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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藏家] 孜孜一生续绝学

周成   2003-11-28

  ——文博专家王世襄其人其事之一

  20世纪的北京,有这么一个人,总爱在北京芳嘉园的老宅里,仰望蓝天,以超然物外的心态,聆听他从小到老都百听不厌的鸽哨。这位生活在京城普通百姓中间的老人,就是令海内外收藏界和文博界都刮目相看的“真人”——王世襄。

  王世襄堪称“收藏玩家”,他在20世纪扬起的学术风帆,可谓大俗大雅,别开生面。大的学问,如在明式家具、髹漆、竹刻、古建、书画、雕塑等,均有著述,颇有功力;小玩意儿,养鸽子、斗蛐蛐、怀鸣虫、范匏器、绘葫芦、架大鹰等等民俗杂艺中,独辟蹊径,成就一家之言。人们从他的传奇经历和一串串丰硕的学术成果里,可以了解到20世纪老北京的风土人情,更能够触摸到20世纪中国文物研究从无到有、曲折起伏的发展脉搏…… 

          一

  王世襄,字畅安,1914年出生于北京东城芳嘉园的一个官宦之家,上有两个长兄。父亲王继曾,曾留学法国,供职于清末民初的外交界,在勤奋工作之余喜逛古玩店。母亲金章,娴雅高贵,善画鱼藻,颇具才女风范。优裕的生活、中西兼备的文化背景和浓厚的艺术氛围,构成了王世襄成长特有的家庭环境。

  从小,家中就有私塾老师教古汉语、经、史和诗词,10岁他在美国人办的学校读书,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作为一个世家子弟,优越的环境和年少时好奇好动的性格,使他喜欢同京城诸多玩家交游,秋斗蟋蟀,冬怀鸣虫,养鸽飞放,挈狗逛獾,一副“少年玩家”的特有风貌。

  1938年秋,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的王世襄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攻读研究生。这时他仍沉醉于京城的各类型玩意儿之中。但在1939年春,对他爱护备至的慈母的不幸逝世,对已25岁的王世襄而言,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他开始摒弃一切玩好,潜心向学,凭借深厚的家学和中西兼备的学识,以玩时养成的执著与专注,在学术研究领域内刻苦钻研,挥洒才情。在三年的学习与研究中,他取得了丰硕成果,并以《中国画论研究》(先秦至宋代)的论文获燕京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二

  1943年11月,王世襄离别北平,几经辗转到达四川,去寻找自己的事业。12月,他在重庆南岸海溪堂的故宫博物院办事处,拜访了马衡院长。随后,他接受梁思成先生的召唤,到中国营造学社作助理研究员。

  中国营造学社是中国第一个专门研究古代建筑的机构,创始人朱启钤先生(号桂辛),民国初年曾任交通总长及内务总长,与王世襄的父母都有往来。进入营造学社后,王世襄对朱桂老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的贡献十分崇仰,并为他收藏和著述的热情深深感染。1944年,王世襄跟随梁思成来到距宜宾城不远的川西小镇李庄,开始了古代建筑方面的研究。一方面,他参与李庄唐家湾宋墓的考古调查,撰文探讨了该墓的结构、雕饰等。另一方面,他又广泛阅读有关古董建筑的书籍,对《营造法式》中的小木作和清代工匠则例中有关室内装修的条款颇感兴趣。这一切,使他的学术视野更加开阔,更明确了他从事文物研究的方向。

  就在王世襄与营造学社的同仁在李庄艰苦求索之际,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露出胜利的曙光。1944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成立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简称“清损会”),教育部次长杭立武担任主任委员,马衡、梁思成、李济等担任副主任委员。梁思成常去重庆,主要是开列沦陷区内古建筑、石窟寺等重要文物的名单,编写鉴别文物的原则,准备印成中英文对照的手册。王世襄负责校对中英文对照的《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他在校阅这份目录时,真切地感觉到研究古代文物与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紧密联系,意识到了自己的光荣使命和历史责任。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清损会正在选派人员去各地工作。王世襄再也按捺不住奔赴沦陷区工作的激情,于9月到达重庆。时任清损会平津区代表的是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兼北京大学教授沈兼士先生,唐兰、傅振伦先生为平津区副代表。在马衡、梁思成两人的引荐下,王世襄被派到清损会平津区办公处工作,担任平津区助理代表。

