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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藏家] 孜孜一生续绝学

周成   2003-12-26

  ——文博专家王世襄其人其事之二

         七

  新中国成立的最初两年,王世襄这位老北京的文化人,目睹新旧中国的巨大变化,尤其是社会各个领域焕发的蓬勃生机,对党充满了崇高的敬意。人到中年、学贯中西、胸怀大志的王世襄,以忘我的工作热情投入到故宫的各项事务中,一心想把故宫博物院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的博物馆。工作之余,他还将考察美国、加拿大各博物馆时所作的读画笔记整理成《游美读画记》,发表于《文物参考资料》1950年第11期。此文涉及流失到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堪萨斯奈尔逊美术馆、纽约大都会美术馆、芝加哥美术馆、圣路易斯美术馆等处的36幅唐、宋、元时的绘画佳作,述其形制、内容、技术、风格和收藏源流,极具史料价值。天时、地利、人和、学识、志趣、身体,似乎一切有利于事业发展的因素与条件他都已经具备。王世襄准备在故宫这座圣殿内大展宏图。

  天有不测风云,王世襄在故宫干得正欢,却突然遭受了一场政治运动的洗礼,度过了一段让他难以面对、又不得不面对的屈辱历史。1952年,在国家机关开展的反贪污、反盗窃、反浪费的“三反”运动中,王世襄由于有抗战胜利后担任清损会平津区助理代表的“特殊经历”,而成为故宫的重点审查对象。经过一年多的审查与关押,他最终被证明是清白无辜的,但在当时特定的氛围里,却被原单位开除了公职,王世襄只能将故宫之梦深深埋藏在心底。

  在如此的屈辱面前,他的妻子袁荃猷女士,始终支持他,理解他的追求,并对他的品德和才华深信不疑,使王世襄感到了生活的希望。理智使他做出了一个负有使命感的文化人的最佳选择:“化泪为苦学”。1954年,王世襄接受李元庆、杨荫浏两位先生的邀请,到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工作,并开始编辑《中国古代音乐史参考图片》,设计、布置中国古代音乐史陈列等。1957年,王世襄响应党的大鸣、大放的号召,就“三反”运动中对自己的错误处理提出诚恳的意见,可是他又因言得祸,被错误地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面对新的不公正的待遇,王世襄没有绝望,“化泪为苦学”又一次成为他治愈新创伤的良药。他照常埋头苦读、著述,收获了一串串硕果;1958年,他研究古代名曲后写成的《广陵散》单行本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他临摹、整理的《高松竹谱》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他接受朱启钤先生的重托,历时九载的《髹饰录解说》(初稿)也自费刻印问世;1959年,他还自费刻印了《画学汇编》和《雕刻集影》两书;1961年,他编著的《中国古代音乐书目》也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上述学术成果,使他赢得了文博界的尊重。

  1962年,摘掉“右派”帽子的王世襄,被安排到国家文物局直属的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工作。1963年,他把精力转到了古建研究上,制订了《清代匠作则例汇编》的编纂计划,拟将全书汇编成十册,并自费刻印了其中的《清代匠作则例汇编》(佛作、门神作)一书。正当王世襄准备大干一场时,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接踵而至,遭受到冲击的王世襄为了保存自己多年精心收藏的明式家具、佛像、铜器、鸽哨、古籍善本和自己的手稿,被迫起来“自我革命”,主动请国家文物局的红卫兵前来“破四旧”,使它们得到善待,躲过了这场“浩劫”,并在“文革”后大多数又重新回到了主人身旁。

  1969年,已经55岁的王世襄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参加了三年半的劳动锻炼。当时他曾小诗一首:“风雨摧园苡,根出茎半死,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从这首借物喻人的诗中,人们可以看到王世襄的内心多么坚强,志向又是多么远大!

         八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历经磨难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有一种获得重新解放的感觉。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沐浴改革和开放的春风,祖国大地迎来了科学昌明的春天。王世襄的命运也有了历史性的转折。不白之冤得到了昭雪,噩梦般的日子宣告结束。他成为国家文物局恢复职称评定后的第一批研究员,1985年12月又获得文化部颁发的“全国文物博物馆系统先进个人”的光荣称号,并连续被推举为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后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赢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

  这一天,王世襄盼望了许久。虽然此时的他已经年逾花甲,但他却以历经磨难后练就的强壮体魄本钱,以学贯中西的学术底蕴和埋头实干行动,将来之不易的宝贵时光变成了实现学术抱负的一个又一个新起点。随后的20余年,王世襄老树开新花,以一般学者难以企及的惊人速度,实现 了他在“化泪为苦学”时立下的“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的诺言。

