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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藏教室] 从简帛书看隶变的历程(上)

盛诗澜   2007-10-12

  隶变无疑是汉字演进过程中最伟大的变革,也是书法史上最重要的文化事件。它到底从何时开始,又到何时结束,却历来有分歧。有的研究者认为隶变始于春秋时期侯马盟书,有的则把期限放在战国中晚期的青川木牍时期;至于隶变的完成,有人把它定在西汉初期,有人则认为隶书在东汉才臻于全面成熟。说法不一,证据各异。援引史书者、碑版者各有各的道理。以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观之,实物的证据在这儿更重要。简帛书亦以实物展示隶变的过程,尤为有说服力。

   

  一、简帛书反映出的隶变历程

  1、隶变的早春二月:曾侯乙墓竹简及包山楚简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许慎的《说文解字序》都把隶书的产生放在秦统一中国后,这个看法,在今天看来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出土简帛书已证明,在秦以前就有隶书存在。其实,郦道元的《水经注》已说:“孙畅之尝见青州傅宏仁说,临淄人发古冢,得桐棺,前和外隐为隶字,言‘齐太公六世孙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余同今书。证知隶自古出,非始于秦。”

  

  郭沫若认为:“这断案是正确的,但所引证据则不一定可靠……西周中叶的胡公,是齐国统治者。他的棺铭不可能使用草篆,更不可能便是‘隶字’。”今人林奎成认为胡公棺前的文字是篆、隶杂用,“惟三字是古”,是官用篆书,估计是题额之类,其它的用隶书书写。这只是推测,未有实物为据,不足为凭。

   

  “隶自古出”到底“古”到什么时间?最好还是从出土的简帛中找答案。简牍崛起于殷商。《尚书·周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就是竹简。《史记》说孔子读《易》,“韦编三绝”,这么看,竹简书春秋战国时已普遍应用。1978年出土的曾侯乙墓竹简共240多枚,合计字数6600字,约写于公元前433-400年之间,属战国早期。竹简的书法风貌,基本是起笔逆锋而入,线条粗重,走笔则疾速劲挺,收笔尖细瘦健。这种用笔方法,显然受北方蝌蚪文的影响。横画的特征大多向上略弯下垂,结体以纵长为主,章法的布白空阔疏宕。很显然,这批竹简的书风与同时出土的铭钟铭文、石磬文字相接近,还不是什么隶书。虽然曾侯乙墓竹简的书风属于大篆,但是它的纵长取势已分明有小篆的体态,间杂其中的方笔和直线,递送一二微弱的隶书信息。

   

  对大篆繁琐字形的简化和削减,在各国都有发生,其中包山楚简就是一例。包山楚简共278支,总字数达12472字,可以说是代表了一个时期的书风。这批竹简由多人书写,风格并不一致,但都透露出隶变童年时期的信息。用笔大多随意,起笔重,收笔轻,头粗尾细,笔画有粗细变化,有些简蝌蚪之形还较明显。包山楚简依旧保留了荆楚书风好圆好曲的某些遗意,线条的弧度富于变化,特别是因走笔的迅捷顺势带出的圆弧线条,多抒情的意味。但结体已明显从曾侯乙墓楚简的偏长变为扁平。它的书写比较快,也较潦草,属草篆的变异。带有尖钩的笔迹态势活泼,造成顾盼照应,风格奇肆。包山楚简横画的笔法如在收笔时加上顿按,再向上挑出,就是波磔的隶书味了。这说明,隶变童年期的笔法还很幼稚。

   

  隶变的微弱信息也可以从春秋晚期写在玉石片上的侯马盟书看出来。侯马盟书的字体是所谓的蝌蚪文,亦即王国维说的“东方古文”,以毛笔书写在玉石上,量极大。1965年在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出土约5000余件。书写时间为公元前497-489年。载书文字一字多形,并有大量简化和合写。笔法是起笔重,提顿明显,竖笔也多带弧意,笔画之间有映带、揖让的关系。它对大篆的书法形态已经有所破坏,属草篆的类型。或者说,它的“蚕头”形态和某些笔道中,已有那么几丝隶书的信息,这就是隶变的早春二月,一般人还不能由此感觉到隶书春天的脚步。

   

  2、隶变的童颜:青川木牍、天水秦简   

  判断一种字体的演变,并不能只根据一件作品中一二少量的信号,而应根据相当信息量的字形的发生;而且不能只凭一件孤立的作品,至少应有若干作品同时出现,方能说明一种现象的初步性质。隶变的童颜,以青川木牍最为显著。

   

