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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杂谭] 中国古代铜镜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

李先登    2009-12-30

  中国古代铜镜(主要是青铜镜),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用于鉴容的生活用器。从战国时期开始较为广泛地使用,直至明清时期,基本上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相始终,绵延三千余年。不仅种类繁多,数量巨大,而且工艺精美,有些上面还有优美的铭文,是中国古代文物中重要的一类。铜镜个体虽小,但其方寸之间却凝聚了浓郁的历史文化内涵,反映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并且,铜镜又富于生活情趣,贴近群众,随时可以拿在手中观赏,从而窥见古人的社会生活与思想心理,用来借鉴启迪自己,并可得到古代艺术的享受,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因而至今受到广大收藏爱好者的钟爱,研究者也日益增多。再有,中国古代铜镜在世界古代铜镜中独树一帜,极具民族特点,是中国古代文明重要代表遗存之一,因而也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重视。

  

  根据考古发现,中国古代铜镜最初在青海、甘肃部分地区的齐家文化(夏代至商代初期)中首先出现。如1976年青海贵南尕马台M25出土的七角星纹铜镜。但它已是背带小钮的铜镜,已开启了中国古代铜镜在形制上的民族特点。此后,商周时期这种早期铜镜在中原地区也有少量发现。如安阳殷墟妇好墓就出土了4面铜镜,我认为这可能是当时甘青地区给中央的贡品或文化交流品。但夏商周王朝乃礼制社会,“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者杀”(《礼记·王制》),因而作为生活日用器物的铜镜得不到发展。不仅数量很少,而且制作轻薄粗糙,尚较原始。总之,夏商周时期的铜镜可称为中国古代铜镜的萌芽阶段。

  

  到了战国时期,中国古代铜镜发展成熟,《战国策·齐策》所记“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早已脍炙人口,足以证明战国时期铜镜已开始较为广泛使用。究其社会历史原因,主要是因为此时中国古代贵族礼制社会没落,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因而青铜礼器衰落了,但青铜生活日用品,诸如货币、灯具、铜镜等得以发展起来。而另一方面,到了战国时期,中国古代青铜冶铸工艺已有了高度的发展,为铜镜的成熟提供了技术基础。战国铜镜比起此前齐家文化等早期铜镜来说,已有了本质上的提高,可以说已是真正意义上的铜镜了。从考古发现来看,中原地区生产的青铜复合镜、镶嵌玉琉璃镜、鎏金镜、漆绘镜等十分精致。而南方楚文化地区出土的山字纹镜、蟠螭纹镜、羽地纹兽纹镜等也十分精美。据统计,长沙地区有四分之一的楚墓随葬铜镜,说明楚地铜镜生产的发达。

  进入秦汉时期,封建大一统帝国的建立,经济文化的繁荣,汉民族文化的初步形成,为铜镜的大发展奠定了政治、经济与文化基础。汉代铜镜广泛使用,据统计,洛阳地区二分之一的汉墓随葬铜镜。汉代铜镜种类繁多,主要有日光镜、昭明镜、规矩(博局)镜、连弧纹镜、四叶镜、多乳禽兽纹镜、龙纹镜、神兽镜、画像镜等。汉镜的特点之一是镜上铸有铭文,并日趋发达。铭文的内容主要表达当时人们尊崇四神,祈求吉祥富贵和子孙繁昌的愿望,反映了汉代人们的思想意识以及社会历史状况,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如“见日之光,天下大明”;“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心忽扬而愿忠,然壅塞而不泄”;“尚方作镜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天下敖四海,寿如金石为国保”。从王莽时期开始出现了纪年铭镜,如“始建国天凤二年作好镜,常乐富贵庄君上,长保二亲及妻子,为吏高迁位公卿,世世封传于毋穷”;“吾作明镜,幽宫商,周缘官象,五帝天皇,伯牙弹琴,黄帝除凶,朱鸟玄武,青龙白虎,君宜高官,位至三公,子孙繁昌,建安十年朱氏造”。这样就使得铜镜在考古学的断代与分期研究中具有了重要的学术价值。其次,汉代铜镜在纹饰的主题与装饰手法上,已摆脱了战国时期青铜礼器纹饰的影响,出现了铜镜自己的主题纹饰,主要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与东王公、西王母等。一般是单层纹饰,不用地纹。西汉时期大多用单线勾勒纹饰轮廓,为平面纹饰。东汉中期以后出现高浮雕纹饰。从装饰手法上,一般分为内外两区和宽缘,多采用中心对称的四分法布局。西汉晚期以后,宽缘多加饰纹饰或铭文带。汉镜总的艺术风格是图案化,质朴而恭谨。总之,汉代铜镜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是研究汉代美术史的重要资料。

