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博艺汇 专栏文章 博拍堂

[博物杂谭] 承德辽金元时代考古简论

田淑华   2010-03-07

  辽、金、元时期的承德

  

  承德位于长城以北的燕山腹地,自古就是华北平原通往内蒙古高原的交通要道,亦是长城南北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塞外重镇,在辽、金、元时期考古领域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历史地位。

  隋唐以来,承德一带即为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的聚居活动中心。916年,崛起于西辽河流域的契丹族领袖耶律阿保机统一八部,建立契丹国,后改国号为大辽,承德即为辽代的中京大定府泽州和北安州地。1004年,宋、辽两朝罢兵求和,以白沟河(今大清河一线)为界,缔结澶渊之盟,百年通好。在这种和平稳定的大环境里,人们生活安定,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在行政建置上,辽代设有五京道,承德为中京道所辖,为辽南京至中京、上京的必由之路。金代的承德属北京路,归大定府管辖。元代的承德属中书省上都路辖域,元朝统一全国后,北方一带的少数民族在此聚居融汇。

  建国以后,经过多次不同规模的文物普查和田野考古发掘,在承德一带发现了大量辽、金、元时期的文化遗存,出土了丰富的历史文物。其中古遗址、古城址、古墓群数百处,还有大量的窖藏、石刻等。这些考古发现为研究辽、金、元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依据。

  

  辽、金、元时期的考古发现

  

  承德一带的辽、金、元时期遗址多分布在当年的中京道附近,特别是交通要道两旁,如辽驿道遗址、居住遗址、瓷窑遗址、矿冶遗址、寺庙遗址等。其中居住遗址比较典型的有隆化县的二道窝铺、大旗尖,宽城县的东梨园,丰宁县的大川,平泉县的孤山子等。遗址多为内涵比较单一、文化层较薄的一般性遗址,没有经过正式考古发掘,多为地表调查或抢救性清理,出土遗物以陶瓷残器为主。重要的遗址调查是上世纪80年代初对辽驿道的系统调查。当时调查人员步行千余里,根据文献的相关记载,结合实地调查,确认了驿道的具体走向与驿馆方位。辽驿道自古北口进入承德辖境,经摘星岭(今滦平县大十八盘梁),过新馆(今滦平县平房村八十亩地)至卧如来馆(今滦平县喇嘛洞南沟窑岭),经墨斗岭(今伊逊梁)至柳河馆(今滦平县房山沟),经度云岭(今荞麦梁)、打造馆(今隆化县韩麻营村)至牛山馆(今承德县头沟村),经杖子岭(今水泉沟梁)至鹿儿峡馆(今承德县东山嘴台子地),经凤凰岭至铁匠馆(今平泉县罗杖子),经石子岭(今乌呼玛梁)至富谷馆(今平泉县北五十家子),出承德境后,经长兴馆(今内蒙古宁城县一肯中)至辽中京(大名城)。沿途发现了大量辽代的遗迹、遗物。

  采矿冶炼遗址有7处,如辽代渤海冶铁遗址、陷河银冶遗址、铅矿遗址、铜器作坊遗址等。史料记载陷河银冶处颇多,如“中京道的泽州(长城喜峰口外)有银冶”;“阿保机俘蔚县汉族人民,在泽州采炼陷河银冶”。据实地考察,位于平泉县瀑河两岸的银洞子沟是陷河银冶最集中的地方。经考证,陷河即今平泉与宽城两县境内的瀑河,辽泽州即今平泉县会州故城。在这一带共发现古矿洞26眼,开掘未成而废弃的矿洞20眼。最大的矿洞老洞沟,洞内最高处高5米,宽15米,南北长30余米,可容纳数百人,洞口附近堆积有废矿石。在宽城县龙须门王家店村发现了大量铅锭,总重约80公斤左右。在辽驿道所经的长岭梁发现一处辽代渤海冶铁遗址,在位于隆化县隆化镇北的辽北安州故城内发现了铸铁遗址和铜器作坊遗址。由此不难看出辽、金时期矿冶业的发展及锻铁和铸造技术水平的成熟与精湛,辽代对燕北地区的经济开发,矿冶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承德地区的辽、金时期古城址一般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为中小型城堡遗址,平面呈长方形或近方形,城垣边长约50~150米左右,夯土筑成;另一种类型是较大型城址,城垣边长在500米以上。这些古城址有的属于当时的县治所或废弃的州城,有的为贸易集散之地,金灭辽以后,城址大多被继续使用。其中比较重要的城址有古城川古城、会州古城、兴州古城、永增厚四角城等10余座。古城川古城位于滦平县巴克什营乡西台子村东侧,正在辽代驿道附近。经实地调查,由古北口(长城要塞)沿辽驿道而行,过巴克什营乡水泉沟下二寨村,再东行即至古城川古城。在西台子村东向北沿山脊可见有两道土岗(村民称为土龙),残长60米左右,宽3~6米不等,残存高度近2米。土岗两侧皆用石头垒砌而成,中间为沙黄土,为土石结构,未见夯层。此土岗当为古城城墙,因年久水土流失,其余部分已不存。在古城川城址内及附近有许多辽金时期的定窑瓷片、残碎陶片、铁镞、铁蒺藜及盔甲残片等。根据宋臣使辽行程录的记载并结合考古调查,基本确认古城川不仅是辽代的古城,而且与辽代的奚族活动密切相关。

