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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杂谭] 玉石之路(三)

 2007-08-23

  贯穿东西的“玉石之路”,也被称为“昆山玉路”、“和田玉路”,是与“丝绸之路”相对而提出的,这是早期的沟通中西交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它以新疆和田为中心,向东西两翼运出和田玉,沿河西走廊或北部大草原向东渐进到达中原地区,向西据说在巴格达也有发现。这条“玉石之路”早于“丝绸之路”数千年。

  3000年前的西周时代,新疆输入的和田玉已经成为周王朝王公大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不论祭祀、各种礼仪,朝见皇帝,都必须用玉,而且有一套完整的规定。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沉淀,中国的玉文化此时已经基本定型。

  “丝绸之路”兴起后,运往中原内地的玉料络绎不绝,是丝路贸易的重要内容。和田玉进入中原后,中国玉文化逐渐进入以和田玉为主体的时代,和田玉自此被誉为中国玉的精英,更被儒家赋予它以“德”的内涵,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现在,我们之所以能清楚地看到玉所承载的内涵,要归功于收藏。其实对于自己喜好之物的收藏,小到蚂蚁,大到冬眠的狗熊,可谓都有“收藏”行为。它们的收藏大都属于维持生计,只有人类的收藏——特别是对于珠宝玉器等的收藏,除了珠宝玉石自身的价值外,更多的还是源于对此类物品精神上的爱好。当然,玉石除了自身价值外,还具有品质坚韧、历久不变的特性,是此成为历代收藏家青睐之物。历代收藏者应该说也是那个时期的富有者,正是由于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的收藏家,才使我们的珍宝得以一代代传承下来。不过,中国馆藏物品最多的“博物馆”并非那些大户人家,而主要是历代帝王、达官贵人的陵墓。

  我们现在看到的最早的玉,距今已有一万多年,那是新石器时代人类的收藏品。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玉器就有别于当时的石器、陶器等普通的生产和生活用品,备受重视,被当作珍宝加以收藏。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大型墓葬中,都发现有随葬玉器。红山文化玉器形制多样,磨制精美,墓中置放有序,钩云形佩和筒形器主要置于尸骨的胸部或头部,环主要置于腕部,鸟形饰都有可穿缀的小孔,它们不是专为殉葬制作的,而应是墓主生前使用并收藏的宝玉和装饰品。在浙江余杭良渚文化墓地的11座墓葬中,出土玉器1100余件(组),单件计数达3200余件,其中部分可能是专为殉葬制作,但绝大多数是墓主生前使用和收藏的。为了让死者在地下过着与生前一样的生活,将其生前使用的玉器一同入葬,是当时人们对玉器珍爱与收藏意识的一种体现。

  到了夏商周时期,贵族阶层已注意收藏当时制作和使用的玉器,对前代流传下来的玉器更为珍视。

  西周玉器在继承殷商玉器双线勾勒技艺的同时又独创一面,粗线或细阴线镂刻的琢玉技艺在鸟形玉刀和兽面纹玉饰上大放异彩。但从总体上看,西周玉器没有商代玉器活泼多样,而显得有点呆板,过于规矩。这与西周严格的宗法、礼俗制度也不无关系。

  红山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北方的制玉中心,玉器流传的时间久,地域广。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就曾出土多件红山文化玉器,如璧、钩云形器、钩形器、筒形器等,都是红山文化常见的器型,是墓主人生前收藏红山文化玉器的例证。

  春秋战国至汉代,玉器收藏的规模较商周时期有很大进展。1986年,江苏吴县发现了一个玉器窖藏,出土玉器204件,占出土遗物总数的50.7%。其器型种类主要为璧、环、璜等礼器和虎形佩、鸟形佩、珠等各种形状的装饰品,除了时作玉器,其中6件可能是吴王夫差收藏的良渚文化玉器。

