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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杂谭] 明末清初的古董商人(下)

万君超    2010-01-19

  另外,还有一类古董商人虽然鉴定水平极高,但在收藏界和同行之中的口碑极差,堪称是“不法商人”。有一个叫王越石(名廷瑁,又有人称之为黄越石)的徽州古董商人就是其中的典型人物。此人在当时许多的书画著录书籍中都有过记载,如张丑《清河书画舫》、吴其贞《书画记》、吴升《大观录》、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和《六砚斋笔记》、汪珂玉《珊瑚网》、姜绍书《韵石斋笔记》以及还有王时敏的题跋等,绝大多数是贬胜于褒, 其中可能有道听途说之嫌。吴其贞说他:“一门数代皆货古董,目力超人。惟越石名著天下。士庶莫不服膺。”而张丑则说他:“为人有才无行,生平专以说骗为事,诈伪百出。而颇有真见。余故误与之游,亦鸡鸣狗盗之流亚也。”可谓爱十艮交织。当代许多艺术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如肖燕翼、王运天、赵国英、万木春和张长虹等人都曾对此人有过评述。

  清初著名鉴赏家姜绍书《韵石斋笔记》卷上《定窑鼎记》一则,对王越石的劣行有过详细的揭露,为后人广泛引用,在此不妨简述一下:淮安富商杜九如以千金加二百佣金购得白定窑鼎赝品一件,杜氏去世后,此鼎传给其子。但此人实属纨绔子弟,青楼豪客,以至家道败落。王越石乘机借八百金“缠头费”给他,料他归还不出。后来就不要杜氏还债,只要家藏的定窑鼎,此定窑鼎赝品就归王越石。后来王氏拿此鼎以万金售价寻求买主,但人多不信他的“职业道德”,所以无人问津。后来就将此赝鼎质押于人,十年间“旋质旋赎,纷如举棋”。还仿造了多件,其中一件被泰兴收藏家季因是以五百金购藏,季氏后知是赝品,即请官府中的弟子缉捕王越石。王“抱头鼠窜,挽人讲解,另以伪物偿季”,钱自然是退回给季氏,故也免去了一场牢狱之灾。

  《定窑鼎记》中还有一则故事:王越石的同乡黄黄石,是一名书画收藏者可能也从事古董买卖,在万历年间曾以资捐为中书舍人,而且与王氏还是姑表兄弟。黄将一幅倪云林山水托王越石转售,估价一百二十金,并在画上的隐秘处加了暗记。不料王得画之后,即请高手临摹一幅,不久以摹本还黄。黄氏发觉就请官府中人出面想取回原作。但王氏“抟颡发誓”,拒不承认,因此双方发生)中突并扭打起来。黄被撞成重伤,再加之不久之前官场被逐,郁郁不乐,遭此羞辱之后,竞“越夕奄逝”。王越石宵遁逃去,后潜踪于杭州,继续他那声名狼藉的古董营生。清人许宗彦有《题韵石斋笔记》诗云:“鉴赏本雅事,末流乃取闹。巧偷与豪夺,利必锱铢较。此编纪鼎事,朗若然犀照。一生无长物,方知孝伯妙。”

  王越石售伪制伪似乎无人不骗,就连是鼎鼎大名的江南收藏世家王世贞、王世懋的后人也照样“骗你没商量”。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一幅清初名画家王鉴名作《梦境图》,上有王鉴长跋,详细记其叔祖王士騄被王越石所骗之事:“曾见其《南村草堂图》(注:元人王蒙为陶南村作)为得意之笔,真迹向藏新安吴氏。后王越石持一赝作售于闲种叔祖(注:即王士騄),得值甚厚。余正其非,遂欲退还。而越石狡甚,返谓余欲此画。故此论祖叔信之,复珍重如天球拱璧。乏其眼力而好古,未有不受人欺者。虽赏鉴小事,其中亦难言也。”王越石不仅售伪作而“得值甚厚”,还从中挑拨王鉴与王士騄两人的关系,并且使王鉴受“欲此画”的不白之冤。故王鉴精心绘制一幅师法王蒙笔墨的杰作《梦境图》,并题长跋纪此事始末,以示自己不仅能鉴别王蒙作品,更深谙王蒙笔墨精髓,清者自清,亦发泄对王越石此人的不满之情。但是,我们也读到过李日华、董其昌等人对他颇有好感的文字。难道此人是一个有着双重人格的古董商人?姜绍书和王鉴两人所记是否有道听途说或无端猜测之嫌?

  在明末清初的古董行业中。像王越石之类的“不法商人”毕竟属于少数。因为古董行业是个非常特殊的行业,它的消费群体或客户群体是有相当局限性的。在当时能够买得起标价动则百金千金艺术品的收藏家,全国也就是区区的数十人而已。这些人不是有才有识,就是有权有势,而且还形成了一定的“圈子”,信息是公开或半公开的。岂能容古董商人随意欺诈,除非是自绝财路,火中取栗。所以绝大多数的古董商人都以声誉和人品为重,他们凭借自己超人的鉴识能力,以“检漏”而获取利润,就如吴升以八金购得人皆以为是伪作的仇英精品《莲溪渔隐图》那样。他们一般都有自己的长期稳定的客户和委托人,在一些大的古董商人之间也互通有无,交换信息,形成了一种松散型的购销渠道。另外,我们现在所读到的明末清初的许多书画著录著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中所记录的内容十之六七是有这些古董商人所提供的,他们在无意之中也扮演了文化传媒者的角色。

  现在有许多中外艺术史或文化史的学者专家,开始注意研究明末清初历史上的古董商人和“居间人”(即中介人)这一特殊的商人群体了。将他们从尘封的史料中挖掘出来,再将他们放在当时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中作深入的研究,对当时的书画流通体系、交易方式、运输途径和中介佣金等都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以此了解这些古董商人在艺术品的传承和流通过程中,究竟起到了怎样的特殊作用?从而使得中国艺术史的研究有了多视角和全方位的形态,也使得中国艺术史的研究逐渐地变得丰富多彩和引人入胜起来。

  来源:《收藏·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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