  抗日战争胜利的号角吹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1945年10月,王世襄终于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乡北平,并与自己相恋5年的袁荃猷女士喜结良缘。此时,刚过而立之年的王世襄已从一个辗转求职的漂泊者,成为一名肩负重任的“接受大员”。他并没有忘记肩负的重要使命,很快就以极大的工作热情,开始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其间,尽管经历曲折,他却百折不挠,并以过人的胆识完成了功勋卓著的国宝追寻任务。

          三

  回到北平次日,王世襄就赶到位于东厂胡同的教育部特派员办公处,向清损会平津区代表沈兼士报到。由于沈先生的介绍和马衡院长的信函,清损平津区办公处设在了当时由故宫博物院管理的北海团城。

  1945年11月,追寻国宝的工作正式展开。刚开始时,似乎一切都比较顺利。办公处地点确立,人员到位,又在《华北日报》上刊登通告,向社会各界明确登记损失文物的地点和申请追寻的截止时间。时隔不久,有关机构和个人的申请函件及登记报表纷纷寄至北海团城。王世襄在冷静分析有关报表后发现:其中可用追寻文物依据的材料甚少,追寻工作并不容易。重要的文物单位,如故宫,报损的文物只有室外的清代消防贮水铜缸。私人报损的大多是一般版本的多卷本图书,如《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四部丛刊》之类。王世襄决定改变策略,把追寻重点放到清查日本人、德国人隐匿的文物上面。他的想法得到沈兼士的支持。他广泛走访北平城内的古商,打消他们的顾虑,宣传立功获奖的政策,由此获得了一些重要线索。1946年2月25日,王世襄在中山董事会设宴招待北平城内四五十位比较知名的古玩商,请他们进一步提供对追寻文物有用的情况。这一举措使局面大为改观。

  从1945年11月到1946年9月约一年的时间内,王世襄在平津地区经手清理的文物主要有以下六项:(一)没收德国人杨宁史青铜器240件;(二)收购郭觯斋藏瓷二三百件;(三)追回美军德士嘉定少尉非法接受日本人的宋、元瓷器一批;(四)抢救面临战火威胁的长春存素堂丝绣约200件;(五)接收溥仪留在天津张园保险柜中的珍贵文物约1800件;(六)收回海关移交的德孚洋行的一批文物。而每批文物接收完毕,清损会平津区办公处都要会同故宫博物院写成报告,寄南京的清损会备案。此类报告,故宫留有副本,以便存档。

  大批文物的失而复得,使故宫博物院又增加了许多精品,其中有不少堪称“国之重宝”。如杨宁史交出的青铜器中,有战国时代的宴乐渔猎攻战纹铜壶,极形象地反映出两千多年前的社会生活场景,价值连城;郭觯斋藏瓷中的宋瓷极为精美,像清官窑古铜彩牺耳尊,当时连故宫都没有;长春存素堂丝绣,民国前期为朱启钤先生搜集与收藏,制作时代自宋至清,约200余件,均著录于《存素堂丝绣录》,伪满洲国时将此定为“国宝”而名扬海内外;溥仪留在张园的藏品,件头小,数量多,价值高,像商代的鹰攫人头玉佩、宋元时的四件书画手卷均是无上精品。