  三国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社会比较安定,而湖北鄂城又是孙权始都的武昌城之所在,其遗址在今鄂州市城东一带。因此,鄂州是三国时期南方铜镜的生产中心之一。解放以后,鄂州出土了许多精美的神兽镜和画像镜,如吴孙权黄武六年重列神兽镜(铭文表明乃山阴匠师鲍唐作)、孙权黄龙元年半圆方枚神兽镜及佛像纹镜等,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三国魏晋时期,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所载,魏明帝景初二年赐给日本古国女士卑弥呼“铜镜百枚”,正始元年魏遣使诣倭国,赐金、帛、刀以及铜镜等物,因此铜镜在日本被视为神器宝物。近百年来日本的古坟等出土了数百枚三角缘神兽镜,中日学者作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或认为乃魏王所赐,或认为乃东渡日本的吴匠所造,或认为系古代日本仿制等等。总之,此时铜镜又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使者,是中日历史上长期友好的见证。

  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不但国家强大、经济文化空前繁荣,而且中外文化交流繁盛,长安已是古代国际性的大都会,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到了全盛阶段。铜镜形式多样,除圆镜、方镜之外,新出现了菱花镜、葵花镜、有柄镜等。并且个大厚重,质地精良,多呈银白色。同时还制作了金银平脱镜、嵌螺钿镜、金背镜、银背镜等特种工艺镜。唐代铜镜乃至整个中国古代铜镜亦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为研究中国古代冶铸工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唐代铜镜的种类主要有四神镜、瑞兽镜、狻猊(狮子)葡萄镜、双鸾衔绶镜、雀绕花枝镜、宝相花镜、盘龙镜、月宫镜、飞仙镜、真子飞霜镜、三乐镜、狩猎纹镜、打马球镜、八卦镜、字镜等。其纹饰总的特点是,已从图案发展为绘画,题材以花鸟及民间故事为主,采用写实的手法,并且纹饰极其华美生动,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唐代铜镜总的时代风格是雍容大度,饱含太平盛世的神韵,令人心旷神怡。

  根据《旧唐书·玄宗本纪》等的记载,唐玄宗千秋节时,君臣互相赐贡铜镜。而唐代孟《本事诗·情感》记载了南朝陈太子舍人徐德言与妻乐昌公主破镜重圆的故事,表明此时铜镜已成为爱情的信物与嫁妆。这些都说明此时铜镜在社会生活中占有了更为重要的地位。

  此外,隋唐一些铜镜上又铸有优美的铭文,如“光流素月,质禀玄精,澄空鉴水,照迥凝清,终古永固,莹此心灵”;“炼形神冶,莹质良工,如珠出匣,似月停空,当眉写翠,对脸传红,依窗绣晃,俱含影中”;“照日菱花出,临池满月生,官看巾帽整,妾映点妆成”。不仅书法十分精美,而且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唐代丝绸之路畅通,中外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域外文化对唐代铜镜产生了许多影响,如狻猊(狮子)即来源于今斯里兰卡,古称狮子国,而鸟纹显然是受到了波斯(今伊朗)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唐代铜镜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因而又成为丝绸之路的重要遗存,在日本、朝鲜、蒙古、俄罗斯西伯利亚米努辛斯克、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乌孜别克和伊朗等地均发现了唐代铜镜,成为研究古丝绸之路的重要文物。

  

  宋代以后,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后期,庶族地主和市民阶层兴起,商品经济有所发展,而铜镜的发展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虽然铜镜从工艺上看,的确衰落了,艺术价值不高,但实际上铜镜的使用则更为普及了。宋画上描绘的走街串巷的磨镜者就是例证。并且,此时铜镜进一步商品化了,宋代湖州镜上的商标性铭文如“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等就是明证。明清时期玻璃镜逐渐普及,使铜镜结束了其发展历程。但铜镜作为中国古代一类重要文物,仍将永放光辉。

   (李先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来源:《收藏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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