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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杂谭] 497字铭文令毛公鼎成国宝

 2009-01-08

  1948年12月22日,南京下关码头,中鼎号军舰辟开凶险的海路,四天后,712箱文物到了基隆港。此后,海沪号国宝3502箱,昆仑舰1248箱,陆续漂洋过海。集体大迁徙的65万件文物大都来自北京故宫。抗日战争期间,为避战火,它们曾被迫南迁,之后到了南京后又“马不停蹄”迁往台湾安家。这是人类战争史上、文化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文物大迁徙。自此,海峡两岸,一宫两院。

  今天的台北已不再遥远,有关台北故宫的人和事却依旧在历史的烟尘中。现存铭文最长的青铜器毛公鼎、三希之首的《快雪时晴帖》、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它们,整整60年的相隔,成了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为了揭开尘封已久的那段历史,纪录片《故宫》总导演周兵和他的团队再次打造了《台北故宫》,本报也回访当年的当事人和相关学者,还原出这些国宝的故事。不同文物门类的顶级国宝的身世、流转及台北故事都将得到解密,毛公鼎的离奇收藏史,汝瓷中的天青无纹椭圆水仙盆与粉青莲花式温碗的“争锋”,“三希”《快雪时晴帖》与《中秋帖》、《伯远帖》的隔岸相望……这些国宝自身的“讲述”,讲述的是一个鲜活的文明传承史———是谁创造了历史,又是谁让历史延续,薪火相传。

  毛公鼎通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净重34705克。其鼎口呈仰天势,半球状深腹,垂地三足皆作兽蹄,口沿竖立一对壮硕的鼎耳。文物界公认此物系西周晚期宣王(公元前827-公元前781年)时的一件重器,因其鼎腹内铸有32行关于“册命”毛公瘖的铭文,故名“毛公鼎”。

  497字铭文奠定国宝地位

  1843年,道光23年,陕西岐山的庄白村出土了一件西周重器毛公鼎。这是西周晚期周宣王时代的,有着2800年的历史。

  故宫博物院青铜器研究专家丁孟介绍说,中国自汉代以来对铜器就极为重视,到了乾隆更是对金石学进行了大力度的推动,当时的官宦阶层对青铜器都极为重视。毛公鼎出土时无破无损、极为完整,更可贵的是鼎内腹部的字数极多,有32行、共497个字的铭文(也有说法认为是499个字)。

  迄今为止,毛公鼎是铭文最多的重器,自然便成了稀世瑰宝。要知道,当时的青铜器不但以质地、古旧程度论价,而且还按照铭文的字数加价,一个字可以加一两黄金。

  咸丰二年,即1852年,清朝翰林院编修、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从一户姓苏的人家买到毛公鼎。陈介祺收藏的文物,大都乐于公睹于世,印成目录,昭示天下,唯有对毛公鼎,始终深锁秘藏,秘不示人。

  此后,随着满清王朝的彻底覆灭,毛公鼎被抵押在俄国人于天津开办的华俄道胜银行。1920年,美、日列强商贾都垂涎毛公鼎,欲出巨款秘购。消息被时任北京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得知,叶迅速和其他两人筹资3万元,将鼎从道胜银行赎获。叶恭绰将毛公鼎秘藏于上海的寓所“懿园”。

  抗战爆发后,苏皖一带很快就被日本人所占领。为查访毛公鼎的下落,日本宪兵队到处搜寻,闹得鸡犬不宁。

  住在香港的叶恭绰万分焦急,他委托友人设法仿造了一只铜鼎,交到日本宪兵队。而真正的毛公鼎则偷运出上海,秘密带往香港。

  后来,上海富商陈咏仁表示愿意以300两黄金(187,-3.94,-2.07%,吧)买下宝鼎,并同意叶恭绰的约法三章,承诺胜利之后一定捐献国家。1946年,宝鼎被捐献给了当时在南京的“中央博物院”。

  国宝避战火远迁台湾

  1948年,战乱之际。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的儿子李光谟回忆,当时战事对国民党很不利,“他们步步退缩。”那时,李济在“中央研究院”工作,他的知识分子朋友圈里已经传言南京危急,要把故宫博物院等处的文物搬移,“只是具体运到哪儿,还一时没有决定,后来觉得大陆哪个地方都不安全,所以觉得应该运到台湾去。”