  春秋战国时期,和田玉大量输入中原,王室诸侯竞相选用和田玉,故宫珍藏的勾连纹玉灯,是标准的和田玉。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是大量龙、凤、虎形玉佩,造型多呈富有动态美的S形,具有浓厚的中国气派和民族特色。饰纹出现了隐起的谷纹,附以镂空技法,并施以单阴线勾连纹或双勾阴线叶纹,饱和而又和谐。此时儒生们把礼学与和田玉结合起来研究,用和田玉来体现礼学思想。

  1976年,河北平山县战国中山国王及陪葬墓出土玉器800余件,其中除了战国风格的玉器,还有西周和春秋时期的玉器。一些玉器上有墨书文字“集玉”、“集它玉”,表明这些玉器是中山国王长期收藏的珍物。

  “藏之名山,束之高阁”,我们现在总是把它用来形容好东西得不到运用,这两句话的原意本是指一种收藏行为,特别是“束之高阁”,属于收藏家们典型的收藏行为。只可惜人之寿命有限,尽管能传承几代,怎奈世事变幻,人心难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历史,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时间属于动荡不安的岁月,个人的收藏品往往持续不到百年,就落个物易其主,真伪难辨,我们现在所见的玉石之类宝物,应该说个个都有一段饱经动荡变迁的血泪史。

  1983年,广州象岗山发现了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玉器达两百多件。这批玉器可谓有了一个好结果,由于该墓保存完好,没有受到盗墓者严重破坏,出土的玉器免除了辗转民间、颠沛流离的命运。墓室西侧北墙根存放的一个漆盒里盛放有43件玉剑饰,每件剑饰表面都粘附朱砂和朱绢,估计随葬时是以朱绢逐件包裹后放入漆盒的。这批玉剑饰的玉质、雕工均属上乘,且其中仅有少数有使用痕迹,从其出土状况来看,毫无疑问是南越王的收藏品。

  在中国玉器工艺史上,长达三个半世纪的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汉唐玉雕间一个低潮,玉器的生产和收藏曾一度处于低谷。这一时期的出土玉器极少,而且都具汉代遗韵,有所创新者,惟有玉杯和玉盏,与当时风靡一时的佛教美术和陵墓石刻艺术极不相称。究其原委,当时的人对玉石的爱好绝不低于古人,但魏晋时期有一个极其不良的风气——除了人人崇尚清谈外,还都想成为神仙,玉石不幸被列为首选的仙丹灵药,其结果就是人人得而食之。在神仙思想和道教炼丹术的影响下,觅玉、吃玉达到了疯狂的程度。“玉亦仙药,但难得耳。”“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

  早期玉器的美术价值和礼仪观念,这时消失殆尽。在当时,古玉更是玉中上品,谁能得到一件古玉,定欣喜若狂,碎而食之。今人虽然不知道那些人吃玉的感受,但其中滋味恐怕绝不会好于食用“观音土”吧。对于吃“观音土”的记载倒是有不少,那是由于灾荒和饥饿,人们吃不到粮食,就从地里挖出面粉似的观音土,放水里煮煮当粮食吃。吃了观音土的人,一个个腹胀、浑身水肿,最后多腹痛而死。想来吃玉的那些达官贵人、文人清客,其感受和吃观音土不会有太大区别,可奇怪的是,那时的人竟如此顽固不化,继续食玉不止,以致造成了中国玉文化的断档。可以想见,那时候,曾有多少稀世珍宝,被这些愚人毁坏、吃掉。这也许是玉石崇拜中惟一的一个负面效应。

  汉代玉器继承战国玉雕的精华,继续有所发展,并奠定了中国玉文化的基本格局。汉代玉器可分为礼玉、葬玉、饰玉、陈设玉四大类,最能体现汉代玉器特色和雕琢工艺水平的,是葬玉和陈设玉。