  在承德一带的古城遗址中,最为典型的是位于隆化县城关镇的土城子古城,为北魏时期始建的安州故城,辽代沿用,改称北安州,金、元继续使用,称为兴州,前后沿用了四个朝代。土城子古城东西两侧残存的城垣约长700余米,南北两侧约560余米,城垣厚8米左右,设有南北瓮城。城内有建筑基址,出土了大量生产、生活用具及建筑构件。在古城址附近有金、元时代的窑址,如鲍家营古窑址4座,出土窑具和丰富的瓷器,有碗、盘、罐、鸡腿瓶、墨绿釉缸胎瓷器和仿磁州窑白地黑花瓷器等,有的器物内壁刻有铭记。窑场规模较大,烧制的瓷器水平也较高,是建于辽,盛于金、元的民窑,极具北方民窑特色。位于平泉县的会州古城规模较大,东西长949.6米,南北宽855米。城内还有一南北向小城,平面呈“曰”字形。城内辽、金、元时期的文物非常丰富:瓷器有官窑器物,也有民窑器物,多为生活用具,以宋定窑、辽白瓷、三彩器最为典型;大量的建筑构件,如兽面纹瓦当、方砖、长条形砖、板瓦、筒瓦、滴水、鸱吻等及琉璃饰件;还有许多宋、辽、金、元时期的货币。此城沿用年代为辽、金、元、明时期。辽代在此设泽州及神山县治,金代为神山县治所,元代为惠州治,明代为会州县。还有位于滦平县的兴州古城也有一定的规模,其平面呈长方形,南北城垣长450米,东西约300米,城内遗物丰富,多为辽、金、元时代的残瓦及瓷器碎片等。此地辽代属北安州兴化县辖地,金初为兴化县白檀镇,泰和三年(1203年)改升为宜兴县,隶属兴州。史载“宜兴本兴化县白檀镇,泰和三年升为县”,元代致和元年(1328年)“为宜兴州,以旧有兴州,故称小兴州。明初改置宜兴州守卫千户所,永乐初废”。兴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归燕渔阳郡管辖,汉代为边塞屯戍之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承德地区辽、金时期的墓葬发现很多,其 中辽代墓葬分布较为密集,重要的有平泉县八王沟辽大长公主墓、上鹰杖子壁画墓、耶律夫人墓、石羊石虎墓,围场县望道石辽墓、大局子辽墓,兴隆县梓木林子金萧仲恭墓。辽大长公主墓与辽圣宗永陵的布局相近,由主室、前后室和左右耳室组成。墓主人耶律观音女为辽景宗耶律贤的长女,其母为承天皇太后,其弟是辽圣宗耶律隆绪。大长公主的配偶即辽景宗的长婿、契丹国北府宰相萧继远。大长公主墓内出土了大型雕刻石棺和墓志,墓志铭文长达1608个字。八王沟一带即《辽史》中的马盂山,离辽中京城很近,相传此地为契丹族的发祥地,墓志反映的大量史实为研究辽代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望道石辽墓为仿木结构的砖筑单室墓,从墓葬形制及葬俗分析,应为辽代早期遗存。金萧仲恭墓的墓主人是辽代贵族后裔,降金后得到金朝重用,曾先后被封为“兰陵郡王”、“济王”、“曹王”,在海陵王天德二年(1150年)时封为“越国王”。其墓志铭文系用契丹小字书写而成,长达2000多字,是继辽陵哀册契丹文字出土后的又一重要考古发现,有着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位于平泉县榆树林子乡半截沟的辽代耶律夫人墓,从出土的墓志志文可知,墓主人是兰陵郡王萧延宁之妻,卒于统和二十六年(1008年),死后赠为歧国夫人。位于平泉县柳溪乡的辽代墓群,地表遗存有石羊、石虎、石人等大型石雕,反映了辽代贵族在埋葬习俗方面受唐宋制度的影响。除上述辽金时期的大型贵族墓葬外,还发现了许多中小型墓葬,出土的文物也十分丰富,并极具民族特色,如铜或银盖脸、铜丝手套、三彩方盘、荷叶盘、鸡冠壶、鸡腿瓶,各种形制的铜镜、铜熨斗、铜带饰、铜佛造像等。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位于丰宁县大阁镇瓦窑村东南的一处辽金时期墓群,虽未经发掘,但因部分墓区已被居民盖房取土破坏,地表暴露大量篦纹泥质灰陶片、人骨、砖块等,出土了马蹬、铁镞、铁刀等文物。其中征集到此墓区出土的两件契丹文陶壶尤为重要,铭文字迹清晰,是研究契丹民族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

