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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杂谭] 藏家四型

吴定安   2007-12-12

  愚以为古往今来,无论贫富,只要涉足收藏,便不外这么四大类型,也可说四个层次:

  

  一、大智大勇型

  大智大勇型是明确地为国家、为民族,虽倾家荡产,在所不计。张伯驹在民国时期为防止国宝外流,卖尽祖业房屋田产,重金巨款购下西晋陆机《平复帖》、北齐展子虔《游春图》等。郑振铎在国土沦陷、日寇疯狂掠夺我国文化财富之际,奔走呼告,冒着生命危险,竭尽心智抢救保护古籍文献。他倾一生之力收藏的10万余册书籍全部奉献国家,仅其中一部孤本七十册明抄本《古今杂剧》就千金难求。徐悲鸿在巨资购得的唐人《八十七神仙卷》上盖上“悲鸿生命”之印章,最后也义无反顾地捐献给国家。

  当代收藏家也不乏这类人物。北京积翠园主人、军队干部陈英、金岚夫妇,在“文革”时期,以睿智的眼光和保护国宝免遭不测的心态,介入收藏,得唐宋以来100多幅书画珍品。同时,他们与当时被打入“另类”,遭受攻击和磨难的书画家们建立了真诚的友谊,关心他们,敬重他们,为书画家们精心营造了一方艺术绿洲,从而产生了400多幅当代巨擘的真迹。如李可染的《井冈山》,李苦禅的《鹰石图》,吴作人、萧淑芳夫妇与赵朴初等人的《百花图卷》,启功等人的《葡萄卷》,刘海粟等人的《松梅水仙卷》,关山月等人的《红梅卷》,蒋兆和等人的《牡丹鸽子图》,朱屺瞻等人的《幽谷竹兰长卷》,谢稚柳、黎雄才等人的《花鸟长卷》等等,成就了一段中国画坛“非常时期”的“非常轶事”。积翠园600多件藏品由陈英全部捐献给了福建省博物馆。

  二、创造发现型

  创造发现型往往从毫芥之末的收藏中有重大发现,成就人生的一番事业。如晚清收藏家王懿荣、刘鹗在中药龙骨上发现殷商甲骨文;罗振玉又由搜集这些甲骨而考定安阳小屯为古代殷墟,撰著《殷墟书契》,导致了殷墟的大发掘,进而催生了我国的近代考古学。郭沫若1970年经过甘肃武威参观出土文物时,从一堆斑杂的青铜碎片中炬眼识出铜奔马,从而使“马踏飞燕”这一旷世奇珍得以面世。

  三、集攒保管型

  集攒保管型人数最多,他们嗜古渴求,收藏若癖。有钱的,每见心爱之物,不购不安,非购不可,虽遇赝品,上当受骗,而痴心不改;没钱的,节衣缩食,铢积寸累,甚至举债而为,欲罢不能。他们绝大多数藏识未丰,不能精研明鉴,难成气候,但他们广搜博揽,呵护有加。其藏品虽然鱼龙混杂,然而为社会为民族保存了大量的天下公器,文物古珍。

  四、浅薄幼稚型

  浅薄幼稚型的显著特点是学识浅薄,见识狭隘,鉴赏力低下,对“美”毫无感受与体悟。他们没有分辨真赝的能力,却总认为自己收藏了稀世珍宝,价值连城。现代仿品在他手里就是正宗的明清官窑,他们有的拥有成叠的银币“珍品”,动辄声明价值几十万元一块,而真正的一两枚民国珍稀铜元却因某处不够清晰,被他浸以稀酸,把宝贵的包浆腐蚀得一干二净,面目全非。他们集邮,会为在印着“语录”、“文革”气息极浓的实寄封上撕得一枚“文革邮票”而沾沾自喜,根本不知道毁弃了一个更有价值的“文革”实寄封是多么可惜。

  

  摘自:《中国商报·收藏拍卖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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