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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藏教室] 从简帛书看隶变的历程(下)

盛诗澜   2007-10-16

  4、隶变的完成:从《苍颉篇》到定县汉简   

  隶变的完成即是分书的产生。分书也是隶书,只是不同于秦简那种古隶。《艺舟双楫》中说:“言其势左右分布相背然也。”这是说分书的特征,波挑有装饰性的意味。张怀瓘《书断》引萧子良说:“饰隶为八分。”八分书的形态特征,最鲜明的就是装饰性,所谓蚕头燕尾,燕不双飞之谓也。隶变的成熟,形态上应具备分书的各种特点。早在马王堆帛书中,书写年代较晚的《老子乙本》(公元前194-180年间)横画的书写已用力按顿后挑出,形态上已具蚕头燕尾的特征,左右撇捺,分布相背,字距疏朗,且字距大于行距,章法上也与东汉成熟的隶书相近。因此,有些学者,如陈松长,就把隶变的定型期划在西汉初年。但这稍微早了一点。因为装饰性的波挑是分书的根本特征,而这种特征的隶书,在西汉中期才大量出现。

  在居延汉简、敦煌汉简中,都收有《苍颉篇》、《急就篇》残简,这两篇既是启蒙读本,也可作为字帖让人临摹,书写的年代大致在汉宣帝时期。这些残简的书风标志着成熟分书的出现。它们风格虽然不一,但横画一律舒展,一波三折,典型的蚕头燕尾,具有很强的装饰性。撇捺飘逸舒展,姿态优美。方笔的使用很普遍,结体平扁,排列工整,是风格鲜明的分书,与《曹全》、《乙瑛》、《史晨》等碑的书法形态十分接近,比成熟的东汉分书早了整整一百年。居延汉简中的《贳卖衣财物名籍》(公元前62年)等都可以说是分书的风格。

  1973年,河北定县出土了大批汉简,书写的内容有《论语》、《儒家者言》、《日书》等八种,所记最晚年月为宣帝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其书法可谓是成熟的八分书。笔法上,藏锋逆入,横画波势开张;结字宽博,扁平,左右匀衡对称;章法上字距疏阔,整体的形式感极强。分书应该有的方折提按、左右分布相背,一应俱全。至此,隶变终于走完了它的历史进程,其时间总共大概三百多年。从此,汉隶开始了它的黄金时代。

  二、隶变与周秦六国文字的演变

   

  从目前出土的竹简看,不管是收罗儒家经典浩繁的郭店楚简(《郭店楚墓竹简》大字单行本15册已出版)还是上博精彩纷呈的楚竹书,它们的书法形态都不是隶书而是篆书,是属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楚系文字,其字体结构趋近正体的性质,多杂头粗尾细的古文笔法,有蝌蚪文的风格意味。能体现隶变进程的,大多是秦简,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

  隶变之所以发生,从文字演进的规律看,大篆过于繁琐的结字方式和书写方法迫切需要改进;从日常生活的需要看,简单、迅捷的语言文字才更有利于人们的交流和沟通。隶变的滥觞,并不是只始于秦国,齐、楚、晋等六国几乎都很早就开始书写性的简化。如春秋晚期的晋国侯马盟书、曾侯乙墓楚竹简、包山楚简这些楚国地域的书写,都出现了隶变的信息。但这种书写的快速和简化,并没有导致隶变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其结果,六国文字的潦草简率加剧了字形结构的讹误变异,还要经常地借助一些通俗的省略简化,致使异体字动辄数十上百地增加。”而“秦文隶变则在字形表面的平稳状态中去做根本性的书写变革,并保持连续而稳定的发展,所以它很少有异体出现,在客观条件上,六国的乱世动荡与秦文化的相对封闭,则是造成东西不同地域之书写性简化存在巨大差异的社会原因。”丛文俊的这一观点值得重视。这里有两点是应该注意的,一是文字的演变规律与隶变的关系有密切的联系,书写性的简化并不一定导致隶变,也可能导致草率和讹误变异;二是隶变与国家的政治军事文化制度的变革有关。