  在承德地区发现的辽、金、元时期窖藏主要有甲山窖藏、一顷地窖藏、西大山铁器窖藏、鲍家营窖藏、八达营窖藏、岑沟窖藏、雹神庙钱币窖藏、解营窖藏、郭家屯窖藏、西三家村窖藏、鸽子洞丝织品窖藏等10余处。现择其主要的几处予以略述:甲山窖藏位于承德县甲山镇西梁村后坡一古代堆石中,村民开山取石时发现,文物平整摆放,未见容器,以乱石掩蔽。出土文物200余件,主要有形制各异的水晶饰件,均为颈项和腰佩饰物,还有管状珠、玛瑙饰物、陶珠、铜镊、铜印章、铜钱、铜链、银发饰等,为辽代窖藏。位于承德县三沟村西南的一顷地窖藏,储藏器是一件泥质灰陶大罐,内藏器物30余件,有白釉瓜楞提梁注壶、白瓷碗、瓷杯、铁器、钱币等,辽代文化特征明显,经考证,这处窖藏是辽末金初为避兵燹临时所藏。位于隆化县城西的八达营窖藏为一竖穴土坑,内藏铁铧、铸铁车、铜镜及近千枚铜钱。6件铁铧形制相近,仅因使用时间不同而磨损程度各异,均保存完整。铜镜为典型的金代双鱼纹饰,鱼呈鲤身龙头,胸鳍作展翅状,形象十分生动,镜边刻有“大兴县官(押)”字样。铜钱种类较多,有西汉半两钱,唐“乾元重宝”、“开元通宝”,辽“太平通宝”、“大康通宝”,南宋“绍兴通宝”,金“正隆元宝”及北宋历代铜钱。金代窖藏中比较重要的还有位于滦平县窑上乡的岑沟窖藏。窖藏器具为一件蟹青釉大瓷瓮,通高68厘米,鼓腹垂肩,口径22.7厘米,瓮口覆盖一件素面大铜镜。瓮内储藏生产、生活用具17件,有瓢种器、茶末釉四系罐、酱釉瓷钵、瓷碗、陶罐、木桶、铜镜、铁锤、铁锄板、铁熨斗、双龙纹铜饰件、铜环、铁灯碗、北宋“大观通宝”、金代“泰和重宝”等。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农业播种用的瓢种器(俗称点葫芦),其在形制上与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中的记载及绘图均相一致。这处窖藏为金代晚期的文化遗存,为研究我国农业生产的历史提供了实物资料。