  为祈求尸体不朽而制造的葬玉,有玉衣、丸窍塞、玉琀和握玉四种。玉衣因死者身份、官衔高低有别,又有金、银、铜缕之分。九窍塞是填塞或遮盖死者的耳、目、口、鼻、肛门和生殖器九个窍孔之用的,目的是防止人体内的“精气”由九窍逸出,以达尸骨不腐。汉代葬玉很多,但工艺水平不高。反映汉代玉器工艺水平的是陈设玉。这些写实主义的陈设玉有玉奔马、玉熊、玉鹰、玉辟邪等,多为圆雕或高浮雕作品,凝聚着汉代浑厚豪放的艺术风格。汉皇室装饰玉有衰落的趋势,多见小型的心形玉佩、玉刚卯、玉觹(音同希)等。近年,偏居岭南的汉代南越王国出土大批装饰玉,以龙虎井体玉带钩、镂空龙凤纹玉套环最为精美,堪称稀世珍宝。汉代玉器饰纹除沿用战国的勾连谷纹外,还大量使用饕餮纹和螭虎纹。东汉时,阴线刻纹又复苏盛行,绘画趣味有所加强。

  隋唐时期,玉石文化逐渐复兴。在陕西唐永泰公主墓出土的十件玉器中,有七件是唐代玉佩的配件,另外三件一件为战国晚期至西汉的谷纹玉珩,一件为东汉时期的镂雕螭纹出廓璧残件,一件为魏晋时期的走兽游鱼佩。可见此期的玉器收藏仍是以时作玉为大宗,新旧并蓄。

  唐代玉器数量虽不多,但所见玉器件件都是珍品,碾琢工艺极佳。唐代玉匠从绘画、雕塑及西域艺术中汲取艺术营养,琢磨出具有盛唐风格的玉器。八瓣花纹玉杯,兽首形玛瑙杯,既是唐代玉雕艺术的真实写照,又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

  公元960至1234年的274年间,是中国历史上宋、辽、金的对峙分裂时期。宋代承五代大乱之余,虽不是一个强盛的王朝,而在中国文化史上却是一个重要时期。宋、辽、金既互相挞伐又互通贸易,经济、文化交往十分密切,玉器艺术共同繁荣。宋徽宗赵佶的嗜玉成瘾,金石学的兴起,工笔绘画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写实主义和世俗化的倾向,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宋、辽、金玉器的空前发展。宋、辽、金时期,装饰玉占重要地位,“礼”性大减,“玩”味大增,玉器更接近现实生活。南宋的玉荷叶杯,北宋的花形镂雕玉佩,女真、契丹的“春水玉”、“秋山玉”,是代表这一时期琢玉水平的佳作。

  到北宋,以古器物和碑刻为研究对象的金石学逐渐产生。金石学的兴起极大地提高了人们鉴赏和收藏古代器物的兴趣,古代玉器与三代青铜器一起成为文玩“古董”。皇帝是当时最大的玉器收藏家,宫廷宗正寺玉牒所、文思院上界和修内司玉作碾磨的玉器,以及地方属国、州郡进贡的玉器,是其玉器收藏的主要来源,出产和田美玉的于阗国就时常向宋室进贡玉器。

  在皇帝的倡导和金石学研究风气的影响下,文人士族阶层亦收藏古玉,并对其进行考证研究,收藏玉器成为上层社会的一种时尚。

  辽、金、元用玉制度追仿宋朝。在辽宁朝阳北塔辽代地宫出土的玉器中,除了玉龙、玉飞天、玉鹅、玉雁等辽代玉器,还有玉斧、玉玦、玉璧等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的玉器。

  元代玉器承延宋、金时期的艺术风格,采取起突手法,其典型器物是渎山大玉海,随形施艺,海神兽畅游于惊涛骇浪之中,颇具元人雄健豪迈之气魄。

  明代是中国玉器史上相当繁荣的时期。考古和文献资料显示,明代玉器生产和使用规模均胜宋、元,玉器收藏更是空前兴盛,明万历皇帝的定陵曾出土大批玉器,除了冠服用的玉带、玉带钩、玉佩、玉圭、壶、爵、盂、碗等玉器皿之外,还有耳环等大量玉首饰;山东、江西曾发现50位明代藩王墓葬,一次就出土玉器2000余件。明朝奸相严嵩被抄家时,共搜出857件装饰、陈设、实用玉器,玉带202条。被查抄出来的玉带如今早已不知去向,但有一点可以认定,这些玉带的玉料都是和田玉。

