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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 “宋元佑三年”款纪年青花瓶之我见

梦斋主人   2009-11-26

  《收藏界》2008第6期刊登了伍秋鹏先生撰《“宋元佑三年”款纪年青花瓶考辨》一文(以下简称“伍文”),文中介绍了某收藏家收藏的一件“宋元佑三年”款纪年青花瓶,伍文整理了藏界的不同观点,深入探讨了铭文(诗文)的出处,亦对该瓶的年代作出了比较中肯的假设。由于该罐的纪年与器物本身的时代工艺特征出入较大,故在藏界中引起较大的分歧实属正常。我总觉得鉴定犹如垂钓,每个人的经历(经验)、悟性、方向不同,其结果自然也不一样。

  

  一

  从该瓶图片透露的讯息来看,有两点我以为可以先确定下来:

  (一)属民窑风格;

  (二)并非现代的高仿或低仿品。

  造型:古陶瓷造型往往有其固定的时代特色和社会定式。很遗憾,该瓶藏者得到时已是残器,然据古玩商所说“口沿略外侈,底部原带座,座与器身相套连,底座可转动”。据此复原,可得出原器大致形状,可见残器基本完整,线条饱满,器形规整,与清中后期所见的花瓶、天球瓶较为接近,只是多了一个可转动的底座。

  胎釉:胎呈灰白色,由于未亲见宝物,不能感知其灰白程度。一般而言,灰白色胎在清代以后的景德镇瓷器上较为罕见,多为细白的糯米胎。而“釉面有细小开片裂纹”在清代景德镇瓷青花器上也是不常见的,除了哥釉青花。瓷器开片原因比较复杂,简单来说有两种,一是人为,如镇窑哥釉青花,但其胎质相对缜密,且可明显看出哥釉地;二是自然,因时间或出土遇到空气而引起的釉裂,较常见于宋元以前的古陶瓷,片纹带色或不带色。再有一种情况是由胎釉先天的缺陷以及窑温等的影响,一旦烧成青花器,便会自然出现开片青花,如明末吉州窑和清代漳窑的青花器等,其特征(包括手感、胎质、釉表)与镇窑的哥釉不同。此青花瓶从图片上看当属地方窑产品。

  纹饰:此瓶纹饰写意,老辣奔放,不拘一格,诚如伍文所言,具有民间绘画风格。虽然带有六瓣花的牡丹花纹前所未见,但另一面牡丹花边留白的书法,却屡见于清中后期的民窑青花器上,仍然脱离不了大时代范畴。

  青料:中国蕴藏的青料——钴土矿极为丰富,除r江西以外,所知还有浙江的江山,云南的宜良、会泽、宣威以及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均有发现,其中浙青与云南珠明料于明清时期曾大量供景德镇使用,加上当时官民窑的成型、绘画、烧窑工艺已臻顶峰,故此烧出的青花器发色往往呈正蓝色,即使偶有偏色,亦罕有出现如该瓶一面呈蓝色,另一面(包括铭文部位)呈墨绿色的情况。这义为其可能为地方窑所产提供一个参考依据。

  工艺特征:“底部原带座,座与器身相连,底座可转动”。这种工艺应该就是(类似)乾隆朝流行的转颈或转心瓶。从历史上观察,不管是宋元明实物或文献记载,都未曾发现有这种工艺或姊妹工艺。若从形制结构看,旋转瓶当是在双层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其最早可溯至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以及明代龙泉窑,然器身均不能转动,旋转瓶起码得解决分段烧制时各部分收缩率一致不变形的问题。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十八年五月十二日下旨烧造的旋转瓶,直到十九年初才送到,可见其烧制之难。虽然不排除发现早于乾隆朝转动座的可能,但一种工艺的诞生,特别是像转动座或转颈瓶如此新奇而又有厚利的工艺,如果真的有一定历史底蕴,断不会不留下一点蛛丝马迹。但此瓶纪年一下子蹦到宋代,于情理不通。惜原器已残,底座阙如,故不能进一步观察。

