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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杂谭] 从藏书特点看我国古代的印刷方式

 2008-12-26

  要说印刷术,不得不从藏书开始入手,因为有了印刷术,才会有大量的书籍让藏书家们来藏,不说藏书的规矩,就很难弄清雕版印刷之书和活字印刷之书的优劣,也就搞不明白雕版印刷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藏书的学问是在很深,光是说明版本的分类就很费力气,这里先简单的说明一下。

  隋朝以前,主要的书籍还都是手抄本,手抄书籍费时费力费钱,非皇室官宦之家不能为之,所以,藏书也就只能是“政府投资工程”,一般的读书人能看到都算不易,惘论藏书了。中国的雕版印刷起源于隋朝,发展于唐代,而真正用于大量印刷书籍是在宋代,也就是说,民间开始有能力进行藏书活动从隋朝开始,在宋代最为繁盛。越到近代,藏书的种类越多,学问越大,门类越全。举例来说,藏书界最常用的“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旧刻、精本、旧抄、旧校。按照他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20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直到70年代末,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的标准才真正确定下来,所编的《中国善本书总目》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一、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二、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三、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四、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按藏书界的通论来说,藏书的版本最为珍贵的是“官刻本”,即是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其中比较主要的有以下几种:

  “监本”,为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为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其次,是“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一般老百姓是不会自己写书自己印的,穷文人也没有能力,一般能够私刻书籍的,要么是饱学鸿儒,要么是官宦文人。

  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朝廖莹中的“世彩堂本”,余仁仲的“万卷堂本”;明朝范钦的“天一阁本”,毛晋的“汲古阁本”;清朝纳兰性德的“通志堂本”,鲍廷博的“知不足斋本”,黄丕烈的“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朝“黄善夫本”,明朝“吴勉学本”。

  再次,便是“坊刻本”了,也就是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都是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说了这么一大堆,用意就是要说明,印刷术与民间藏书相辅相成,没有印刷术的发明和普及,藏书不可能产生,而正是因为藏书的发展,印刷术便也因人们的喜好而有了自己的方向。知识阶层在中国古代一直是具有确定文化走向的能力,知识阶层对于书的需要,直接影响了中国历朝历代的印刷业的发展。前面的列举可以看出,以藏书来说,雕版印刷的书籍,占的额数大,品类也多,而活字印刷的书籍,除了皇家印刷的“聚珍版”之外,很少为人所青睐。

  说明这个问题,还得回过头来说藏书,古籍善本中的“王者”,毋庸置疑就是宋版书了。宋朝民间社会极为繁荣,统治者又极为善待文人,文人的地位空前绝后,这两点导致宋朝印刷业的繁荣,宋朝书无论官刻、私刻还是坊刻的图书,都十分讲究。从质量上讲,官刻之书把关较严,尤其是国子监所雕之书,从对原书的校勘到付之雕版要经过3道手续,所以差错较少。私刻之书注意精美。而坊刻书,因其书贾追求销售,质量较差。但其雕版速度快、种类多因而销量大。

  雕版印刷,在宋代是巅峰和黄金时代。雕版印刷书籍规模很大,有许多书都是大部头的,如当时的“四大官书”中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都是上千卷,《太平广记》500卷。在四川成都雕版的《大藏经》规模更大,共有1046部,5048卷,用了12年时间,雕版达13万块之多。宋代雕版的书籍种类繁多。有文、史、医学的专著,也有法律、地理、建筑、农林、佛教等方面的书籍。历代名人及宋朝名人的著述和文集都有雕版。

  当时的文人,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述,如叶德辉的《书林清话》载:“宋时,官刻书有国子监本。历朝刻经、史、子部见于诸家书目,不可悉举,而医书尤其所重。”岳珂的《愧郯录》载:“自国家取士场屋,世以决科之学为先,故凡编类条目,摄载纲要之书,稍可以便检阅者,今充栋汗牛矣!”

  不过,话说回来,雕版印刷虽然给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作为一门技术,实在说不上方便快捷。雕版印刷的“雕版”在我国古代有各种各样的叫法,最为常见的有“镂版”、“刻版”、“刊版”、“墨版”、“椠版”、“梓版”等。印刷的方法就是将文字、图像雕刻在平整的木板上,再在版面上刷上油墨,然后在其上覆上纸张,用干净的刷子轻轻地刷过,使印版上的图文清晰地转印到纸张上的工艺方法。所用的雕版材料主要是选用纹理较细的木材,如枣木、梨木、梓木、黄杨木等。至于选用那一种木材做雕版,一般是要根据印刷品的精细程度,再选用硬度不同的木材。