  谈起这些国宝的回归,每次追寻都有一段曲折离奇的经历。例如,在追寻德国人杨宁史所藏的青铜器时,就经历了一个曲折而颇具戏剧性的过程。王世襄从古玩商处得知,日伪统治时期河南等地出土的重要青铜器大多被德国人杨宁史买去。他决定顺藤摸瓜,亲自前往查看。1945年11月上旬的一天,王世襄来到杨宁史经营的禅臣洋行,恰好看见一位外籍女秘书正在打一份青铜器目录。他拿过目录,声明是为查寻文物而来。女秘书说这份目录是德国人罗越交给她打的。而这个名叫罗越的德国人是辅仁大学教授,住在芳嘉园王世襄家的东隔壁,两人早就认识。王世襄找到罗越,他承认目录是他所编,而器物为杨宁史所有。11月14日, 王世襄与有关方面办好一切手续后,偕同罗越,前往天津找到杨宁史。经过对质,杨承认有这批青铜器,但却诡称全部铜器均封存在当时已被九十四军占用的天津的住宅内,若要接收,请与军方接洽。由于军方不配合,王世襄只好于11月20日返回北平,追寻杨宁史铜器之事初次遇挫。1945年12月下旬,王世襄在多方努力而无效时,将此事面告朱桂老。几天后,朱桂老电召王世襄去他家后说:“宋子文今天将来看我,你立即写一份材料,陈述查寻杨铜的困难和郭葆昌藏瓷之重要,我将面交宋子文,你可在旁补充说明。”那天,宋子文来到朱桂老家问明缘由后,答应派人去办理。在宋子文的直接干预下,杨宁史被迫同意“呈献”这批文物,但条件是在故宫为他布置专门的陈列室。1946年1月22日,当时的行政院驻北平办公处派车,故宫派人,王世襄也在场,终于从北平外商的运输公司百利洋行,将这批青铜器运到故宫御花园绛雪轩清点交接。事后得知,杨宁史早已将铜器送到托运公司,企图伺机外运。他对王世襄陈述的这批文物封存在天津军方占用的住宅内的说法,纯属谎言,意在增加中方索宝的困难。追寻国宝之难,由此可见一斑。

  收购郭觯斋藏瓷也颇费周折。郭葆昌,号觯斋,古玩辅学徒出身,为人精明干练,曾为袁世凯烧制洪宪瓷和管理景德镇窑,因大量收购古瓷,故鉴定颇有心得,编有《觯斋瓷乘》20册,堪称民国时最著名的陶瓷收藏家。郭氏于1935年前后逝世。他的藏瓷随后长期存放于北平中南银行的仓库内。为了得到这批瓷器,王世襄多方努力,最后通过朱启钤先生找到宋子文,由他用10万美元“收购”,才在1946年2月20——23日从郭葆昌之子郭昭俊手中点交给故宫博物院。

  此后,王世襄于1946年7月又在驻平津美军的协助下,从溥仪留在天津张园的保险柜内顺利取回21匣珍贵文物,并连夜在故宫张雪轩开匣、清点、造册。有关方面代表签名后送入故宫延禧宫库房。1946年9月,他又在各方合作下,将海关扣留的德孚洋行的一批文物运往故宫御花园存放……王世襄从亲手点交的一批批文物瑰宝中,感受到了不辱使命的欣喜,领略了从事自己心爱的事业后那种特别的充实与舒畅。

          四

  1946年秋,沈兼士先生突然中风逝世,清损会平津区办公处改由马衡先生兼管。追寻国宝的工作也暂告一个段落。但就在此时,另一项重要使命又落在王世襄肩上,这就是向日本交涉赔偿文物。早在1946年春,王世襄就编写过一本在日本的中国重要文物的目录,并将每件文物都注明了名称、尺寸、藏处、藏者、材料来源等。同年9月的一天,马衡院长对王世襄说:“接南京清损会来信,准备派人去日本,交涉赔偿文物。因为你懂外文,打算派你去,不知愿意否?”王世襄当时考虑到追寻国宝的诸多事务以及正在接手的故宫古物科的工作,有些为难。但是,他想如果真正能从日本追回一些中国的文物,也是值得的。于是,欣然受命。

  1946年10月下旬,王世襄利用押运故宫文物参加“胜利后第一届文物展览”的机会来到南京。展览结束后,王世襄参加了杭立武主持召开的有20余人参加的清损会年会。各区汇报一年来清理文物的情况和收获,并讨论了去日本开展清理文物工作步骤与方法,将赴日使命概括为三项:(一)从东京运回日寇1941年底侵占香港时掠去的中央图书馆的一个批善本书;(二)向日本政府追查战争期间中国各地损失的公私文物的下落;(三)与日本政府进一步交涉,以期达到“以类赔偿”的目的。这次会议决定派王世襄为赴日专员,到中国驻日本代表团文化教育组工作。至此,他将东渡日本,开始另一段追寻国宝的艰苦历程。