  青川木牍是1980年四川青川县出土的木牍,46*2.5cm,墨书,只三行,共119字,书写的时间是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此牍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古隶书迹。木牍的字体是由大篆直接变化而来的新体,因此,形态还比较原始,少量的字与大篆形体上相近。但大多数字已有了新的面目。这些新面目主要表现为:对篆书的许多笔画作了大胆的省略或合并,凡从水的字,如“波”“津”等均简为三点水,这已是正规的隶书形态;横画平直的形态已露端倪;用笔基本为“逆入平出”,大多数字形已出现隶书的笔势、笔顺和笔画的连接方式;笔画的转弯处,虽还留有篆书圆转的形态,但已有方笔出现,一些字的结体已趋方扁;章法上布白疏朗,而不是大篆的错综参差。这是一种介于篆隶之间的新体,或者说是古隶,因此值得高度重视。

   

  属于隶变初期的简帛书,还有战国中期的长沙子弹库楚帛书以及天水放马滩秦简等。子弹库楚帛书虽是大篆风貌,却写得轻松、自然。横画起笔先作重点,然后行笔作圆弧状,收笔稍下垂,有时略带横钩,富装饰味,这是楚书书风的残余。结体方正略扁,“行”“用”等字明显带有开张的隶势。章法疏朗,字之间行距匀称。线条富弹性,且有粗细变化。这些都是隶变的征兆。饶宗颐说:“楚帛书用笔圆浑,无所谓悬针,起讫重轻,藏锋抽顿,风力危峭,于此可悟隶势写法之祖。”这切中了初期古隶书的用笔特点。

   

  天水秦简成册于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前,已是战国晚期,距离青川木牍已有70余年的时间。天水秦简的文字,还存在很多与大篆写法相同的现象,有些字的笔画还很繁琐,有些笔画少的字,如“方”、“亡”、“犬”,其结体造型几乎与大篆没有什么区别。但省减、合并、简化的成分已增多,很多偏旁已是草体的写法。横竖交叉的笔画处理,明显断开,简短斩截的隶书笔触也较醒目,横画的排迭已多带隶意。从用笔的特征看,头粗尾细的蝌蚪文古文笔法依然存在,辅以侧锋,书写漫不经心,既有草篆的飘逸,又有秦隶的古朴厚重。与青川木牍不同的是,一些字出现了特别夸张的笔意,如“可”“成”字,姿态翩翩,抒情味很强,这表明大篆的草化和简化已进一步加强,大篆字形的破坏也在加强,线条交接的方式进一步向隶书转化。当然,由于处在隶变的初级阶段,字体结构方式不够成熟,字形很不统一,同一个字往往有不同的写法,同一字的偏旁也作不同的处理。各种约定俗成的写法表明隶体的不定型和多变,如何简化、如何造型、如何用笔都处在摸索的阶段。但天水秦简已从大篆的形态中解放出来,具有隶书初期的形态特征。

   

  3、隶变的青春姿态:从睡虎地简书到银雀山简书   

  隶变是对篆体文字的简化、草化、快速化,其结果导致字形简化、抽象化、符号化。在隶变的童年时期,这种简化和符号化是局部、少量进行的。经过一百多年的渐变,至秦始皇初年,隶变的速度突然加快。这是有原因的。当时“官狱职务繁”,加之规定“有事情也,必以书,毋口语,毋羁请”。秦国面临的各种外交事务及国内的公务往来急剧上升,一般官员及文职人员经常要抄写大量的文书,因此迫切需要一种便捷、快速的字体。实用需求刺激了秦隶的发展。云梦睡虎地的大量秦简,证明了这一点。这批简共1155枚,所记的内容十分庞杂。有关法律狱事的,就有《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问答》、《封诊式》等,还有《为吏之道》、《日书甲乙》、《语式》等文献。这批竹简分别从12座墓葬出土,时间跨度从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至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虽然其中有些简与天水简属同一时代,但睡虎地秦简却已属成熟的秦隶。故本文把这视为隶变青春期的前期代表。

   

  由于睡虎地秦简的时间跨度亦有近90年的时间,故有些简古隶的成分多一点,有些则大篆的遗意浓一点。具体来说,《法律问答》中,用笔的提按、轻重明显,一般横细竖粗,笔画转弯处断开,横竖相交,这是一个隶书写法的新信号。《秦律杂抄》中的结字,大多数是长方或扁方,大小变化大,也与篆书的结体拉开了距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语式》等篇的横画,已完全不同于包山楚简横画的上弯圆弧状,具明显的波挑态势,尽管这种态势还较含蓄。睡虎地秦简的走笔大多迅捷,且节奏鲜明,结字中的省略、合并也十分常见,并日趋简单化和符号化。这些都有力地说明至战国末年,篆隶相杂的初级形态已向古隶转变,或者说,睡虎地秦简表明古隶的新阶段,但只是初级阶段。