  站在新世纪的门槛,回首20世纪最后的20年,王世襄在文博研究的众多领域内可谓根深叶茂,硕果累累。知夫莫如妻。与王世襄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老伴袁荃猷心有灵犀。她在王世襄80寿辰之际,用灵巧的双手,刻出一幅鲜红的剪纸《大树图》,简练传神地概括出王世襄的学术成就。对此,王世襄喜爱有加,特意将这幅剪纸编选到自选集《锦灰堆》的卷首,以此作为世人按图索骥,了解他学术成就的形象指南。

  按照《大树图》的分类,王世襄所涉及的收藏与研究领域有家具、漆器、竹刻、葫芦器、卷轴画、铜佛、蛐蛐罐、鸽哨、养鹰、养狗和美食等。将袁荃猷女士的形象刻画稍加归纳,人们可以看到王世襄经过几十年不懈求索而构建起来的面貌清晰的治学体系,可谓点面结合,以小见大,雅俗兼备,自然天成。下面拟从五个方面,对王世襄的治学成果加以阐述:对明式家具的收藏与研究;在古代髹饰领域的上下求索;继承竹刻家学的再创造,始终不曾忘情的书画和雕塑;玩出来的“世纪绝学”。

      九  对明式家具的收藏与研究

  对古代家具,尤其是对明式家具的收藏与研究,是最能体现王世襄文物研究成果的重要而典型的学术领域。王世襄曾这样谈到明式家具:“约当公元15至17世纪之际,中国家具发展到了它的历史高峰。由于其制作年代历明入清,不受朝代的割裂,故一般称之为‘明式家具’。 这一时期的制品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不仅为我国人士所喜爱,世界各国也十分重视。”

  王世襄对古代家具的收藏与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初期。当时,他在四川家宾李庄读了《营造法式》和清代匠作则例,对小木作及家具产生了兴趣。后来,他又读到德国人艾克(G.Ecke)所著的《中国花梨家具图考》,在惊叹之余,暗暗立下赶超的志向。历经时代变迁,收藏得失皆有,研究断断续续,但他乐此不疲,遇有铭心美器,不惜倾囊以求。他在近些年写的《捃古缘》一文中讲述了一段十分有趣的收藏经历:20世纪50年代初,他在北京通州鼓楼北小巷一个回民老太太家中,看到一对黄花梨杌凳,无束腰,长枨,四足外圆内方,用材粗硕,十分简练质朴。尽管藤编软屉残存不多,但总体上没有伤筋动骨。王世襄很喜欢,便向老太太表示了购买之意。老太太说:“我儿子要卖20元,打鼓的只给15元,所以未卖成。”王世襄掏出20元急欲买下,可惜老太太家里当家的儿子直到天黑也没有回来。他只好回家,准备两三天后再来。不料,两天后他却在东西牌楼挂货铺门口看见打鼓的王四坐在那对杌凳上。他询问价钱,王四说40元。他因没带钱,故没有立刻买下,待取钱后再去,杌凳已被红桥经营硬木材料的梁家兄弟买走了。此后,他每隔些天就去梁家一趟,希望他们能够转让。前后历时一年多,去了将近20次,花了400元才把这对杌凳买到手,恰好是通州老太太要价的20倍。痴迷如此, 可见一斑。除了业余时间自己收藏一些古代家具,他还对保护古代家具的问题十分关心。面对当时各地许多名贵的古代家具被拆散来做秤杆、算盘珠子等现实情况,王世襄大声疾呼,还在《文物》1957年第6六期发表了《呼吁抢救古代家具》一文,体现出一位知识分子对祖国文化遗产的关爱之心。

  经过近40年的不懈努力,王世襄搜集的明式家具已达79件。其中的传世重器有明代宋牧仲紫檀大画案、明紫檀黑髹面裹腿霸王枨画桌、明代黄花梨独板面心大平头案、明代紫檀牡丹纹扇面形南官帽大椅四具成堂、明代黄花梨圆后背交椅成对、明代黄花梨透雕麒麟纹圈椅成对、清前期绦环板围子紫檀罗汉床,其他的柜、架、几、杌、镜台、滚凳等亦不乏精品。从他拥有的明式家具的数量、种类和价值来评价,堪称海内外最重要的明式家具收藏之一。1978年以后,王世襄首先在这个收藏甚丰、颇有心得的领域内开始了文物研究的重大突破。他先后撰写了十余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编著了几本颇有特色的明式家具图集,在海内外文物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掀起了一股“明式家具热”,一举改变了长期存在的“明式家具制作于国内,明式家具的研究与出版却在国外”的不正常局面。

