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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 谁动了“鉴宝国字号”的“奶酪”?

马继东   2008-04-23

  在一个充满变化与挑战的社会里,也许没有人能说得清崛起的效率中,变化的激情与思考的冷静谁更重要。然而,谁都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当中国大踏步地前进时,在科技文明已将全球经济变得更加一体化也更加多元化的今天,每个传统行业都面临着波澜壮阔的变化,也都面临着更具挑战也更加复杂的困惑。任何人,任何机构,都不可能再一劳永逸地享有原先的那份“奶酪”。固步自封,思考还是行动?究竟选择哪种方式?成功也许离我们更近,或许更远。

  昔日“奶酪”: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

  1986年3月5日,54位来自全国各个部门的文物鉴定家齐聚首都北京,在国谊宾馆接受了文化部的聘书,这也宣告着文化部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正式成立。由此,一个具有权威度和惟一性的国家级鉴定评估机构诞生于华夏大地。

  曾几何时,这批专家不辞辛劳,奔赴全国各地,对各个博物馆、文物商店、考古所等处所藏的一级文物进行鉴别、定级工作;曾几何时,有了他们的“法眼”把关,大批公检法、海关、工商执法部门送鉴的涉案文物被“验明正身”;曾几何时,他们甘于寂寞的身影,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在广大收藏爱好者心中,被神圣光环笼罩。

  然而,20年的时光里,尽管凭借专家们挥洒的汗水,攻克下一座座坚城固垒,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这一路走来,却并非坦途大道。两大问题始终困扰着这一“鉴宝国字号”,越往后走,束缚越大,这也让其曾经握有的巨大优势变得玄妙起来。

  首要问题是人才的衔接。由于入选的大多数专家年岁已高,中青年人才几近空白,加之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委员产生办法主要参考“缺额递补”的原则,替补专家中又鲜有年轻面孔,令该机构日渐步履蹒跚。据不完全统计,除了1990年增补过19人外,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一直没有“新人”加盟,而这期间逝世的老委员多达40人!也就是说,截至2005年7月底,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仅有33人。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机构发展壮大,若离开人才的因素,则凡事皆为纸上谈兵,尤其是担当如此重任的“鉴宝国字号”,更是需要新鲜血液的及时补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故宫某资深鉴定专家告诉记者,由于剩下的专家大多数年事已高,这几年很多的鉴定工作都依靠国家文物局专家库的专家协助,很多专家甚至一度以为这个机构最终会“自生自灭”。

  第二个问题是“国字号”如何适应市场经济新形势。虽然中国1978年就开始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并在1984年做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然而,明确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1992年,并在10年后向世界宣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这也说明,成立于1986年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其实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尽管该机构在20世纪末正式将文化部的牌子更换为国家文物局,但在2005年8月之前,大多数规章制度仍旧沿袭1986年创立之初的相关规定,其中就包括委员有面向社会服务的任务。本来,这条规定是无可厚非的,专家们在为国家做贡献的同时,若能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也属有限资源的高效利用。但是,随着近几年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中的一部分鉴定委员不可避免地参与了市场鉴定活动,而经历一些“走眼”、“打眼”事件之后,那些蒙受损失的文物艺术品收藏爱好者开始对这一机构提出质疑,坊间不和谐的声音逐年增加。当然,不可否认,这中间确实存在某些并非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的专家打着“鉴宝国字号”的旗号“招揽生意”的情况。

  对于第二个问题如何解决,国家文物局的一位工作人员颇为无奈地告诉记者,除非鉴定委员常年在境外而无法履行义务等极少数情况可以免去委员职务,一般情况下,委员会不会轻易做出免除委员的决定,尤其是对待一些年迈的老专家,尽量采取保护的态度,毕竟他们都为国家做了很多贡献;至于那些给委员会制造麻烦的“冒牌委员”,基于国情现状,工作人员往往也只好听之任之。

  盘中“奶酪”哪里去了?

