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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 书画鉴定为何不能运用高科技

朱军   2007-09-05

  对书画作品的鉴定一向是鉴定界所公认的高难领域。由于书画作品存在着诸如创作材质基本稳定、作品风格庞杂多元、遗存数量繁芜等特殊性,加上书画鉴定囿于书画实物和文献资料两方面,中国自古及今的书画鉴定思路便依据这两个基点展开:一是“目鉴”书画本身;二是“考订”相关文献。

  20世纪40年代后,科技手段逐渐应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中,如碳14年代测定法被考古学所吸纳使用,对考古学产生了革命性的推动。这种思路也在书画鉴定界产生了影响。因为,书画鉴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为被鉴作品精确定位,为它们在书画史中寻找准确的时空坐标。这一点,与考古学的断代追求不谋而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书画鉴定界也出现了将科技手段运用于书画鉴定的趋向。

  

  ◆ 传统方法:目鉴与考订

  

  “目鉴”与“考订”,是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古书画鉴定巨擘徐邦达先生最先提出的。徐先生认为:“鉴别古书画主要在于对实物的‘目鉴’,即凭视觉观察并识别某一类作品的艺术表现特征”(徐邦达:《古书画鉴定概论》)。显然,“目鉴”的内容主要是书画作品的“艺术表现特征”,其着眼点是书画作品本身。质言之,它包括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笔法和墨法、材质的品相和整体的艺术特征等四个方面。当然,“目鉴”的前提条件亦颇有局限,即“一人或一时代的作品见得较多,有实物可比,才能达到目的,否则是无能为力的”(徐邦达:《古书画鉴定概论》)。

  所谓“考订”,“大半是要翻捡文献”的,“考订次于目鉴”“目鉴与考订是相辅相成的”(徐邦达:《古书画鉴定概论》)。这里的“文献”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书画作品的款识、印章(包括书画家和收藏家的印章)、题跋(同时代的人以及后人的题跋)、装潢形制、书画著录和流传过程等六个方面。

  时下,书画投资日趋火热,书画鉴定方法亦随之受到诸多学者关注,相关研究亦是愈发深入,理论和实践并举,溯源与开拓共生。但是,纵而观之,“以书画风格辨识为主的鉴考结合的综合判断”(张幼云:《现代中国书画鉴定方法论之我见》)是所有鉴别方法的总体特征,差异仅在具体的操作上,这种差异多是由于鉴定家的行业出身、学术背景、专业取向等不同所造成,并不影响鉴定方法“大同小异”的整体评价。

  20世纪40年代后,鉴于中国古代书画作品大量流散到欧美以及日本的客观事实,美国大批吸纳华裔美术史家赴美学习研究,同时让他们长期执教于各所大学和艺术研究机构。这种留学热潮一直持续到80年代,于是在大洋彼岸形成了与传统书画鉴定方法迥异的研究思路,其代表人物当首推普林斯顿大学的方闻先生。方闻先生的书画研究深受西方实证主义的影响,颇为重视对书画作品的实证和学理性研究,提出了“内在证据和外在证据”相互结合的书画鉴定理论。同时他提倡以考古出土的资料作为把握书画时代风格的第一张“标签”,然后再结合传世较为可靠的其他作品建立起相对严密的基准书画风格。这种一向被称为“图像风格分析”的书画研究方法,依旧无法脱离“鉴考结合”的总体思路,翻阅一下方先生的代表作《心印》一书,即可发现这个特征。唯一不同之处在于他的“目鉴”对象是古画作品中诸多形式相互组合所形成的结构特征,如画面的空间处理样式、山石的笔墨组织方法等。“考订”的内容也较之传统为广,所涉文献兼涉中西。

  其实,“目鉴”与“考订”这两种方法并非今人所创,明代的大鉴藏家张丑(1577~1643年,字青甫,号米庵,江苏昆山人,著名书画鉴藏家)在其《清河书画舫》曾这样慨括道:“鉴赏书画要诀,古今不传之秘大部由四,特为拈出。书法以筋骨为神,不当但求形似;画品以理趣为主,类可徒尚气色?此其一。夷考宣和、绍兴、明昌之睿赏,并及宝晋、鸥波、清闷之品题,举一例百,在今犹昔,此其_二。只有千年纸,曾无千岁绢。收藏家轻重攸分,易求占净纸,难觅旧素绢,展玩时,真伪当辨,此其三。名流韵士,竞以仿效见奇,取圣通人,端在于此。俗子敝夫,专以临摹藏拙,遗讥有识,岂不有兹?此其四。是故善鉴者,毋为重命所骇,毋为秘藏所惑,毋为古纸所欺,毋为拓本所误,则于此道,称庶儿矣。”张丑寥寥数语,即可概括传统书画鉴定方法之人略,即使每位鉴家的具体处理技术各异,也依旧未脱离“鉴考结合”的思路。