  在诸多窖藏中,有一处元代窖藏特别值得提及,即位于隆化县湾沟门乡茶棚村窑沟垴前山的鸽子洞丝织品窖藏。鸽子洞在海拔1010米的半山腰处,因洞内常栖息成群山鸽,当地俗称为鸽子洞。洞口向南,高12.5米,宽8.5米,进深11.5米,洞内宽敞明亮,温度适中。窖藏器具为一麻袋状粗布包裹,埋于洞内距地表2.5米深的土层中,1999年1月,几名小孩在洞中玩耍时偶然发现。窖藏文物共66件,内涵十分丰富,其中丝织品45件、文书6件、其他类15件,质地有棉、麻、皮、毛、丝、骨、角、铜、银、马尾、纸等,服饰及生活用品有被面、棉袄、鞋、网、面罩、带饰、褂饰、针扎、镜衣、饰物、坠饰、枕顶等15种。丝织品的种类多达21种,分为锦、织金锦(纳石失),绫分为素绫、花绫、斜纹绫、织金绫等,缎有素缎和暗花缎,绢为平纹交织绢,绮为罗纹绮,有两经交罗、四经交罗、花罗、织金罗等,纱为素纱、花纱、两经交花纱。丝织品纹饰达23种,主要有云纹、缠枝宝相花纹、卷草小花、朵花杂宝、方格卍字梅鹤、凤穿牡丹、方棋卍字龙纹、菱纹织金、灵芝云纹、龟背朵花、鸾凤穿牡丹、串枝牡丹莲花纹、朵菊、人子纹、麒麟纹等,刺绣编织纹饰有山石、牡丹、蝴蝶、花卉、鸳鸯、飞鸟、凤凰、对鹅及莲生贵子、锯齿纹、钱纹、雪花纹、鳞纹、鹿纹等。色彩多达35种,主要色彩有月白、绛红、深褐、银灰、驼灰、浅灰、棕色、明黄、黑色、粉色等,仅绿色就有七八种。其绣工针法有网绣、纳绣、瓣绣、编绣、十字绣、平针、套针、斜缠针、滚针、间晕等。这批丝织品种类繁多,绣工精细,纹样生动,保存完好,是我国元代纺织品考古的重大发现,为研究元代官吏俸钞、租典制度、织造刺绣工艺、纹饰图样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辽、金、元时期的石刻文字和摩崖造像也有一些重要发现。如滦平县十八盘梁南坡有辽大康八年(1082年)的刻石,文字大部分可辨,为“大康八年九月十日□十差到通引官行者直属□凡今矣新来一十人□十八万古永记”。在隆化县土城子西10公里的少府河北岸石壁之上有金、元时期的摩崖造像,此地因此被称为石佛口。由于长期以来自然和人为因素的破坏,造像和题记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现存造像四组,自东而西排列。第一组为石佛口摩崖造像的主体,为最具特色的三世佛石窟造像,右为释迦牟尼应身像,中间为毗卢遮那法身像,左边是卢舍那报身佛。三尊石佛面目慈祥,身披通肩敝衣。三世佛两侧各有旃檀立佛一尊。第二组为石龛内雕千佛壁,分上、下两层,上层有坐像18尊,下层有坐像46尊,西侧有一方形平面,上刻四字已不清。第三组造像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有坐像7尊,下层有坐像17尊。龛外右侧石壁上有一坐佛,为说法相。第四组造像位于最西侧,亦分上、下两层,共有石刻佛像20尊。在摩崖造像东侧环山处的悬崖之上有一处人迹罕至的凹入石棚,在石棚下的光滑石面上有元代石 刻题记5行,自东而西分别为:第1行“至正二年四月十五日”;第2行“宝(保)定路石匠五人”;第3行字已不存;第4行“至顺二年六月十五日”;第5行“真定路石匠四人到”。这些摩崖造像的风格可早到辽、金时期,题记为元代遗存。沿石佛口山坡分布有大量金、元时期的砖瓦等建筑构件,当年很可能在此建有寺庙。