  1946年12月,王世襄在中国驻日本代表团上海办事处的协助下,飞抵日本东京。刚到东京不久,王世襄就了解到中央图书馆被掠到日本的善本书的一些情况。这批善本大多是抗战初期的江浙、两广一带的藏书世家,如吴兴张氏适园、刘氏嘉业堂、金陵邓氏群碧楼、番禺沈氏等,为避战乱而放到上海旧书摊出售的旧藏珍籍。中央图书馆购得这批善本书后,大部分运至香港,准备装箱再寄存美国国会图书馆。不幸的是,这批书竟遇香港沦陷而被日本海军掠去。1946年,经过中国驻日本代表团查访,这批书终于被顾毓秀先生在东京市郊的帝国图书馆地下室及伊势原乡下发现,随即转存东京上野公园和驻日本代表团的住地。王世襄利用中央航空公司的专机回国的机会,把这十余籍善本书先行运回了上海,随即开始向日本政府正式交涉。

  出人意料的是,追偿工作并不顺利。因为联合国关于赔偿文物的条款与规定中要求必须确实能“证明”是抗战期间被日寇掠夺和盗窃的文物方能偿还;对战争中损失的文物要列举名称、年代、形状、尺寸和重量等,最好附照片;对掠夺的文物要开列原有人、原在何处、何时被掠夺;如被日军掠夺,则要说出番号……王世襄查阅完国内寄来的一材料,发现没一份够得上这些“要求”。在国破家亡的危急时刻与战火硝烟的恶劣环境下,又有谁能留下文物损失的完整材料呢?至于要中国人写明保密的日军番号,更是无稽之谈。身为赴日专员的王世襄对如此苛刻的条款十分气愤,并清楚地认识到:这些规定只对日本有利,对中国不利,而且已经到了偏袒庇护的程度,这为追查偿还中国文物设下了一道事实上不可逾越的障碍。他一方面大声疾呼,一方面竭尽所能向日本政府提出追寻中国文物的要求。但是,无数次努力均告失败,追寻的希望变得十分渺茫。

  王世襄仍不死心,继续向驻日代表团请示,准备向日本政府提出“以类赔偿”的要求。即日本侵略者劫夺的中国文物,原件已毁坏,或长期查不到下落,中国政府有权要求日本用同类或等价的文物来赔偿。但这个有充分理由的正义要求,却无法得到同行的理解和支持。王世襄不明白:还有什么比追回祖国的文化瑰宝更重要的事情呢?确实,作为有满腔爱国热情的一介书生,对当时特定环境下的政治与外交是难知其奥秘的。

  一再碰壁后,王世襄决定亲自到美国设在日本的管理调查文物的机构去了解一些中国文物的线索,从调查文物的下落入手,再提出偿还的要求。第一天前往该机构时,一位工作人员十分热情,带他查看了已编好的日本世纪所藏文物的卡片。可是,第二天情况却发生了变化。该机构的美方负责人要求正式约定,方能拜访。这实际上就拒绝了王世襄提出的要求。其目的明显是防止中国方面打听有关在日本的中国文物的线索,不愿意让中国在抗战中流失到日本的文物归还原主。至此,王世襄感到凭借个人的力量,在当时的环境下,面对如此复杂的政治、外交和某些利益因素,再继续追偿更多的中国文物已经不可能。与此同时,他想到了战后亟待重新恢复的祖国,想到了自幼向往的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他的使命感告诉他:应该回到祖国去扬起事业的风帆!1947年2月,经过多方努力,克服重重困难,他才把存放在东京上野公署内的中央图书馆的一百零七籍善本书,用轮船运回上海,最终使这批经过战火洗礼的国宝完璧归赵。当时,到码头来接书的是郑振铎先生派来的谢辰生和孙家溍两位先生。

  王世襄在完成运送善本书的最后一项使命后,旋即到南京的清损会复命,并马不停蹄地回到北平。此时,已是1947年3月初,王世襄为追寻国宝在国内外奔波忙碌了约450个激动人心的日日夜夜。尽管当时他和周围的人也许并没有过多地看到这项工作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半个多世纪过后的今天, 人们却清楚地认识到王世襄当时的努力是如此的珍贵,他的工作成果蕴含了不可低估的历史与文化的价值。

          五

  步入而立之年,王世襄的脑海里正在孕育一个美丽的梦。这个梦最初蒙胧,日渐清晰。这就是要把父辈们已经创办起的故宫博物院,建设成为一一座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的第一流博物馆。  

