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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杂谭] 复制与造假之区别

周姝   2008-01-04

  针对书画名作进行复制的行为由来已久。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王羲之书法,他广收天下所流传的王氏书作,许多人踊跃进献,一时鱼目混珠,真伪难辨,于是让褚遂良进行鉴定。可见早在唐代,作伪的现象已可常见,作伪的手段已很高明,非专门家已莫能辨。唐太宗还让当时的一些著名书家临摹他最喜爱的《兰亭序》,作为礼品赏赐众臣。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多个版本的千羲之《兰亭序》,显然是临摹与复制的功劳。此外,唐代的书法家孙过庭在所著《书谱》中,也曾谈到他故意假以前代缣帛、题以前贤名款为书而得到遗老们同声夸赞的情况。

  唐宋以后,书画和其他古董一样,被广泛作为商品出售,好利之徒遂不择手段地大量制作赝品。赝品书画的制作不仅手法多样,且带有地区特色。后人在鉴定时为其取了相应的名称,如“湖南造”“河南造”“广东造”“苏州片”“扬州皮匠刀”等。

  苏州片——明末清初,苏州地区有些具有一般绘画、书法能力的人,专以作假书画为生,大多仿造唐宋元明大名家的作品,缺乏创造,笔法虚弱无力,图式有明显的雷同感。“苏州片”造假做得最多的恐怕要算《清明上河图》了。不仅有张择端款的,还有大量仇英款的。北京故宫藏仇英款《清明上河图卷》是最典型的。以仇英之名造假的数量惊人,全国各地包括海外像日本、美国等,都有所谓的《清明上河图》。

  广东造——清末至民国年问,广东有一批专门做假画的商人。“广东造”主要以绢本设色人物为主,兼做少量山水、花卉。多半伪造宋以前画史上的火名家,如吴道子、尉迟乙僧、张萱等人的人物画。用很重的胶矾熟绢,绢丝毫无骨力,通过作旧,显出貌似很古的深茶锈色。又因其以水作旧,因此,作品大都脱裱,作品开卷时有刺鼻的霉味,绢本表面有红斑,以蒙骗鉴定经验不足的人。

  山东造——山东潍坊有个谭子猷,原是一位木匠,是郑燮在潍坊做县令时的门人,画竹石学郑燮,常作郑氏假画。郑板桥曾在自己画的《兰石图卷》中说到他创作的步骤和习惯:“先勾石,次写兰,次衬以竹,此画之层次也。”又云:“石不点苔,惧其浊吾画气。”确实,现今确认为板桥真迹的作品中,都没见在石头上点苔的。谭子猷所作板桥伪品,石皆点苔。

  近现代以来,临摹作假之风更加盛行,著名的例子是张大千,他临摹的古画甚至骗过了当时众多的书画大家。而近些年,随着书画市场的热度升高,规模化、集团化、专业化的,纯粹以牟利为目的的造假事件屡屡出现,在有些地方,书画造假甚至形成了产业链。对于有些人来说,总是想花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因此假画的市场冲击了真画的需求。无名的或小名的画家期待市场造价,以哄抬市场和画家;当代书画创作缺少技术的难度,便于造假;许多成名的画家创作数量过多,缺少内涵,降低了艺术质量,许多作品与假画无异;中国书画自身的复杂性,决定了鉴定的难度;书画真假鉴定的权力话语,成为一种牟取利益的手段;市场上缺少符合市场规律的鉴定组织机构,使鉴定形同虚设;书画市场缺少有效的监督和管理,打击乏力;藏家的素质低下,造就了假画的市场需求;书画造假司法诉讼的难度高于一般的诉讼,书画家畏于诉讼,助长了造假……这些都是说不清、理还乱的问题。

  除此以外,还存在一种书画复制的团体,日本二玄社、美国乐志堂、我国台湾戴胜山房是三家享有国际知名度的书画复制机构。近几年在国内,北京故宫的书画复制经过各方专家长达5年的刻苦攻关,从原材料、油墨、机器设备、技术等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进,使作品的仿真效果达到了令专家满意的程度,被相关专家称为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书画仿真制作”。复制品可以保存在民间,对中国艺术的推广有着一定的贡献作用。

  同样是市场,同样是商业行为,艺术品的市场可以不保真,听起来有些没道理。因此一提起艺术品的假,总是喊打者多。书画打假的事情说了至少有20年,20年内打假的呼声也从来没有断绝过,研讨会也开了数遭,可似乎一直没有解决的好办法。

  来源:《收藏》200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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