  基于上述各点,笔者初步判断其为清代中后期的地方民窑产品。

  

  二

  令人觉得困惑的是“宋元佑三年”青花釉下纪年款,既是在釉下,则可排除为后加款。铭文,特别是纪年款铭文所透露的讯息,很多时候可以证明器物本身为到代的真品;但同时也可以反证铭文与器物的年代不符,即后加款、寄托款或器铭皆伪。故不论该瓶三处铭文由几个人书写,或器颈的铭文孰先孰后,它属于诗文纪年款。我以为这里有一个书写和阅读的问题,按题书、诗、画的习惯,都是先内容(如诗、词)再落年款及人名或作坊名。同类诗文纪年款亦见于带纪年的古陶瓷上。按照从右到左的顺序,我们从(款一)最后一句“以下此当笑玩之”便可看出端倪。“以下”所指何也?当然是“宋元佑二年”纪年款,很显然这是作者开门见山地告诉人们,“宋元佑三年”只是“存心”开的玩笑,不必当真。这是一个有文化有道德的艺术人,就像今天景德镇某些名人于器内外落款是某年某地某人仿造,但绝无欺世之意。因为复古与仿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带寄托款瓷器流行于明中后期以及清代,一般的寄托年号有宣德、成化、清二三代等,偶有仿宋元以前稀有年号款。不仅陶瓷如此,其他工艺品上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想必是受到清代金石学影响而产生崇古、复古的心理反映吧。

  至于“崇德厂”之“崇德”是杜撰或真有其名,此“厂”恐非明清御器厂,往上推的话,也应与宋代南北各窑无关,考宋元古陶瓷铭文,并无“口口厂”之语。

  文献上也不例外,如宋周密《志雅堂杂抄》记载:“大宋兴国七年,岁次壬午,六月望日,殿前承旨监越州瓷器窑务赵仁济再补修吴越国王百衲雷威琴……”。只是到了明代,与地方陶瓷生产有关的文字记载中,才陆续出现“厂”字,如《明会典》记载:“明代在彭城镇设官窑四十余座,岁造瓷坛堆集官坛厂。”又如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彰德府推官张应登在《游滏水鼓水记》碑铭中,对当时磁州窑的彭城窑陶瓷生产情况这样记载:“彭城陶冶之利甲天下……晨起,视陶陶之家,各为一厂……似此厂者日千所而少”。并无类似“崇德厂”之地名厂。这是由于唐宋之际,除了个别专烧宫廷用器的官窑和少数“有命则供,无命则止”的窑场外,全国各地的窑场绝大多数为民营制瓷手工业作坊。而当时制瓷业的特色之一,即一家一姓主窑,如唐代的“裴家花枕”、“郑家小口天下第一”,宋代的“张家造”、“绍兴年永和舒家制”、“吴”等姓氏款。

  再看一个例子,或可加深我们对一些似乎“言之有物”的寄托年号款的认识,苏汉臣为北宋与南宋交替之际著名的人物画家,开封人,宣和(1119—1125年)年间为画院待诏,绍兴年间(1131—1162年)复官。“大宁”是地名,宋时指今四川巫溪县。据史料载,苏汉臣从未外放为官。而“厂臣”称呼为明代时才出现,是当时所设立的特务侦缉机构“锦衣卫”、“东厂”、“西厂”等官员的自称,当时御用画家也属“锦衣卫”编制。依上述器形、工艺等分析,这件长方形香炉当为清朝末年所铸,虽伪托宋苏汉臣,但所铸之人混淆了历史典制,将他归入明代“厂卫”之类,纰漏显见。(以上引载自朱力主编《明清古玩真赏》)。

  我以为“崇德厂”当为崇德(陶瓷)厂之意,与清末民国时期如“永泰祥彩瓷厂”(1912—1948年)、宜兴陈鼎和陶器厂(1920—1954年)等在意谓上相近,是清代寄托款中较为罕见的诗文款。从其不俗的书法和诗尾的“友情”提示来看,这是一个有文化修养的陶艺人,在复古思古时的信手之作。

  来源:《收藏界》 2008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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