  隶变是文字演变发展的必然。《说文》云籀文创始于西周晚期宣王时的太史籀。籀文是西周晚期通行的正体金文大篆。《史籀篇》是我国最古的字书,对文字的规范起了重要作用。周秦一系文字的稳定,与《史籀篇》的诞生分不开。李学勤认为:“东方列国的文字,原来周秦文字都是从西周文字发展而成的,然而却走了不同的途径,以致形体风格相去越来越远。春秋前期,这里的文字与西周晚期相同。例如晋姜鼎,很难从字体判断是周室东迁以后的作品。到春秋中期,文字的笔划渐趋于首尾粗细如一,形成由线条构成的劲健规整的字体。”秦人为西周王室附庸,识字教育自然采用《史籀篇》,故秦系文字的发展始终有《史籀篇》字书的基础,即使是日常书写的简化方式,也受《史籀篇》的约束,故秦系文字的变化是稳定的、连续的。王国维说:“惟秦人作字书,乃独取其(指《史籀篇》)文字,用其体例,是从史籀独行于秦之一征。”而周秦间东土文字,即六国文字,则并不恪守《史籀篇》而各自发展。李学勤说:“战国中期以后的简帛、陶器、兵器、玺印、货币上的六国古文,变化奇诡,而且有更大的地域性。同样的一个字,在不同的诸侯国往往有相差很大的几种写法。”这样的省减、简率,并不符合文字发展的规律。汉字的建构是从客观事物来的,是古人观象于天,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宣,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结晶。它的字形不是随便可以省减、拆合的。石虎《论字思维》说:“汉字乃是与万物相平行之实体,且与人心性存在相平行,字象与心同在,与天地万物同在。”汉字本身的形态,构成了一种内在的诗性。汉字从远古诞生之日起,至商周已日趋成熟、稳定。特别是《史籀篇》的编定,表示它的字形已取得了历史的认可。因此,由于个人的好恶和日用的方便,随意省减,便不合文字演变的规律。东方六国的“文字改革”并不符合历史的规律,失败了;而秦国因有《史籀篇》做依据,看似保守,实是合规律的聪明之举。这充分说明,隶变只能遵循文字演变的某种规范才可正常进行。在秦国有《史籀篇》这个字书作基础,就保证了隶变的字形学根基。

  然而文字的演变又受到各国政治、文化制度的影响和制约。例如侯马盟书中出现的造型、书写省减所反映出的某些隶变信息,是适应当时频繁的外交活动需要而产生的变革。当时东周周天子政治上无能,只有靠订立盟誓来约束。据人统计,从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68年间的254年中,诸侯国之间举行盟会近200次。这么频繁的盟会势必带来盟书书写的省减、简化,这说明政治刺激了日用书写的改革。而各国政治变革又带来文化制度、文字使用的一系列变化,反过来推动周秦六国文字的演变。如秦国任用商鞅变法是在公元前356年,此后变法成为强国的主潮。征战的需要,使一大批兵器铭文出现草篆刻款;废井田,设县等制度的建立,促进各种诏书书写的简化;各种权量等铭文也都出现了新的字形。旧有的籀文早已不适应政治体制变动的需要,其演变是历史的必然。孝公时的《商鞅錞》,字形草率,铭文中的点画已开始转化为横竖。《秦封宗邑氏书》(公元前334年)文字取纵势,“四”“月”等字已如隶书的结构。《商鞅方升铭》体势纵长,方折笔画明显,已与大篆拉开了距离。再如秦国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凡政治、军事的大事,使用的是篆书而不是隶书,但这种篆书也完全不同于大篆的字形,而是有很多省减、合并、简化的小篆。《新郪虎符铭》、《琅琊台刻石》、《泰山刻石》都是新颖的小篆。这说明,秦国虽遵循周秦文字的字形基础,但又作了发展与革新,故周秦文字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裘锡圭说:“秦代金文一般是篆书,但是在作风上草率的铭刻中往往夹杂与古隶相同的字形,如见于某些权量上的皆、明、者字。”这表明,篆书写法与隶书写法混同的现象也不是孤立的。隶变初期,不少字的写法接近于正规篆书,或同篆、隶写法同时存在,这种情况,到了隶变的中期才发生改变。

