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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杂谭] 无效的“天谴”

崔美华   2007-09-20

  我国书画作伪的历史,一般都认为肇始于晋唐时期,其依据源于唐人张彦远的《法书要录》。书载:“羲之为会稽,献之为吴兴,故三吴之近地,偏多遗迹也。又是末年偤美之时,中世宗室诸王,尚多素嗤,贵游不甚爱好,朝廷亦不搜求,人间所秘,往往不少。新渝惠侯雅所爱重,宣金招买,不计贵贱。而轻薄之徒,锐意摹学,以茅屋漏汁染遍纸色,加以劳辱,使类久书,真伪相糅,莫之能别。故惠侯所蓄,多有非真。”上述文字为证实晋代出现以牟利为目的而造假书画的史实,提供了文献依据。同时,它也告诉了我们判断书画作伪的一个标准一是否牟利。如若照此标准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历史上诸多看似造假的行为,实质上却偏离作伪甚远。古时为了保存法书名画,制作副本是最好的方法,但是副本却往往会和赝品混为一谈,真假难辨,招来不少麻烦。

  按照是否牟利来判断造假,历史上真正大规模的书画造假实出现在明代的中后期。很有意味的是,该时期不仅书画造假作伪成为一时风气,而且与书画相关的著述也存在着大量的造假之举,时人顾炎武就曾严厉指责这种风气:“至于今代,而著述者几满天下,则有窃前人之书而为自作者矣。故得明人书百卷,不若得宋人书一卷也!”

  令人纳罕的是,古人一向有忌遭“天谴”的传统,但这一传统在明代却显得异常苍白无力。所谓的“天谴”,即上天的责问和惩罚,古人相信造假作伪之举并非善事,会招来上苍的惩罚,所以时人忌讳此举。清人钱泳(1759~1844年,今江苏无锡人,一生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见闻甚广)在其《履园丛话·画学》中就描述了这样一件“天谴”的事例:“余少时尚见一钦姓者,在虎丘卖书画,贫苦异常,此其苗裔也。从此遂开风气,作伪日多。就余所见,若沈氏双生子老宏、老启、吴廷立、郑老会之流,有真迹一经其眼,数日后必有一幅,字则双钩廓填,画则模仿酷肖,虽专门书画者,一时难辨,以此获巨利而愚弄人;不三十年,人既绝没,家资荡尽,至今子孙不知流落何处,可叹也。尚书日:‘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此之谓欤?”

  明代中期以来,作伪者无视“天谴”,在书画造假方面演出了诸多令后人注目的丑剧。

  

  一、道德败坏的造假作伪

  

  按照中国传统伦理的规约,晚辈对于逝去的先人理应极为尊崇,如为先人修建祠堂、整理遗书、立名扬事等。但在明代,却出现了书画大家的后世子孙仿造其先人作品而牟利、学生假造老师作品而图财等有悖于伦理的行为,令人不齿。

  “吴中四子”之一的祝允明,才气横溢,诗文颇负盛名,书法各体具擅,蜚声当时艺坛,又与王宠、文徵明并称为“吴中三大家”。他的书法面貌多样,早岁楷法谨严,颇得唐人遗意;晚年草书奔放雄健,恣肆老辣,独具面目。祝氏殂落以后,他的外孙吴应卯,专习其外祖书法,几能乱真。如现存天津艺术博物馆的《草书五言诗卷》《秋兴八诗卷》《岳阳楼记卷》、行草书《春江词卷》等,大多出十祝氏的这位不肖外孙之手。详予比照,祝氏作品用笔多中锋,落笔则多藏锋重按,形成藏头护尾、沉着痛快的书法体势。而其外孙的仿作则多露锋轻按,痛快过之,却沉着不足,书法体貌也不及其外祖变化多端。

  明代中期“吴门画派”的巨擘——文徵明,为中国书画史上的-代宗师,生前惴名煊赫,逝后茂垂勋名。文氏殁后,其五世孙文葆光,就专门伪作其高祖文徵明的好友,大书家祝允明的草书。文葆光的模仿之作,虽有乱真之誉,但较之祝氏墨迹,却显得锋芒毕露,时有轻滑浮躁之笔。其整幅作品粗细大小变化过下突然,用笔尤显疲软,距离祝允明的雄健劲利相差甚远。文葆光的仿作多为高头大卷,所写内容多来自《梅花诗》《梅花咏》《兰花诗》《百花诗》《秋兴诗》《饮中八仙歌》《春夜宴桃李园》等。

  此外,王宠的门人金用(字元宾,今江苏彭城人),师事王宠日久,模仿王氏书法儿能乱真;义徵明弟了朱子朗模仿乃师作品也颇令人难以辨别。总而观之,有明一代的书画界,伪作泛滥的背后透露出一种传统伦辉道德的衰败。

  不仅书画造假,连与书画相关的著述也造假。有明一代的书画著述,其数量远超前代,但其中抄袭而成的著作却为数小少。现将公认的抄袭之作列举如下,一一窥当时的作伪风气:

  王绩的《类编占今画史》,共20卷,其内容大多来自唐人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宋人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沈括的《梦溪笔谈》、邓椿的《画继》、赵希鸪的《洞天清录集》、董迪的《广周画跋》、李鹿的《德隅斋画品》、元人陶宗仪的《辍耕录》,以及同代文坛领袖王世贞的《艺苑卮言》等。王绩将上述诸书杂糅编辑,著成一书。