  1946年7月10日,对王世襄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由于他热爱故宫,既懂文物,又精通英文,加上在追寻国宝时的辛勤工作,当之无愧地兼任了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尽管这时他的正式名义仍为清损会平津区助理代表,在故宫不领工资,但他却十分看重这个新的职务,经常去故宫工作。1946年夏、秋之际,他利用清损会工作之隙,开始着手故宫文物分类、藏品登记、卡片设计及修缮房屋、开辟库房、清理院落、制作储藏柜架等最基础的工作。同年10月,王世襄与故宫古物馆的人员一道,在景阳宫后院御书房布置了新入藏故宫的杨宁史铜器、郭觯斋瓷器两个专门的陈列室,使抗战结束后故宫的文物陈列工作开始步入正轨。

  1947年3月,王世襄从日本回到故宫。此时,他已经辞去了清损会的职务和差事,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故宫的怀抱中。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在马衡等老前辈的指导下,王世襄与故宫的同事们一道,紧紧抓住保管与陈列这两个最基本的环节。为了把保管工作建立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对收藏的每件文物进行系统而规范的记录是必不可少的。为此,他准备对国宝级文物《平复贴》进行著录方面的试点。当时《平复贴》藏在著名收藏家张伯驹先生家里。作为晚辈,他登门拜房,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张先生,希望得到支持。出乎意料的是,张先生不仅爽快地答应让他看,而且还让他拿回家去看。就这样,被张先生视为“头目脑髓”的宝中之宝被王世襄小心翼翼地捧回了家。面对大师的提携,王世襄感激万分。他以虔诚的心态,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观察、仔细阅读和认真笔录,将《平复贴》上诸家观款,董其昌以下溥伟、傅沅叔、赵椿年等家题跋,永瑆的《诒晋斋记》及诗等抄录完毕,并尽可能记下了历代印章。其间,钤在贴后的唐代鉴赏家殷浩的印记,方形朱文,十分暗淡,只有“殷”字上半边和“浩”字右半隐约可辨。正是经过这样仔细地著录,才终于完成了一份具备质地、尺寸、装裱、引首、题签、本文、款识、印章、题跋、收藏印、前人著录、有关文献等项目,并记有保存和流传经过的完整记录,从而为当时故宫文物的整理与建档提供了范本。

          六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故宫实际工作一年多以后,王世襄深切地感到:中国的文博事业源远流长,公私藏家历代不衰。但是,由于历经战乱,中国文博界对博物馆的科学理论与实践尚处在感性认识阶段。只有走出去,在考察与比较中才能看到自己的差距,进而迎头赶上。机遇往往提供给有准备的人。1948年5月,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故宫一个去美国及加拿大教室博物馆一年的名额。 年富力强、熟悉文物、精通英文的王世襄于1948年夏踏上了赴北美的行程。

  此行他先后访问了美国纽约、波士屯、华盛顿、芝加哥、堪萨斯、圣路易斯和加拿大等地的博物馆及美术馆,特别留意收藏有中国文物的公私博物馆,并对各馆藏品考其形制,追其源流,仔细欣赏,认真笔录。与此同时,他还对博物馆建设和管理以及文物修复技术表示出浓厚的兴趣。1948年9月,他来到加拿大的托朗多博物馆,利用三个星期的时间,向该馆修整部的陶德先生学习壁画粘布托裱的方法。通过讲授和实习,王世襄基本掌握了用麻布和木板来代替壁画背后泥层的“脱胎换骨法”。在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他还潜心浏览了流传至此的宋人摹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宋郭熙的《溪山秋霁图卷》、宋龚开的《中山出游图卷》、元赵孟頫的《二羊图卷》、元吴镇的《渔父图卷》等10余幅宋、元绘画精品。1948年冬,他用两个多月的时间,认真参观和仔细研究了波士顿美术馆的中国书画作品,对唐阎立本《历代帝王像图卷》、五代董源《平林秋霁图卷》、宋李成《雪山行旅图轴》、宋徽宗墓张萱《捣练图卷》、宋徽宗《五色鹦鹉图卷》、宋陈容《九龙图卷》等佳作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48年秋和1949年春,王世襄还两度前往纽约,在大都会美术馆等多家博物馆流连忘返……

  故宫的实践,北美的考察,使王世襄有一种要使美梦成真的强烈冲动。他遥望东方,归心似箭。1949年8月,王世襄离开美国,回到了已经解放的北平,重回故宫博物院的怀抱。他坚信新生的共和国,将会把自己的梦想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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