  回顾近20年来王世襄研究家具的历程,人们可以看到一条独特的学术研究之路。他首先采用自己熟悉的治学方法,广泛接触个人珍藏和国内馆藏的明式家具的精品,进行比较研究。除对家藏的明式家具进行考据、拍照和绘图,还通过各类图书资料深入分析了故宫博物院等文博单位的家具藏品。另外,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 逐一拜访和观摩了20世纪前期京城家具收藏名家定兴觯斋郭世五(葆昌)、苍梧三秋阁关伯衡(冕钧)、萧山翼盫朱幼平(文均)和满族大收藏家庆小山等人的珍品佳藏。

  1979年,他在《故宫博物院院刊》发表了《略谈明清家具款识及作伪举例》一文,明确指出:“有款识家具和其他文物一样,也有人作伪,而且是比较容易作伪的。因为家具款识经过镌刻,不像墨迹那样容易看出笔致的妍媸劲弱,更无从分辨墨色的沉浮古新;所依附的质地是木材不是纸绢,木材的新旧也比纸绢难分辨。所以有的家具款识虽为翻刻,和原件竟无大异。”在对家具的真伪经过多年的摸索和思考后,他总结道:“一般说来,家具的使用者和题识者越有名越有人作伪;器物不大,越容易找到旧家具来混充原件的越容易作伪;器物硕大精美,越难找到相似的旧家具来混充原件的越难作伪。”他举例说:‘周公瑕是一位比较有名的书画家,明式椅子并不难得,所以容易有人作伪……紫檀大柜的定制者冯鹤阉可能是一个不知名的县知事,大柜不会因有他的题名而抬高身价,所以不致有人去作伪。宋牧仲大画案是一件重器,再找一件不容易,故难作伪。”此文慧眼独具,见解颇深,显示出他在这一研究领域的深厚功力。1980年3月,他又在院刊上发表了《(鲁班经匠家镜)家具条款初释》一文,追根溯源,从1961年国家文物局征集到的极为珍贵的明万历年间刊本《鲁班经匠家镜》辑录出家具条款52条、图式19幅,对真正属于家具内容的35条进行录文、标点、校对、 解词、释文、配图,使之成为明式家具研究必读的篇章,并为自己对明式家具的深入考证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有鉴于同属明式家具,并非件件都好,其中又有优与劣、美与丑之分,他还撰写了《明式家具的“品”与“病”》一文。他在此文中借鉴唐代司空表圣的《诗品二十四则》与梁代沈约论诗的“八病”之说,将“品”与“病”的评价方法,成功地运用于对明式家具艺术成就的品评之中,提出了不同凡响的一家之言。他认为:“统计一下,得‘品’十六。它们是:(一)简练;(二)淳朴;(三)厚拙;(四)凝重;(五)雄伟;(六)圆浑;(七)沉穆;(八)秾华;(九)文绮;(十)妍秀;(十一)劲挺。(十二)柔婉;(十三)空灵;(十四)玲珑;(十五)典雅;(十六)清新。得‘病’八。它们是:(一)繁琐;(二)赘复;(三)臃肿;(四)滞郁;(五)纤巧;(六)悖谬;(七)失位;(八)俚俗。”

  1982年,香港三联书店有意与文物出版社合作,请王世襄编写一本以明式家具为题的专著。当时年近七名旬的王世襄全力以赴,访求实物,延聘名匠,将家中所藏修饰整理,全部用彩片拍摄。他以广阔的视野,撰写了《明式家具概述》一文,胸有成竹地指出:“我国起居方式,自古至今,可分为席地坐和垂足坐两大时期。席地坐,包括跪坐,都以席和床为起居中心。大约从商、周到汉、魏,没有太大的变化。所有家具都比较低矮……到了宋代,人们的起居已不再以床为中心,而移向地上,完全进入垂足高坐的时期,各种高形家具已初步定型。到了南宋,家具品种和形式已相当完备,工艺也日益精湛。我国家具在这个优良而深厚的基础上发展。至明代而呈放异彩,成为我国传统家具的黄金时代。这个高峰延续至清前期。”1985年9月,王世襄以这篇繁简适度的而又面面俱到的文章为前言,以自己收藏的明式家具为基础,遵循至清前期的特定范围,编选了各类材质、造型、品种、结构和装饰的家具,并作了高屋建瓴的精彩点评,推出了题为《明式家具珍赏》的力作。这本精美的大型图录问世后,受到大陆、港、澳、台和欧美热衷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界、出版界以及收藏家们的广泛关注。此书从1985年~1988年,共有香港也大陆合作出版的中文本、台湾中文本以及英、美、泰国等不同版社的英文本、法文本、德文本等九个版本与中外读者见面,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海内外最具影响力的文物图集。《明式家具珍赏》一书与它所展示的文物一样,成为书家乐于珍藏的善本。