  雕版的工作流程则分为三步:首先,是雕刻印刷版。一般是请书法很好的人写版,即将要雕刻的内容先写在一张纸上,然后将写好的纸稿反贴于预先准备好的木板表面,给予一定的压力,使文字或图像呈反向转移到木板上,再由雕刻工人雕刻成反向凸起的文字或图像并校正无误。

  其次,是刷油墨,先将雕刻的版(称印版)固定在一个台面上,用刷子沾上油墨均匀地涂布在印版的表面,从而完成刷墨的过程。最后,就是印刷,印版刷好油墨之后,就在刷好油墨的印版表面覆盖上一张纸张用干净的刷子轻轻地拍打整个纸面,揭下纸张之后便完成了一次印刷。然后重复第二、第三过程,从而完成大批量的印刷品。

  仅仅是从这些方面来看,就够让人头疼,我们再来看其他辅助工序。

  为了使印版不变形,最早采用存放多年的方法使木材干透。后来开始采用水浸和蒸煮的方法来处理木材。水浸的时间大约一个月,凉干后再用,蒸煮则要在水中煮三到四个小时,凉干后再用。木板干燥后,进行两面刨光、刨平,再用植物油涂拭板面,最后进行打磨,使之光滑平整。这样才可以在上面雕刻,印版的雕刻中,主要使用的工具有刻刀、不同规格的铲刀和凿子。刻刀形状、大小各一,用于雕刻不同大小的文字和文字的不同部位;铲刀和凿子主要用于文字空白部分的雕刻。此外还需要锯、刨子等普通木工的工具和一些附属工具,如尺、规矩、拉线、木槌等。

  这样精细的选材,细致的做工,把书法、雕刻、纸质、墨质的精华融在一起,产生出来的书籍,完全可以说是一件艺术品。所以中国才会有藏书而不读书的专业藏书家。外国的藏书家们,如果不看书,恐怕是不会去收集大量的书的。

  最大的问题,是当昂贵的木版、雕刻工人的苦心雕琢碰到错字的时候,便全要作废,重新刨过。雕版工程浩大,要雕印一部书,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这对大量快速地出版书籍,无疑将是一个很大的限制。于是,活字印刷应运而生,沈括的《梦溪笔谈》详细记载了活字印刷的工序以及活字印刷的发明者毕升。活字印刷术就是预先制成单个活字,然后按照付印的稿件,捡出所需要的字,排成一版而进行印刷的方法。采用活字印刷,一书印完之后,版可折散,单字仍可再用来排其它的书版,这个方法直到现在也是世界上生产书籍、报纸、杂志的方法之一。

  然而,泥活字印刷发明之后,却一度失传,直到清道光年间,安徽、浙江才有人复原,可光绪时又失传。到1999年,广陵书社于失传百年后再一次复原泥活字。可见,泥活字并没有受到我们所认为应该得到的重视。从北宋庆历年间活字版的发明,到明代末年止,活字版技术经历了五个世纪的发展过程。这期间虽然在活字的材料、活字的制做工艺以及活字的存放和排版工艺等,都在进行着不断的改进,但这种发展却是很缓慢的。元代,农学家王祯制作的木活字和转轮排字架获得成功,并于大德年间用木活字印刷了《旌德县志》(已经失传),一个月就能印百部,这显然比雕版印刷要快得多。而且这一技术通过各种渠道向外传播,并沿着丝绸之路传到西方。到了明代,活字版技术更为广泛地应用,显著的特点是金属活字的应用。活字排版工艺虽已十分成熟,但其使用的比例一直很低,即是到明代后期,虽然木活字和铜活字都在使用,但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而占主导地位的仍是雕版印刷。值得一提的是,沈括虽然对活字印刷赞不绝口,可他的《梦溪笔谈》的最早刻本,也是雕版印刷的。

  相比而言,我国发明的活字版印刷术,在国外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成为现代印刷术的主流。对中国古代活字版印刷术,有突出改进和重大发展的是德国人谷登堡,他创造的铅合金活字版印刷术,被世界各国广泛应用。谷登堡创建活字版印刷术大约在公元1440-1448年,比毕升发明活字版印刷术晚了400年之久,但是,谷登堡在活字材料的改进、脂肪性油墨的应用,以及印刷机的制造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而奠定了现代印刷术的基础。

  谷登保首创的活字印刷术,先从德国传到意大利,再传到法国,到1477年传至英国时,已经传遍欧洲。一个世纪以后传到亚洲各国,1589年传到日本,翌年,传到中国。看到这里,实在是不能不为中国的“每况愈下”而感叹。

  这究竟是为什么?