  

  ◆ 科技鉴定:困难重重

  

  高科技手段参与文物鉴定,早已是屡见不鲜,如陶瓷器鉴定中利用热释光测定年代;占籍善本保护与断代中的酸碱度测定等。理沦上讲,材质的稳定,为科技手段参与鉴定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契机。事实却是书画材质的组成成分趋近相同(一般认为,普通的机械纸寿命在50~250年左右,于工纸如宣纸、皮纸等,寿命在1000年以上,例如传世的西晋陆机之平复帖,其材质为麻纸,距令已1000余年),同时大约到北宋中期,书画造纸的原料已经是无所不备,因而就不易用纸张来进行断代。材质稳定,却无法为断代提供一个可以量化的、统一的、精确的客观标准。于是,科技手段参与书画鉴定的设想,似乎近于望洋兴叹。在1985年,上海博物馆曾完成了“软x射线对书画、漆木器等文物的无损检测”的科研项目,并获得1983~1984年度文化郜科研成果奖,20余年过去,其技术影响似乎并不彰显,其效果亦可想而知了。

  千余年来书画创作所用材质的基本原料稳定,同时这些材质的使用,至今依旧盛行不衰。书画创作所用的绢,是由纺成线状的纤维体以物理方法织成,其组成元素基本稳定,不同时期的蚕丝其成分大致相同。就绢本书画作品而言,不同时代所用绢的不同,也仅是绢的质地、尺寸、颜色、厚薄、纹路(纺织技术)等的差异。同时,这些差异由于地域的不同(同一时期内的地域差异)、社会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等因素而加剧,所以在鉴定实践时一向被大多数专家看作辅助依据。

  而书画用纸则是利用化学作用使已分裂的纤维体凝结成一种均匀的片状物,其主要原料包括韧皮植物如人麻、黄麻、亚麻、苎麻和藤,树皮如楮树皮和桑树皮,禾科植物如竹、芦苇、水稻和小麦的茎秆,以及种子植物如棉花等(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而书画用纸的主要原料是楮树皮、桑树皮和檀树皮,竹纸则从北宋开始。徐邦达先生曾在20世纪80年代做过利用自然科学对纸张进行检测以辅助鉴定的尝试,其结论是“大约到北宋中期造书画纸的原料无所不备,因而就不易以纸来区别其时代的前后了”(徐邦达:《古书画鉴定概论》)。

  书画的时代风格与个人风格是书画鉴定的主要依据,这是书画鉴定界的共识。而传世的书画作品数量繁芜,年代久远,风格多元,这为鉴定时的精确定位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毋庸置疑,对于书画风格的判断,只有谙习书画实践方能成为“里手”(杨新:《书画鉴定三感》,《故宫博物院院刊》1987年第3期)。同时,书画作品的风格最能体现书画鉴定的学科特点,因为对于书画风格的把握非业内人士莫属。传统鉴定方法中的“望气”之“气”,其实即是指作品的“风格”,而“望”字则道出了书画风格无法量化与精确化的客观事实。

  千余年来,庞大的书画创作队伍,繁芜的遗存作品,体系复杂,真赝俱存,文献上虽可做到条分缕析,但是具体到书画作品实物而言,宏富的文献资料与丰赡的存世作品之间的矛盾就会令鉴定实践困难重重。

  逐层分析,不难发现诸多鉴定中的矛盾实质是传统鉴定方法在现代科学手段介入下的一种反映。传统的书画鉴定构筑在个人丰富的鉴藏经验之上,翻阅书画鉴藏史,几乎所有的书画鉴定家都是收藏家,只有藏品富足方能炼就鉴定“巨眼”。l 9世纪末期以来,西风东渐,传统的以个人鉴藏经验为主的书画辨识方法,逐渐被辅以严密的逻辑分析和科学的实证推断,更兼旁涉考古学、图像学以及民俗学、民族学等学科,使书画鉴定逐步脱离了传统以经验辨识为主的单向思维惯性,形成了以书画作品风格判断为主体,考证相关文献为辅助,具有严密逻辑论证风格的鉴定方法。

  理论上来讲,书画研究无法脱出文献和实物的客观限制,依此为基点而形成的“目鉴”与“考订”两条鉴定思路,成为书画鉴定界一贯的方法取向。自然科学理念的介入,逐步在实践和理论层面上对传统鉴定方法提出挑战,使得这两条思路在具体的鉴定实践中发生着深刻变化。

  摘自:《收藏》200704

  编辑: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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