  除以上所述考古发现外,承德还出土了一些宋、辽、金、元时期的官印,其分布区域及形制特征对研究承德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如1972年出土于隆化县韩麻营西沟的“契丹节度使印”,铜质鎏金,狮形钮,通高4.8厘米,印面长6.3厘米,宽6厘米,厚0.7厘米,上面篆刻阳文“契丹节度使印”6字,字体近似九叠文。据史书记载,隋唐以来,每以数州为一镇,以节度充之,五代、宋、辽时期节度之制较为冗滥,“契丹国自唐太宗置都督、刺史,武后加以王封,玄宗置经略使,始有唐官爵矣……节度、观察、防御……如唐制也”。《辽史•;百官志》中亦有“……部节度使”,“唯节度使朝廷命之”的记载,由辽朝中央政权下诏颁发印信。根据这方“契丹节度使印”的形制与特征分析,有可能是契丹十部归唐所辖时唐朝政府所颁赐,也可能为辽仿唐制,契丹所属各部均设节度使一职以治之。还有一种可能,隆化一带辽初本为奚王府地,按照各部均置节度使之制,奚也应以节度使治之,那么这方铜印即与奚王府六部有关。此外还有宋代的官印“勾当公事朱记”、“忠武军使朱记”等,金代的“同知北京路兵马都总管之印”、“都提控所之印”、“元帅府印”、“兴安西北等路元帅府印”、“万户往字号印”、“神字号行军万户所印”、“神山县印”等,元代的“惠州之印”、“万户之印”、八思巴文“虎贲军百户印”等。这些官印的出土,为研究承德地区宋、辽、金、元时期的历史提供了难得的实物依据。

  金代界壕在承德也有发现,主要分布在丰宁满族自治县草原乡草原村北,呈东南至西北走向,东起骆驼场风水山,向西经边墙沟、骆驼场村北,一直向西进入边墙沟里,过小山梁进入内蒙古多伦县境,共约7.5公里。据考古调查,在金界壕沿线及附近要路地带有附属建筑边堡,以驻兵民戍守,城堡内出土金代铁犁铧、铁镞、擂石及盘、碗等大量文物。

  考古发现的历史价值与意义

  

  经过多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承德地区辽、金、元考古取得了一定突破,其考古发现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出土文物的丰富多彩,更重要的是种类繁多的文化遗存为研究承德乃至河北的历史提供了珍贵史料。其历史价值和意义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从承德所处的地理位置上看,自古这里是中原汉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相互碰撞、交流与融汇的区域,是长城南北的过渡地带,南北政治、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使承德在历史学、民族学、军事学等诸多方面都成为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区域。特别是在宋、辽、金时期,更有着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

  二、承德是辽代南京通往中京的必经之路,宋臣使辽录中对辽驿道沿途的风土民情、文物古迹有较为详细的记述。我们在辽驿道调查中,曾重点调查和记录了辽驿道沿线与奚族相关的遗迹,因为契丹建大辽政权后,与奚族关系极为密切。宋绶《行程录》云:“由古北口北至中京皆奚境。奚本与契丹等,后为契丹所并。所在与奚、契丹、汉人、渤海杂处……”辽代聚居在这一带的奚人与契丹、汉人、渤海人共同开发了燕山腹地,为创造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做出了独特贡献。承德大量的考古发现为长城以北民族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三、金代的兴化县城即今隆化镇北,兴化至古北口一带正是奚人居住活动的主要区域。《金史》记大定二年(1162年)左监军高忠建破奚于栲栳山时,“万户温迪罕阿鲁带与奚战于古北口”。此前奚人据以抗金自守的“栲栳山”,所在位置史籍无载。李柏龄先生对此曾做过考证,确认隆化县唐三营乡的大黑沟与哈沁沟之间的大罗圈子山即为《金史》记载的“栲栳山”。同时,隆化鸽子洞丝织品窖藏的出土是元代考古重要发现,这些考古资料对河北北部地区的历史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

  承德是辽、金、元考古的重要区域,亦是京畿重地。在今年进行的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在承德地区又新发现了数十处辽金元时期的文化遗存,如滦平县虎什哈镇南林村辽代遗址出土铁犁和陶范等文物20余件,丰宁县凤山镇的一处窖藏出土大量铁制生产、生活用具及盔甲铁片等。这些丰富的考古发现,对进一步探讨中华文明起源及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历程,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来源:文物春秋

Copyright©2001-2020 GUANGZHOU SHENGJIAYI CULTURAL PROPAGEATION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博艺汇 博拍堂 中华博物 环球艺术汇 广州市圣佳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粤ICP备18069946号 粤公网安备 4401040200016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