  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的辉煌时期后,在上述两大问题的冲击下,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在发展过程中遭遇了创建以来的最大瓶颈。该机构过去的最大优势是权威性、惟一性,以及民众的高认可度,“鉴宝国字号”的这块盘中“奶酪”曾经很美味,但后来情况如何呢?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内艺术品市场的兴起,鉴定专家也成了各家公司争夺的“香饽饽”。一方面,文博系统的鉴定专家数量毕竟有限,僧多粥少的局面促使不少拍卖公司开始培养自己的专业鉴定人才,其中不少年轻人经过几年的市场锤炼,炼就出一双“火眼金睛”,成为公司征集拍品时的鉴定骨干。另一方面,部分专业藏家在长期实战经验与书籍资料的双重学习下,眼力丝毫不逊色,他们在选择艺术品时更多依靠自己的判断。可以这么说,国内艺术品市场的不断发展促使一批真正有实力的鉴定专家产生,新生力量的兴起开始挑战“鉴宝国字号”的权威性和民众认知度,是他们动了那块“奶酪”。

  进入2000年后,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主导下,各类私营性质的艺术品鉴定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出现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在艺术品拍卖重镇北京,显得更为集中。重要的是,这类鉴定机构的专家大多来自各地文物商店、画廊、古玩店,眼力源自实践,基本功扎实,长年授课又能兼顾到理论基础,因此这些专家和鉴定机构的存在,开始挑战“鉴宝国字号”的惟一性 ,他们也动了那块“奶酪”。

  在仿制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很多高仿艺人的鉴定水平也不容小觑,与传统专家们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魔道拉锯战”。此外,随着一批艺术品鉴定类别的电视节目、专业报刊等媒体的兴起,亦培养出一批鉴定专家、市场专家。他们动过那块“奶酪”,很多人都动过那块“奶酪”。

  新世纪上演“补血大行动”

  由于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中几个老朋友的事先告知,2005年8月12日一大早,记者赶到位于北京市郊的汤山假日会议中心,或许是主办方考虑到大部分委员年岁已高,因此看重这个地点的偏远幽静,远离尘世喧嚣。上午9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全体会议在低调的氛围中拉开帷幕。很显然,这次会议的议程非常重要,从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副局长董保华、童明康等领导的集体出席足以说明问题。会议宣布了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此次增设两个专业鉴定组,同时增聘55名新委员。

  由于新的委员阵容较之过去属于 “只进不出”,看来,这更像是一次“补血”,若用 “大换血”这类时下流行词汇来形容此次人员调整反倒有些欠妥。不管如何,对于整个中国文物鉴定界来说,这都不啻为一场大地震。

  新一届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阵容包括9个专业组,共88名委员(具体名单请参阅文后附表《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2005年委员增聘情况》)。对于一度陷入低迷状态的“鉴宝国字号”来说,这可谓一场及时雨。透过新的阵容与章程,记者认为有三大看点值得关注。

  看点一:现当代书画组的增设

  此次增设的两个专业组分别是现当代书画组与近现代历史文物组。原本,书画碑帖组在整个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中就是规模最大的一个组,人数多达18人。而此次再另设现当代书画组,且一开始就具备了8名成员的规模,足见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对书画鉴定项目的重视程度。其实,这也可以理解成是“鉴宝国字号”的一次勇敢尝试,在书画市场尤其是近现代书画市场火爆的今天,很多文博机构已经开始将近现代书画列为馆藏的征集对象,这也就要求国家级鉴定评估机构中要包含这一项服务内容。新增加的8名委员分别是水天中、冯远、朱乃正、邵大箴、郎绍君、常莎娜、靳尚谊、雷振方。

  从现当代书画组专家名单的构成情况来看,大多数是美术界知名的评论家,同时也包括少数画家、鉴定家。这中间,真正有鉴定经验的比例占多少呢?对于一个书画鉴定、评估机构来说,美术史家、理论家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并不是每个理论家都懂得鉴定。虽说美术史理论与鉴定相结合是一件好事,但是在鉴定这件事情上,眼力的功夫似乎才是最重要的。

  看点二:委员中出现年轻身影

  记得一次闲谈中,耿宝昌先生对记者笑称,老委员中七八十岁的也可算小辈,因为健在的委员中年龄最大的都快一百岁了。而在新一届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名单中,记者却惊讶地发现不少中年专家学者的身影,对于一个国家级的鉴定评估机构来说,这样的情形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这也是时代的进步。其中,来自上海博物馆的钱币专家周祥、来自杭州丝绸博物馆的织绣专家赵丰都是六十年代生人,四十出头的他们身上那股挡不住的年轻气息,让人看到了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朝气蓬勃的一面。而来自河北文物出境鉴定站的穆青,51岁的他也成为鉴定委员会陶瓷组中最年轻的委员。他谦虚地对记者表示,这次陶瓷组的提名专家很多,但是只有三个增补名额,他能最终入围,感到很高兴,但也很惭愧。穆青表示,还有很多优秀的陶瓷专家没能进入最后名单,从这个角度理解,机会并非平等,他只有日后更加努力,拓宽自己的知识面,才能对得起这个称号。

