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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藏教室] 隋唐印章的创新

 2008-07-30

  翻开隋代的历史,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油然而生。秦隋两朝皆承乱世而终归一统,瞬间闪烁出绚烂辉煌而又稍纵即逝。短暂的序曲过后,又分别迎来了中国封建时代的两大高峰———汉代和唐代。隋代继秦代之后,开启了中国古代印章制度与风格的又一新的历史阶段。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由于简牍已全面退出日常生活,纸张在政府公文等方面的普遍使用,官印不再局限于简牍上所能取得的狭小平面,边长从2.3厘米左右 秦汉1寸 猛然增大到5.4厘米左右 约合隋2寸 。由于印体加大,官印不像秦汉时代那样凿刻职官名后发给官吏本人佩带,而是转为发给以官吏为代表的官署,完成了由职官印向官署印的转变。官印不再佩带而变为匣装,置诸衙署。隋代的印匣暂时尚未见实物存世,但唐代印匣已见三例,即浙江绍兴出土的“会稽县印” 、安吉出土的“金山县印”和广西隆安出土的“武夷县之印”。

  其次,由于印章不再钤抑封泥而转为钤于纸帛,封泥时代结束,钤朱时代到来,印泥出现了。同样出于追求醒目的实用目的,官印也由秦汉的阴文转为阳文。

  第三,秦汉印主要分铸、凿两种,故所用缪篆平正谨严。隋代官印为用片状薄铜片盘曲成印文再焊于印面上,故又称蟠条印。其印文盘曲,多为圆曲笔道。后世为将宽大的印面填满,更将文字笔画任意重叠折绕,发展为九叠文。

  第四,秦汉时代,官印从不署款。从隋代开始,官署印有了刻款的习惯。有印款隋官印凡见三例,皆刻铸造时间,如“观阳县印” ,背部凿款“开皇十六年十月十五日造”。此印曾为民国天津大实业家收藏家周叔迦 1891—1984年 所藏,后捐诸天津艺术博物馆。边长5.4厘米。观阳县汉置,旧属牟州,故地在今山东半岛莱阳一带。印背凿款开古代官印凿款之先河。

  唐代官印主要继承了隋印的特点而略有发展。首先,出现了“宝”、“记” 、“朱记”等新的印章自名。武则天时因“玺”与“死”音近,于是帝王印废“玺”而称“宝”。这种称呼延续到清代,皇上用印称“用宝”。“记”当为“朱记”之简称,见于唐县级低级机构官印。唐代出现“朱记”这一印称也是官印由秦汉主要施于封泥转向后来主要沾红色印泥钤于纸帛的明证。这种使用方式的转变是划时代的。如陕西出土晚唐“陕虢防御都虞侯朱记”。

  其次,唐初印章钮式从隋代接近汉魏鼻钮向宋以后的橛钮又跨进了一步,鼻钮升高,钮穿渐向竖长方形发展。唐代后期印穿消失,完全演化为橛钮。

  第三,印背多刻楷书印文释文,如唐“武夷县之印”背款刻“武夷县之印”5字。不再像隋官印印背凿刻造印时期。

  第四,出现了新的印章门类鉴藏印和斋馆印。鉴藏印之滥觞可追溯至唐太宗常钤于自己喜爱的历代书法绘画上的“贞观”联珠印。但真正的鉴藏印之祖当推“报恩寺藏经印” 和“瓜沙州大经印”。两印实物无存,印迹见敦煌石室藏唐人写经经卷上。图示乃罗福颐先生取于《大般若波罗经》卷260经尾印痕。西安文物库房《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卷第五百八十五》 25厘米x 710厘米 ,是一帧保存完好的楮皮纸唐人写经。其首尾皆钤有同样的“报恩寺藏经印”。明甘日 音阳 在他的《集古印谱》中列有“端居室”印 ,注曰:“玉印,鼻钮,唐李泌端居室,斋堂馆阁印始于此。”李泌是唐中期著名学者,能文工诗,有文集20卷。官至宰相。宋代以后,文人给书斋起名并刊于印上,已成风尚。

  来源:收藏快报

  编辑:西岩

  作者:陈根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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