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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藏家] 京城第一杂家

卜昌伟   2009-12-01

  他学贯中西,文物研究造诣高深,著述颇丰。此外,放鸽子、斗蛐蛐、玩葫芦,飞鹰走狗无一不精,堪称京城第一杂家。

  他就是王世襄,号畅安,祖籍福建福州,1914年5月25日生于北京。1938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国文系,获学士学位,1941年获硕士学位。抗日战争胜利后负责追还抗战时期被劫夺的文物,1946年底担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第四组专员,负责交涉归还文物事宜。1948年6月,他被故宫派赴美国、加拿大考察一年。期满后拒绝了弗利尔美术馆、匹兹堡大学的聘请,返回故宫任职。

  新中国成立后任故宫陈列部主任,1953年开始在民族音乐研究所工作。1962年调回文物局工作,1994年退休。1994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1991年7月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玩物成家

  王世襄出身书香门第,母亲金章是著名画家,其父任职于民国政府外交部条约司,工作之余喜欢逛古玩店。

  小学至高中,他就读于北京美国学校,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家中还聘请国学耆宿,讲授文史诗词,他最喜欢古诗词。对于玩,王世襄可谓天生异禀。他8岁就能“飞檐走壁”,爬墙放鸽子。

  王世襄养狗、玩葫芦、养鸣虫也在北京城小有名气。他玩过一只白鹰,那是鹰中绝品,当时叫价一百块钱,而一袋洋面粉才两块五。王世襄破天荒头一次托人借钱,买走了这只白鹰。

  晚年的王世襄曾自嘲:“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而养鸽飞放,更是不受节令限制的常年癖好。”他在燕京大学文学院读书时,曾有臂上架着大鹰或怀里揣着蝈蝈到学校上课的惊人之举。

  他玩的东西多半属于民俗,但大俗的东西到了他这儿却玩成了大雅,边玩还边用文字记载心得。黄苗子先生说他“玩物成家”,启功先生说他“研物立志”。

  爱鸽成痴

  谈起诸多玩好,王老如数家珍:“十来岁时我开始养鸽子。接着养蛐蛐,不仅买,还到郊区捉。也爱听冬日鸣虫,即野生或人工孵育的蝈蝈、油葫芦等。鸣虫养在葫芦内叫,故对葫芦又发生兴趣。尤其是中国特有的范制葫芦,在幼嫩时内壁套有阴文花纹的模子,长成后去掉模子,葫芦造型和花纹文字,悉如人意。这是中国独有的特种工艺,可谓巧夺天工,我也曾试种过。十六七岁学摔跤,拜清代善扑营的扑户为师。受他们的影响和传授,玩得更野了——熬鹰猎兔,驯狗捉獾。由于上述经历,我忝得‘玩家’之名。”

  王老把养鸽、研鸽当作所有玩好之最,他曾写过很多关于抢救传统观赏鸽的文章。每每回忆少时岁月,有一个段子他常挂嘴边:“一连数周英文作文,我篇篇言鸽。

  教师怒而掷还作业,叱曰:‘汝今后如不改换题目,不论写得好坏,一律P(即poor)。’”

  再后来王世襄搬进了公寓楼,无法养鸽子,这成为他的人生最大憾事,可是他对鸽子的喜爱却日久弥笃。

  无法养鸽的王世襄换了一种爱鸽的方式,那就是研鸽并出鸽书,编著了《北京鸽哨》《明代鸽经·清宫鸽谱》等鸽书。

  追回国宝

  王世襄认为一生中做得最有意义的事情有两件,第一件事情是日本投降后为中国人民收回几千件国宝,现在都藏在故宫博物院。第二件事情是文物研究著作《髹饰录解说》的编写。

  王世襄说:“《髹饰录》是中国现存唯一一本古代漆工专著,但全书文字简略晦涩,且类比失当,所以极难解读。过去此书唯一抄本远在日本,后经曾任北洋政府代总理的著名学者朱启钤先生刊刻印行。他知道我有这方面的志趣,遂将此书交给我诠释解说。”王世襄编写此书前后30年,1983年终于正式出版,1998年修订再版。

  抗日战争胜利后,文物清理损失委员会成立,由马衡和梁思成两位先生推荐,“清损会”主任委员杭立武认为王世襄是难得的人才,便派他参加了“清损会”平津地区办公室的工作,职务是助理代表。

  当时,王世襄正是风华正茂的青年,精力充沛,又对文物有浓厚兴趣,所以全身心地投入到清理文物上。他代表国家追还抗战时期被劫夺文物2000余件,其中宋代马和之《赤壁赋图卷》等皆为国之珍宝。

  相濡以沫

  王世襄与夫人相识在他考取燕京大学研究院后。一天,一位叫袁荃猷的燕京大学女生来找王世襄,要做“中国画教材”方面的论文,请他做导师。于是王世襄便成了导师,为使小姑娘通过论文关,他不但导,而且替。再后来,他们就结婚了。

  结婚之后,王世襄发现他的妻子实在妙不可言,除了琴棋书画外,其他全不会。就做饭而言,剥蒜可以,剥葱却不行,一根葱被她层层剥光,最后手上什么东西没有,反过来责备王世襄,说他不会买葱,为什么葱里什么东西都没有。

  不论王世襄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妻子袁荃猷始终是他的支持者。袁荃猷14岁师从汪孟舒学琴,后又经古琴国手管平先生亲授,琴艺更精。袁荃猷弹琴时,王世襄常伴左右,如此近60年,他自称“琴奴”,直至2003年袁荃猷病故。此后,悲痛不已的王世襄将夫妻收藏的古琴、铜炉、佛像、家具、竹木雕刻、匏器等143件文物拍卖,成交额达6300余万元人民币。

  《锦灰堆》收入14首《告荃猷》,其中一首是:“我病累君病,我愈君不起。知君不我怨,我痛无时已。”极为悲痛。

  治学精神

  王世襄治学的精神凭两股劲:傻劲和狠劲。这是事实,他研究美术史、建筑营造以至明式家具,都以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一钻到底,总要搞出个名堂来才善罢甘休。他做学问不单纯靠书本知识,为了观察漆器实物,他随时注意故宫的藏品,还经常去古玩铺、挂货屋,乃至冷摊僻市搜集漆器标本,越是残件越重视,因为可以看到漆器的胎骨、漆皮及色漆层次等等状况。研究明式家具限于财力,王世襄只好直接与收购破旧杂货家具的旧货摊打交道。他经常冒着严寒或酷暑,骑着自行车奔波于北京的街头巷尾。车后装着一个能承重一两百斤的大货架,架上放着棉绳、麻袋片和大小包袱。遇到明式家具,能买得起的,他便买下,捆在车上带回;买不起的,也要拍照或画下图来。早年在搜集过程中,他的足迹遍至北京方圆几百里,连通州、涿州、保定也时时远征,不肯放过。大年三十,为了或许能从农家买到一件旧家具,他放弃全家吃年夜饭的欢乐,而在乡下睡冷炕,用脱下来的鞋垫在炕沿上做枕头,度过除夕之夜。

  少有所好,老有所用,用有所成。王世襄后来写出了中国第一部有关古代家具的专著《明代家具珍赏》,填补了我国工艺史上一段长时间的空白,更为收藏家或研究者提供了一本不可或缺的参考手册。有人说,他“玩”出了前无先辈系统之论、后无来者可以继承的“世纪绝学”。

  玩即学,学亦玩。这就是王世襄的境界。

  来源: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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