画作品《婉娈草堂图》在美国纽约书画拍卖市场上以165万美元成交,一时引起海内外书画收藏家及媒体的极度关注。这幅作品被专家认可,据史料记载,此作曾经王鸿绪、安岐、乾隆皇帝收藏,著录于《平生壮观》、《墨缘汇观》、《石渠宝笈三编》。此作品笔墨厚重,皴法细密,富有雄浑之气韵,可谓董其昌山水画的上乘佳作,在当时中国书画拍卖成交价上仅次于《元人秋猎图》而高居第二位。同年他的一幅草书在纽约拍卖市场以1.98万美元售出。1992年6月,他的《山水》立轴以15万美元成交;行书扇面以2200美元成交。在国内的书画市场上董其昌的作品也有不凡的价位。如1997年,行书手卷在北京翰海拍卖会上成交价为33万元;1999年,山水画代表作《鹊华秋色图》在北京翰海拍卖会上的成交价是132万元;2001年《烟岭雨意图》扇面在上海敬华拍卖会上以3.85万元成交,同年,楷书十五开册页在中国嘉德拍卖会上以170.5万元成交;2002午,《山水图》在中贸圣佳拍卖会上以242万元成交,同年,《楷行书临诸家帖卷》在北京翰海拍卖会上以174.9万元的价位再创历史新高。而在2003年至2006年之间,其作品拍卖价格依然一路攀升,成交价过百万元者有37件,其中超过五百万元的就有6件。在2005年广东保利的冬季拍卖会上,一件《青绿山水》手卷竟突破千万元大关,以1375万元的高价成交,同时创下董其昌个人作品的最高拍卖成交纪录。

  来源:收藏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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