  各国文字演变的过程是不一样的。隶变的发展并不是秦隶的单方面扩张,也不是六国文字向秦国文字单方向同化,六国文字的演变也有着各自的特色。特别是像楚国这样有深厚传统文化的国家,其文字的演变吸收秦隶的优点,从而形成了地域性隶变的风格。如睡虎地秦简中的《日书》,有些字有拖曳斜出的长画,用笔有楚书恣肆纵逸的特点,这显然是楚书的遗意。再如战国中期的《子弹库帛书》,横画不平不直,尽处有蝌蚪文的痕迹,结体也偏方,有大篆的风味。山东《银雀山竹简》中,许多字犹带篆形,这说明秦隶在不断扩大使用范围的进程中,吸取了各地文字构形的优点和用笔的优点,因而,隶变的进程中呈现出地域风格的多样性。

  三、从简帛书的笔法看隶变   

  以往人们对隶变的判断大多依据字体的形态,这自然是不错的。而文字的线条形态则以笔法为基础,故以简帛书的笔法来判断隶变的历程不失为可靠的途径。隶变标志着古文字向今文字的演变,由此改变了古文字靠单根线条组合的局面,逐步向以笔势连贯的结体过渡。

  丛文俊曾经指出:“西周时期有三种笔法:头粗尾细的古文笔法、粗细均一的‘篆引’笔法、简化‘篆引’笔法。”“篆引”笔法的成熟,使古形的肥笔之类完全消逝,大篆朝着精美的方向发展。而“篆引”的书写性简化,导致了秦文的隶变。先秦的其余国家使用的是古文,因而这些国家的隶变是对古文笔法的简化。

  在隶变的滥觞期,如曾侯乙墓竹简、长台关楚简和包山楚简,其线条形态明显带有大篆的形体特征,其笔法起笔粗重,收笔尖细,也就是说头粗尾细的古文笔法还相当普遍。但结体上以纵长为主,直线多于弧线,这是对大篆笔法的破坏。个别字已出现夸张的一笔。包山楚简中,除了大量存在的蝌蚪文笔法,横竖交接处折笔法的运用已很明显。这种笔法是对蝌蚪文用笔圆弧滑动的改进,是代表隶变革新的新动向。刘熙载所谓“隶取势险节短”,节短就必须用折笔,方有斩钉截铁之威。

  如果将上博楚竹简和包山楚简相对照,前者的大篆笔法多,蝌蚪文笔法浓重,后者则因笔法的改进,带上了隶变的新气息。

  隶变滥觞期多蝌蚪文笔法是跟书写的工具分不开的。考古发现的战国时代的楚笔,如长沙左家公山楚笔、长台关楚笔,杆长18.5厘米,径0.4厘米,锋长2.5厘米。楚笔以兔箭毛包在笔杆四周,中间空虚。由于锋长,只能以极小的部分写字;因左手执册、右手书写的书写习惯,起笔时形成向右倾下的姿势,故上半部分粗重;又因笔锋有弹性,收笔时形态尖细;书写快速,故呈圆弧状的线条向左下弯去。这是隶变初始时一时无法克服的笔法问题。但包山楚简的笔法代表了日常书写的发展方向,求快、简化,反过来加速了笔法的改进。

  至青川木牍,头粗尾细的古文笔法大大减少,因而横画尽处不再向右下弯呈弧状,而让横画平直。这是“篆引”的简化,虽不自觉,但却对字的形貌产生了重大影响。“王”“而”等字都有明显的隶味。笔画的折法也得到加强,横竖交接处笔锋运行从容,线条形态短促而斩截。更重要的是线条的连接,已不再是单根线的组合,而是随笔势相连,笔顺的交待明确,笔势的运动符合运笔的规律,因而偏旁的位置关系有了新的变化。这种新的隶书笔法在天水秦简中也有明显的体现。天水秦简的笔法多为对“篆引”笔法的简化,虽有蝌蚪文笔法的遗意,但已不多。横画的线条饱满而均匀,折笔最为显著。“可”“成”都有夸张的一笔突出其势。字形得到简化,“点”的形态多样。这些都是隶变中的笔法新变化。

  睡虎地秦简的出土,让人看到了隶变的新面貌。大多数字的书体样式和谐统一,线条也按笔势的运动方向组合,这表明隶变已进入文字体系的全面改造阶段。这也可以从笔法的变化中看出来。

  成熟的秦隶横画已不再向右呈圆弧状,这是由于笔的平稳横移,虽还不是一波三折,但这一横,简洁而古雅。特别像《语书》,笔法圆熟,多用中锋,个别字,如“上”的横,已略有波势。这是对蝌蚪文笔法的全面摆脱。《里邪秦简》中的横画甚至已有“蚕头”的笔法出现。