  杨慎虽住明代义坛颇负盛名,但其《名画神品录》一书内容多来自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和裴孝源的《贞观公私画史》等前人著作。

  几代同竹名家李侃,住前人及白己画竹的经验卜,编成《竹谱》一书,却被明人周履靖采掇而成《淇园肖影》一书。

  如此抄袭篡改前人著作而冠以己名者,在明代的众多书画著述里俯拾即是。这种恶劣的著述习尚,遭到明以后学者们的议论,对之时有批评以告诫后人:

  “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底,束书而从事干游谈,更滋流弊。”——黄宗羲

  “明朝人不读书,已成习惯。”——梁启超

  “叫中叶人不读书而好奇习气。”——章学诚

  “盖明之末年,土大夫多喜著书,而竞尚狂弹,以潦草脱略为尚,不复精审为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书画作伪无非射利,而书画著述造假,其动机就仪非一“射利”可言了。

  

  二、狂热作伪的动机探微

  

  明代的商品经济,其发展水平早已为众多史家所旨定,利益驱使使得社会的各个角落都弥漫着浓郁的逐利色彩。书画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也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注目,不仅商人从事书画经营,文人亦染指书画买卖,处于下层的平民百姓也偶有接触者,此种现象在中国的书画鉴藏史卜堪为独步。

  尤其是当时南方的江浙地区,长期崇尚收藏,所集藏品并不亚于北方。自明代中后期以来,私家收藏之风炽盛,藏家络绎,譬如嘉靖时的严嵩和严世藩父子、华夏、文徵明家族、项元汴家族、王世贞和王世懋兄弟、韩世能和韩逢禧父子、董其昌、黄琳、张孝思、钱能、郭衢阶、李日华、张丑、朱之赤、曹溶、莫是龙、陈继儒、刘子大、嵇文甫、郁逢庆、詹景凤等。当时的著名书画鉴藏家张丑(1577~1643年,字青甫,号米庵,江苏昆山人。他在万历十四年著成的《清河书画舫》·书,对于研究古书画的鉴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历来备受学者重视),其祖上“已耽书画,交石田(沈周)衡山(文微明)诸君子,矜挈最深,家有春草兰香之堂,栎金之轩,秋山之阁,名流图写,形诸歌咏。青父既濡染家学,又生有夙慧,益事铅椠。年二十二,纂稗官家言,为名山藏_二百卷”。他不仅收藏颇丰,而且与当时大文豪、火藏家王世贞相友善,还与文徵明家族建立了姻亲关系。当时“吴中文物方盛,嗜古博雅之耆旧余风未沫”,张丑“频往来三泖五湖之间,见闻益扩,网罗日富”(明张丑《清河书画舫》)。

  此外,还有一部分活跃住南方的收藏代理人,他们协助藏家刚罗信息,收购藏品。如著有《书画记》的安徽占玩商人吴其贞,经常往来于汀浙各地,穿梭于诸多鉴藏家之间。江苏苏州人吴升,自幼喜好古鼎彝器,尤精于书画鉴赏,与孙承泽、梁清标等大藏家过从频繁。北京的著名装裱匠王济之,长期在苏州“蹲点”,并获得了大量书画藏品。据《书画记》记载,曾收藏于浙江嘉兴长达百年之久的98幅主要书画藏品被北京的装裱匠运到北方后,吴其贞深受触动,他连连感叹道这是“地运”造成。

  当时的苏州大商人归希之,家富资财,却不喜修饰,也不购田置业。他利用明清易祚之际书画藏品的大量流散,用经商所赚钱财大肆收购唐、宋书画名迹,如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南宋文天祥的行草书《木鸡集序》就曾藏于他家。其收藏印章有“归希之”“希之”等。

  明人染指书画买卖的群体,虽然出身有别,但其动机却无外乎如下两条:

  一是牟利。书画买卖的利益空间远较其他门类为大,而且又是一桩相对风雅的美事。从事这一行当,不仅可以清玩,且可结交士人,名利双收,参与者自然颇多。更有利用伪著述来进行牟利的,如万历年间(1573~1620年)的上海人张泰阶,就根据自己家的“宝绘楼”藏品,写了一部著录书目《宝绘录》。这20卷的长篇巨作,所录作品“自六朝至元朝,无家不备”,而且皆为晋唐宋元大名家的作品。岂知书中所录作品几无一真迹,宛然一部赫赫有名的伪著录书!清人吴修在其《论画绝句》中就明确指出张泰阶的良苦用心:“先流布其书,后乃以伪画出售,希得厚值。”此事早已在中国书画鉴藏史上传为笑柄,无须在此赘言。

  二是留名。在古人眼中,作为一名成功的士人,无非有如下三个层次:其一立德,成为万世景仰的“圣人”,如孔孟之辈;其二立功,为国家建立不朽功勋,泽被后世子孙;其三立言,留下自己的著作,广为后人阅览,列于名士之林。这就是有明一代乌七八糟的书画著述泛滥成灾的重要原因之一了。

  中国人自古就有敬天地事鬼神的文化品格,所谓的“天谴”即是这种思想的反映。这种意识无形中对文人造成了一种伦理规约,使其有所景仰和忌惮。但是,明代中后期书画界的狂热造假作伪,却使得“天谴”变得苍白无效。在当下这个鸡鸣即起、孳孳为利的社会,明人的这种时风似乎就是我们眼前的一道景观,虽远却近,使人回环遐想,颇值得思索。

  摘自:《收藏》200704

  编辑: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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