  就在《明式家具珍赏》一书轰动海内外之时,王世襄又夜以继日将经过30多年辛勤耕耘而成的《明式家具研究》一书补充完毕,并将老妻绘就的数百幅线图依次插入此书的上下两卷,还将从工匠口中和则例等古籍收集到的家具名词、术语1000多条依汉语拼音的次序编成一部名为《名词、术语简释》的小词典置于卷末。《明式家具研究》由香港三联书店与台湾南天书局于1989年6~7月在港、台两地同时推出,随后又出版了英文本。此书在大量实例、文献和经验的基础上,概括优劣,探索规律,提出独见。书末所附的《名词、术语简释》更成为此后出版的所有中外有关家具的文章和图书的依据,从而规范了传统家具的语言词汇。《明式家具珍赏》和《明式家具研究》的先后问世,奠定了这门学科的研究基础,被海外学者称为明式家具的“圣经”。

  《明式家具珍赏》与《明式家具研究》的出版,使海内外人士知道了王世襄,同时,王世襄也据此将中国古代家具的研究成果推向了世界。1990年夏秋之间,他应邀赴香港及美国几个大城市参加了《明式家具研究》英文本的首发式时,就曾用英语宣讲了专题论文《谈几种明式家具的形成》。1991年9月,他在香港中国古典家具国际座谈会上用英语宣读了《明式家具实例增补》一文,向海外汉学界阐述了明式家具深厚的文化底蕴。1990年秋~1995年王世襄还三次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鉴定实物,指导陈列,受到热烈欢迎。

  为使他喜爱的明式家具的研究能够得以延续,他除了著书撰文以及在海内外发表演讲,还以博大的胸怀提携后学,真诚地指导他们,希望这项事业后继有人。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他与中年学者田家青的交往。当他感受到田家青对清代家具的浓厚兴趣和极大热情后,便在学术上给予他始终不渝的指导,从而促成了田家青《清代家具》一书在香港的出版。他在特意为此书所写的序言中谈道:“这是第一部关于清代家具的学术专著,研究、著述从填补尚付阙如的空白开始,并能达到如此规模,值得赞贺!” 他接 着 评述道:“研究任何一门学问,持严肃的科学态度,十分必要。家青先生是学科学的,本书可以证明他把严肃的科学态度带到了家具研究中。列入附录的《紫檀与紫檀家具》一文,可以说是迄今所见对这一木材及其制品讲得最清楚、最实事求是、不模棱两可、不哗众取宠的一篇文章。他把实物观察、匠师经验、档案记录三者结合起来,再加上科学试验才写出来的。”这是他对后学的充分肯定和公正评价,也是借此对自身研究方法的总结和阐述。

  王世襄对明式家的钟情难以言表,他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也异常突出。正是以他的研究为标志,中国古典家具走出传统玩家的狭小天地而步入大雅之堂。时至今日,海内外文博界人士一提到王世襄,就会想到明式家具,就会想到他对明式家具研究的贡献。尽管如此,当他年事已高、无力再与明式家具须臾相伴的时候,仍毅然做出一个深思熟虑的抉择:就是将他前后搜集、收藏达半个世纪的全部明式家具,化私为公,交由国家博物馆保管陈列。这对王世襄来说,既难舍难分,却又十分明智。他后来曾撰文详述过此事的经过:“时上海博物馆新夏在修建中,机缘巧合,吾友庄贵仑先生在筹划用捐献文物、开辟展馆之方式报效国家,并借以纪念其先人志宸、志刚两先生昔年在沪创办民族工业之业绩。承蒙不弃,枉驾相商。席其志愿,契合素旨;更感其为公解囊,不为私有。世襄则但祈可以所得易市巷一廛,垂暮之年,堪以终老,此外实无他求。故不计所藏之值,欣然将七十九件全部割爱。1993年2月 上海博物馆饬员来京,点收运沪。”王世襄与明式家具的情缘,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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