  成熟的秦隶结体扁方或纵长偏方,由于这一样式,横笔的交接处就多折笔。折笔法是隶变的一大笔法特征。在《法律问答》中,直折之笔的运用十分普遍,结体又取侧耸之势,因此,节短势险,完全不同于滥觞期的包山楚简。像“當”的宝盖头,其笔顺和写法,已完全是隶书的笔法。

  成熟的秦隶开始讲究笔画的抒情意味,出现了特别夸张的超长笔画,这是对“篆引”笔法的重大突破。《为吏之道》中“有”、“民”、“心”的一些笔画,开张恣肆,拖曳荡出,十分抒情。这不但对古形是一个冲击,也是对隶书的新体构建的积极尝试。《编年记》中的一些夸张笔画好像更为自由和洒脱,又比《为吏之道》进了一步。《里邪秦简》中“之”、“庭”、“陵”的捺脚都是夸张而姿态翩翩。

  不必多作引申,成熟的秦隶带来了隶变笔法的更多改进和革新。横平竖直的笔法基本形成,折笔法开始普遍使用,用笔提顿明显,转折处由圆变方,这些都表明,笔法的逐渐成熟与秦古隶形体的成熟几乎是同步的。

  秦隶笔法的改进与笔的改进也分不开。睡虎地秦墓出土的三支毛笔,笔杆竹质,上尖下细,镂空成腔,毛填塞其中,毫长2.5厘米。秦笔与楚笔的根本不同就在毛毫的裹束上。楚笔毛裹杆外,不但蓄墨少,且锋毫实际利用只有锋端一小部分,下力重按势必造成头粗尾细的形态,因而笔法的单调是克服不了的天生障碍。而秦笔锋毫扎成一团塞在镂空的笔腔中,与今天的毛笔差别已不大,蓄墨多,锋圆,便于锋毫做多种方向的运动。故秦隶的线条形态已较楚简大为丰富,笔法也讲究得当。相传秦始皇使蒙恬制笔,看来是可信的。

  隶变的成熟与笔法的成熟是同步的。隶变中有两种关键的笔法是识别隶书成熟的标识,一是方折(直折)笔法,一是波磔笔法。马王堆帛书写于秦汉之交,如《五十二病方》的用笔,落笔逆锋,顿按,故已有蚕头;运行时上提然后平移,略向右上挑出,略有波磔;竖画向左右挑出,转折处断开。略后的《纵横家书》,波势更加明显,“人”“来”等字的撇捺,向左右舒展,富于装饰味,已是八分书的形态。遗册中连笔已很多。这些充分说明在西汉初期,波磔的笔法已得到广泛的运用。到西汉文帝初期的帛书《五星占》,书风方整端严,笔法已是方折为主,波磔之势明显,结字已完全扁平,夸张的笔画姿态翩翩,说明分书的笔法已基本形成,字体已经向分书靠得很紧了。当然,由于它们的字形中还或多或少地带有某种篆意,还有少量的“篆引”笔法,故不能称为成熟的分书。

  成熟的分书以定县汉简最为典型,这一点在书界几乎已成为共识。用笔逆入平出,蚕头燕尾的特征一目了然,波磔丰肥,尤其撇捺向左右尽情舒展,极有装饰性。结体平稳工整,字距疏朗。分书应该具有的笔法和章法在定县汉简中都已十分成熟,其性质已完全不同于秦古隶。至此为隶变的终结。

  隶变的成熟体现了笔法的日趋完善,与书写工具的不断改进有关。西汉时期的居延笔、敦煌、武威笔,笔杆尚以木质为之,锋短中实,可以提按顿挫,便于锋毫运动,造成各种形态的点画。而江陵汉笔的笔杆却以竹为之,竹腔纳毛,甚至还有笔套(竹筒),这种笔更便于书写,与今天的毛笔相差无异。好的工具产生好的效果,故毛笔的制作精美推动了笔法的逐渐完善和丰富。

  总之,从简帛书笔法的演变中,完全可看出隶变的过程是如何一步一步成熟的。(完)

  摘自:《书画艺术》200405

  编辑: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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