   

  2002年1月湖南龙山里邪出土了三万六千枚左右秦简,这批秦简的纪年从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至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经历了整个秦代,可以说是秦古隶的典型代表。这批秦简的书法形态比睡虎地秦简有了许多改进,主要是:里邪秦简的字形纵长,与睡虎地秦简的偏方正不同;横画平直,用笔上能逆入;宝盖头的写法已完全是隶书的笔顺和笔势;多数文字的结体,笔画省略和合并普遍使用,“言”“阳”等字的写法已与今无异;夸张的笔画时有可见,书写者已明显地有表现的痕迹;章法安排上也错落有致。也就是说,里邪秦简对字形改造的力度远比睡虎地秦简强,且笔法的运用也多样丰富,这就大大地推进了隶书向正体化迈进。当然,里邪秦简还只是隶变过程中的一环,许多文字仍然保留了篆书的写法,或者在同一简中,同一个字,有的用篆,有的用隶,这种新旧写法的杂糅,表明隶变还处在发展中,某些约定俗成的写法还未能形成某种规则。里邪秦简大多有书写者的署名,由于各人的文化程度有高低,书写的水准有不同,故在书写风格上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但总体上说,里邪秦简已是比较成熟的古隶了。里邪是湖南的一个僻远小城,这批竹简是秦代县级文书档案,比较真实反映了日用书写的原貌,也反映出当时秦隶的普及程度。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帛书的字数在十二万以上。抄的内容大多是古佚书,共二十多种。书写时间,大多在秦汉之交,它们在体貌上古朴而有隶意,笔法上也有新的特色。

   

  这批帛书中,《五十二病方》、《春秋事语》的书写年代较早。据李学勤先生推断,《五十二病方》的抄写不晚于秦汉之际。字的结体上紧下松,略为颀长,带小篆的影子。但横画的线条平正,略有向上的波势。写法则较草率,而这种草率又与秦铭中的草率相仿,因而可以把它视为战国时秦代草体与秦始皇小篆的混合。而《老子甲》、《春秋事语》等在笔法上有所发展,《老子甲》的横,挑势明显,分书的意味浓;结体上,撇捺尤有姿态,左细右粗,姿态翩翩,且线条的对比强烈,这在“人”字的书写中尤为突出。笔画大多短小,结字紧凑,有些横缩成短点,右角的书写往往一笔带过,写成大圆弧。因而,《老子甲》从整体看潦草、捷速,仿佛是一曲随意的舞蹈,抒情的意味被凸现出来。《春秋事语》的笔势更舒展,结体宽博、方正,线条质地古朴,横竖的折笔明显,这表明古隶的方笔开始得到重视。另外,《春秋事语》的笔画较为肥厚,线条的粗细安排已有审美的自觉。尤其是运笔过程中轻重强弱的控制十分有特色,它使线条的起伏符合锋毫的运动方向。这又进一步表明,在追求实用的快捷之外,还追求美的效果。

   

  到银雀山竹简出土,古隶的形态趋于成熟。银雀山竹简共4974枚,抄写《孙膑兵法》、《孙子兵法》等十余种古籍。《孙膑兵法》等作品,虽仍保留一些篆书的结构特征,但篆意更少。书写的快捷进一步以符号化的省略破坏了象形结构;字形大多横扁取势,少数笔画夸张,这是故意强调笔势;结体上右高左低,行笔顿挫有力,字形大小不一,布置疏密相间,又含蓄稳重。总之,银雀山简书笔意恣肆,不但古意盎然,流畅活泼,而且还夹杂了一些楷书的反捺和行书的连笔。这表明,秦简的古隶已独具面目。稍后的张家山汉简、江陵凤凰山木牍,用笔的提顿更加明显,横画的线条更有装饰性的挑势,结体舒展,参差错落,早期八分书的形态已寓其中。

   

  秦简古隶是隶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从青川木牍到银雀山汉简大约经历了二百年左右的时间,逐步形成了古隶的基本特色。主要是:

  (一)用笔简捷,笔画古朴,无装饰性;   

  (二)成熟的古隶多得横势,摆脱了大篆线条回旋弯曲的形体,结体或扁方或正方;   

  (三)笔画有粗细变化,用方笔,但不是汉代隶书的波挑取势。

  (未完待续)

  摘自:《书画艺术》200405

  编辑: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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