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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杂谭] 宗教与景德镇瓷器纹饰(二)

曲永建    2009-12-17

  北京出土的元青花束莲纹碗质量上乘。两朵盛开的莲花耐人寻味:在佛教的华严世界中有一朵名叫“光明蕊香幢”的大莲花,里面包藏着一个巨大的时空系统,包容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佛国(南北朝时便有著名的青瓷莲花尊),“人心本净,从处浑浊无瑕疵,犹如日月不与冥含,亦如莲花不为污泥所玷污”(《文殊师利净律道门品》)。莲花由于“出污泥而不染的品质”,历来也颇受“文人”的钟爱,周敦颐(1017—1073),仕途失意后便隐居在“莲花峰”创立了廉学(周敦颐爱莲经常出现在青花瓷纹饰上)。当元代文人真的远离官场倾轧而需要淡泊时,“仁以为己任”甚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儒学入世思想便充分体现出来。他们既认为“以佛治世”的现实不堪入目,却又希冀能有“儒佛”(两朵莲花)共享天下的未来。明永乐时“官样”纹饰中莲花的表现形式发生了明显变化,五朵莲花,显然以皇权为主(四朵小莲花簇拥着一朵大莲花),儒、佛、道、伊斯兰四教为宾。民窑由于不能仿效“官样”,索性便只画一朵莲花,似有对“专制”的愤懑之情。元代饱受欺凌的儒家学子的希望,最终在明代也未能如愿。及至成化之后“五朵莲花”才出现在民窑纹饰中。自元至清各种形式的莲花纹饰,无不彰显出佛儒交融的痕迹。

  明太祖朱元璋曾于至正五年(1345年)九月十九日(观音菩萨的涅日)落发蒸顶,遁入佛门。当年他托钵流浪期间的其他寺庙中是否有元青花供器,现已无从考证。然而,这一时期恰好是“至正”型青花瓷的成熟期,他有可能与青花瓷谋面,并且是他倡导使用青花瓷的原因之一。甚至于“大明”与佛教六字真经—俗称“大明咒”有某种联系(现一般认为“大明”取自摩尼教),值得进一步考证。佛教徒的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成为朱元璋文化根基中的唯一精神支柱,《明太祖御制文集》中收有十篇关于佛教的文章,并在《御制龙兴碑》上津津乐道:“龙兴寺(于觉寺)乃于皇旧寺也。”《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卷六》。帝王的身世,文化、好恶具有划时代的特殊意义,隋文帝杨坚曾由僧尼抚养过13年,登基后大兴佛教,,何况朱元璋本身便有做“和尚”的经历。

  佛教教理中的止恶向善、净意修德、因果报应、轮回转世被中国人普遍接受,它演绎出设供祈福并借以修德禳灾。洪武元年(1368年)立“善立院”并在南京蒋山寺聚集各大寺院名僧“为国乞福”。由朱元璋莅临指导的每年一度“为国乞福”,随之便成为明早期青花瓷创始期内底心福字款的根源。值得一提的是“宣德年明”款,它与同类“福”字款折腰盘相似,此前它们均被定为“洪武”,经其实证后应定为永乐前后。也就是说景德镇民窑瓷器早期的断代理应推后至少20年以上,青花瓷的真正崛起是在永乐之后。

  皇家倡导即时尚,福作为内底心的主题,盛行了约半个世纪(其间龙泉窑、磁州窑类似的福字款往往与其同时出土原生垃圾层中)之后,演变为碗外底心的款识。明末,天下大乱,倘如能像春秋时的伍子胥那样“吹箫乞食”便已经是“福”了。据说,中国人过春节贴“福”字,亦自朱元璋始,不知然否?

  景德镇瓷器上的黄釉,始自明建文前后。此类器曾在南京北京均有出土,景德镇官窑窑址尚未见报道。它们均与“洪武”釉里红的质量相似,胎质相对粗糙,制作亦不规范。朱元璋曾告诫:“国家的任务在于养民,哪能以个人的口腹去累民的道理”(《明太祖实录》卷86)。饮食衣服贵乎有常,常情之外的逐求会带来无穷的祸害(《明太祖实录》卷41)。他充其量不过提出“服色所尚,于赤为宜”,可能是出于红巾军起家及自己是“朱”姓的缘故,红色自此成为中国人的吉祥色。据《大明会典》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烧造供相器皿等物,需要定夺制样,计称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这里可以明确看出洪武沿袭元代“有命则烧,无命则止”的传统。关键词“供用器皿”“定夺制样”尤其是“计算人工物料”,很像嘉靖时期的“官搭民烧”。因而,质量欠佳便在情理之中。

  上述官窑“供用器”均为佛莲为主题辅助纹饰,或“佛莲”“变形佛莲”作为主题纹饰。其后无论是在官窑、民窑均一直沿用不衰,这与佛经被称为莲花经,佛座被称为莲花座,寺院被称为莲舍等密切相关。永乐十二年(1414年),朱棣封西藏释迦也夫为“妙觉圆通慈慧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成化时给扎巴坚参的封号字数高达35个,因而以藏文、梵文作主题、或边饰的瓷器明显增多。自明早期开始单独以“八宝”为主题的佛教纹饰屡见不鲜。至清早期,“莲花八宝”的纹饰中加进了“寿”字,表现出佛道相濡以沫的关系。

  中国佛教集中全力宣扬的是没有痛苦,不会堕落的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世界的教主“阿弥陀佛”被书于碗底,然而,尽管有“东坡”相助和寺庙林立,却没有给大明带来丝毫希望之光。佛家寺院自古有“天下名山僧占多”之说,最早建立的“白马寺”便位于山上,佛寺的大门亦称为“山门”。“五岳山人佳器”。“白云山房制”“瑞麓山房监制”应多为佛教徒之订烧器。有趣的是,清初“德馨堂制款”的主题人物有弥勒佛(契比和尚),而元代红巾军起义就是借弥勒佛降生传说而发动的,朱元璋曾严禁民间旧话重提,清初却又在大肆渲染,耐人寻味。

  佛教寺庙往往成为人们祈求现世平安和功名利禄的场所,因而烧香拜佛的人不一定是佛教徒(况且有些寺庙本身便是集佛、儒、道为一身的地方)。“进香”不但可以了却得志的儒生加官进爵或寻求某种梦想的愿望,也可以成为失败者的栖身之所。从苏东坡到董其昌都曾笃信“禅宗”;原本不屑仙释的儒家学者,李贽(1527-1602),毕生宣扬个性解放,在饱受打击又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最终落发为僧;方以智(1611-1671),在明亡之后,流落岭南,不得已也遁入佛门;魏源(1794-1857)由于找不到变革社会的力量,晚年便热衷于佛学,以佛教徒生活而告终。这使儒家思想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是景德镇瓷器纹饰很少找到的“孔门”痕迹的原因之一。

  来源:《艺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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