  反对声也有。“他们认为文物不应该这么折腾。我父亲觉得战争与文物势不两立,应该搬到安全的地方。”李光谟说。

  迁台的决定最终还是下达了。1948年11月10日,兼任故宫博物院理事长的翁文灏邀集常务理事朱家骅、王世杰、傅斯年、李济、徐森玉等,以谈话会的方式密议,商定选择故宫精品,以600箱为范围先运到台湾,而以参加伦敦艺展的80箱为主。

  对于文物迁台,李济曾在与朋友交谈中表明了他的心迹:“很多人反对文物搬迁,有人劝我不要跟着船走,怕危险,我也很矛盾。但我第一考虑的是保护文物,只要文物是安全的,去哪个地方无所谓。”

  1948年12月22日,“中研院史语所”由南京直迁台湾,全部图书、仪器、标本共装了上千箱,连同故宫、“中博”的重要文物一并船运。那时许多文物刚从大后方运回南京,还来不及开箱,又要搬到台湾。

  连同毛公鼎在内的文物,以及李济等人共同登上了国民党海军军舰“中鼎号”。李光谟清楚地记得,船是登陆艇,并不太大,不过船舱内有较大的空地放文物。“中鼎号”载运了故宫博物院文物320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212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20箱、“中央图书馆”60箱,以及“国民政府外交部”重要档案60箱,共计772箱。所有的文物装在木头箱子里,“各个单位都有老技工,他们用好几层油纸包裹文物,甚至还考虑到从高处摔下不被弄坏。”

  1948年12月26日,中鼎号抵达台湾基隆港。随后,这些文物又被运到台中,暂时放在铁路库房中。

  对这段历史,纪录片《故宫》总导演周兵颇有感慨:“那时去台湾的很多专家,觉得在台湾呆不了几个月就会回大陆,结果几十年终老在台湾了。当年很匆忙,很多人都没来得及跟自己的老母亲话别,随随便便拿了点东西就去了台湾,想着几个月后就能把文物重新带回北京故宫,没想到一去几十年。”

  毛公鼎成永不更换的展品

  毛公鼎在内的三批文物运台后,除“国民政府外交部”文件存于台北,“中研院”文物暂存台湾新竹县的杨梅,其他文物皆转到台中糖厂仓库储放,并重新编箱编定《存台文物清册》。此后,当时的“中央博物院”所藏的毛公鼎等与北平故宫博物院运抵台湾文物,构成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的主要部分。

  1950年初,毛公鼎被运到台中糖厂,只呆了一年多的时间,由于没有更多的库房,文物不能展览,也没有办法保护,文物专家们又找到了台中的雾峰乡北沟村。除了“中央研究院”研究所的文物还留在杨梅以外,其余所有的文物全部从台中糖厂运到了雾峰,在这个地方呆了十多年,一个临时机构“台北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也成立了。

  1957年春天,北沟库房的西边空地上盖起了一座小规模的陈列室,毛公鼎又开始落户在这个占地仅有600平方米,相当于一个篮球场大小的新家。此地也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前身。

  1965年台北故宫正式落成,毛公鼎成为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之一,放在商周青铜展厅最醒目的位置,是永不更换的展品,“台北故宫建立时就已经考虑了现代化的展陈条件,由于毛公鼎对湿度特别敏感,所以毛公鼎陈列处特别考虑了湿度,而温度一般控制在20多度左右,”丁孟指出。

  由于毛公鼎铭文解读容易,学界对毛公鼎的研究主要放在断代上。丁孟表示,毛公鼎铭文上只记载了“王”,但具体是哪个王,学界对此经过一番研究。最初,有说法提出是周厉王,不过后来越来越多考证支持是西周晚期宣王时期所制,这也成了主流说法。

  当然,毛公鼎的传奇也不仅限于学界。为了让普通民众对毛公鼎有更多认识,台北故宫于2005年制作的形象宣传片中,就将毛公鼎以更为现代的方式介绍给普通民众。

  来源:新京报

  编辑: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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