  其实,能成为国家鉴定委员会委员,对于每一位中青年骨干来说,既是压力,也是动力。最终,态度决定一切。

  看点三:新一届委员只对国家文物局服务

  新一届委员会章程,《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管理规定(草案)》第六条《工作范畴》中,明确规定了本届委员的服务范畴:

  一、为国家文物局可移动文物保护管理的行政决策提供咨询。

  二、为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和博物馆馆藏珍贵文物征集保护提供鉴定咨询,承担相关研究工作。

  三、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对涉及重大刑事案件的文物司法鉴定结论进行复核。总结文物鉴定经验,交流学术研究成果。

  四、国家文物局交办的其他任务。

  回顾1986年的章程中,规定委员有七项任务,其中就有面向社会服务的任务,而本届的章程等于是取消了委员的这项任务。这也许是国家文物局出于避免现任委员参与太多社会和市场鉴定活动、便于统一管理的需要所做出的规定。新老章程中对鉴定委员服务范畴的规定,孰优孰劣,且待时间去判断。

  打破传统,才能找到新的“奶酪”

  新一届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不论是管理章程,还是会员阵容,较之以往都有很大的突破:根据市场需要增设现当代书画组,增加中青年鉴定专家的比例,严格禁止委员在市场活动中出具带有“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字样的鉴定证书等等。这一切,都是在新的时代要求下所显露的可喜变化。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回避本届委员会反映出的一些问题:问题一:本届委员中真正的专业鉴定人员是否充足?委员名单是否涵盖所有文物类别的专业人才?

  一些委员跟记者反映,尽管本次委员增补很多,但类似竹木牙角、文房四宝等项目,仍缺专业鉴定人才。此外,一些新增补的委员并非鉴定家,或者说鉴定实践经验不足,能否履行好未来任务,有待考证。

  问题二:委员选举程序是否公开化?是否需要征求民意?委员“终身制”是否合理?

  按照官方的说法,本届增补委员的名单是经现任委员充分酝酿、民主协商推荐,在两轮无记名投票产生拟增补委员名单后,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经国家文物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在选举国家级鉴定专家这样重大的事情中,在文物市场活跃的今天,是否应该征求广大民众的意见?

  我们必须承认,任何一名鉴定专家,步入老年后,眼力随着年龄的增加会或多或少地下降。当这些专家承担国家重任时,他们做出的每次判断结果都是很关键的,不容疏忽。鉴于老专家们过去做出的突出贡献,是否可以在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中任命(推选)老专家为“终身名誉委员”,同时改变“缺额递补”的现有原则,对现任委员实行聘任制,五年一聘或三年一聘,再根据他们的实际表现和所做成绩考核新一轮去留名单。

  问题三:如何加大科技鉴定的含量?

  早在1986年文化部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成立大会时,就有部分委员提出,应把现代科研成果同传统的鉴定方法相结合的内容写进《条例》。直到今天,20年过去了,如何在鉴定过程中加大科技鉴定的因素,如何将目测学科学化,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本届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傅熹年先生、副主任委员耿宝昌先生,也多次在不同场合中强调过这个问题。

  记者还了解到,今年10月份北京故宫博物院成立八十周年庆典活动中,将会联合香港中文大学等机构,开辟一所结合现代科技鉴定手段与目测学的鉴定中心,衷心希望这会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后记:这些天,记者与新一届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中的很多委员都做了深入地交谈,不管是资深的老委员,还是刚入选的新委员,大多数都很低调。很多人都表示,很珍惜现在这个位置,努力付出的同时他们也将尽可能避免参与市场行为。其实,在时代的快节奏变化中,任何人,任何机构,都不要怕丢失原先那块“奶酪”;只要能紧跟时代步伐,你仍然可以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新“奶酪”。

  来源:艺术市场

  编辑: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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