  本文开头所说的“藏书”,可以断定是原因之一,自从雕版印刷术发明后,印刷品不仅作为一种阅读对象和传播知识的媒介,也作为一种艺术品和传播书法艺术的载体。雕版印刷术的这种功能,是活字版所难以取代的。文人及藏书家对印刷品的评价,往往也是从上述的标准出发。而活字版则只能用一种固定的字体,对当时的很多购书者来说,是不易接受的。

  另外,由于雕版印刷已有悠久的历史和成熟的工艺,而活字版工艺是一种新工艺,往往不易被很多人所接受。从活字排版的工艺技术来说,它比雕版要复杂得多。汉字的数量很大,一副活字要满足排版的需要,最少也得有几万个活字,有的甚至要刻制十几万个活字。这样大的数量,制做工程是很大的,一般资本较小的印刷作坊,往往投资不起,如果制造金属活字,投资就更大了。对于只印少数书的私人来说,更不愿用活字印刷。

  以此反观欧洲,拼音文字对于“书法”美感的要求,相对于汉字来说是很低的,因此,欧洲人不会因为对于美的追求而放弃方便快捷的生产方式。另外,拼音文字只需要几十个字母的不同排列就可以表示不同的意思,活字在生产力尚不发达时的优势在拼音文字上显示得最为充分——这也确实证明了汉字对于拼音文字的复杂。

  汉字进行大规模的活字印刷,因为工程量之浩大,必须在工业化的环境下才可能实现。然而,中国始终是保守的农业国家。用活字来印刷大部头的书籍只能是“肉食者谋之”的事情。例如:

  清代雍正四年(公元1728年),皇家用铜活字排印了大部头书《古今图书集成》,共刻铸铜活字二十多万个。乾隆年间,武英殿又刻制木活字十五万多,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这是皇家工程。

  民间木活字印本,影响较大的是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和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萃文书屋排印的清曹雪芹、高鹗续《红楼梦》一百二十回。书前有图赞二十四叶及图赞序文为刻版,封面题刻“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萃文书屋”,卷末题“萃文书屋藏版”。这虽是民间印刷,但却有权相和绅的支持。

  嘉庆十年(1805年)周氏易安书屋排印的《甫里逸诗》二卷、《假年录》四卷(卷三题《甫里遗文》又分上中下)、《甫里闻见集》一卷;昆山陈元模编辑的《淞南志》;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吴淑骐企瑶山馆排印明黄端伯撰《瑶光阁集》;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张金吾爱日精庐排印的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道光十一年(1831年)六安晁氏活字排印曹溶编、陶越增订的《学海类编》丛书。收录古今书籍四百二十多种。此外,还有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崇敬堂排印的清华恕撰《燕香居诗稿》;道光三十年(1850年)金陵甘氏津逮楼排印的清黄鸿沐辑《帝里明代人文略》。这些,也没有一个是实打实的“民间”背景。

  木活字尚如此,金属活字就更是“烧银”工程了。

  清代最早的铜活字印本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吹黎阁排印的《文苑英华律赋选》,该书印刷十分精致。

  此外就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侯官陈梦雷撰《松鹤山房诗集》九卷的铜活字印本。清代后期有福建人林春祺,用了二十一年的时间,花费白银二十万两,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完成正楷体大小铜活字四十多万个,他是福建福清县龙田人,因而把铜活字命名为“福田书海”。这批铜活字印有顾炎武的《音学五书》,其中《音论》为上、中、下三卷;《诗本音》十卷。在《音论》卷首,林氏写有一篇《铜版叙》,记录了他刻制铜活字之起因及经过。林氏的今体铜活字,楷书精美,纸墨上品,印刷清晰。林氏用铜活字除印有《音学五书》外,还有《军中医方备要》等。另外在杭州有吴钟骏用聚珍铜板印其外祖父孙云桂所著的《妙香阁文稿》三卷,《诗稿》一卷。

  这些印刷品,拿出来和同时代的欧走印刷品相比,绝对大异其彩。欧洲人除了惊叹,恐怕也没什么好东西可以来相比。但,欧洲人最可骄傲的是,他们书籍印刷,已经进入了工业时代,活字印刷可以使他们的书籍成批量的产生而进行文化传播。可我们的活字印刷,还仅仅是钟鸣鼎食人家显示自己财力和文化修养的“装饰品”,相差,实在不可以道理计。

  有火药的发明而没有火器战争的改革,有郑和下西洋而没有殖民地的开拓和海上贸易的繁荣,凡此等等,都可以以同理推之。因为如此,很多人便认为中国字为落后文字,应改为拼音。而实不知若中国的制度有所改进,中国字的印刷又岂会为欧洲人超越?老祖宗的东西在老祖宗的时代还是很好的,只是后代们不争气,落了后,便又去怪罪老祖宗的东西不够好,容易倒是容易了,却透着无穷的懒。

  来源:慧聪印刷网

  编辑: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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