  明中后期,商品经济日趋发达,城市里有出售古玩玉器的古董店、集市,还有流动的商贩。玉器收藏者大增,已不局限于帝王、仕宦、文人,一些商人、市民、工匠、僧侣甚至奴仆也都加入了收藏爱好者的行列,玉器市场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于是,一些商人找人仿做古玉,以假充真,在市场上出售,牟取暴利,伪古玉应运而生。明末收藏家高濂在《燕闲清赏笺·论古玉器》中记载:“近日,吴中工巧,模拟汉宋螭玦钩环,用苍黄、杂色、边皮、葱玉或带淡墨色玉,如式琢成,伪乱古制,每得高值。”从此,伪古玉一直在玉器收藏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清代玉器生产以乾隆24年(1759年)至嘉庆18年(1803年)为鼎盛时期。乾隆皇帝爱玉成癖,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于玉器生产和收藏,藏品颇丰。今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上万件玉器中,多半都是乾隆时期收藏的。

  乾隆尤其喜爱“三代”古玉,亲自组织收集,并鉴别定级,对其中佳品题诗咏赞,命工匠镌刻在一些玉器上。乾隆御题的约800首咏玉诗中,有60余首是咏诵周朝或汉代玉璧的。

  乾隆还是玉器的最大“造假者”。据养心殿造办处记载,乾隆8年(1743年)正月二十七,乾隆帝命造办处按《考古图》所载玉辟邪两件、璊玉马一件、玄玉骢一件、琥一件、仙人一件之尺寸、各仿做一件;同年十一月初七,命在一件碧玉虎右腿里刻“十三”,在木座上面刻隶字“宣和玉玩”,底面刻篆字“伯时珍藏”。乾隆皇帝的爱玉、藏玉行为必然带动全国上下的玉器收藏风气。后来有名的琉璃厂古玩和廊房二条玉器街均属乾隆年间形成。

  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国玉器市场空前繁荣。1860年、1900年外国侵略军两次攻进北京,掠夺圆明园和清宫的玉器珍宝;1911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逊位,将宫中的玉器携出皇宫,期间流入民间的玉器成为当时中国玉器市场的重要货源。伪古玉及时作玉器也同时进入市场,对玉器市场的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综合作用下,京城的古董市场玉器买卖火热,掀起了收藏玉器的热潮。

  清末民初的玉器市场主要有廊房二条玉器街、琉璃厂古玩街、青山居和“鬼市”。廊房二条玉器街位于北京商业繁华区前门大街——大栅栏,不但吸引着国内的达官贵人、富商大贾和珠宝同行,还引来了很多外国商人。

  明清时期是中国玉器的鼎盛时期,其玉质之美,琢工之精,器形之丰,作品之多,使用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明清皇室都爱玉成风,乾隆皇帝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提倡,并试图从理论上为他爱玉如命寻找依据。清代的菊瓣形玉盘、桐荫仕女图玉雕,都是皇室用玉。其时民间玉肆十分兴隆,苏州专诸巷是明代的琢玉中心,“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

  明清玉器千姿百态,茶酒具盛行,仿古玉器层出不穷。炉、薰、瓶、鼎、簋仿古玉器,器型仿三代青铜彝器,而其纹饰则反映了玉匠的见解,工艺更是典型的明清时作。玉器与社会文化生活关系日臻密切,文人在书斋作画、书写,往往用玉做洗、注、笔筒、墨床、镇纸、臂搁等文具,或以玉作陈设装饰。玉山子是清代新式玉器,大禹治水图是我国现存最大的玉山子。清代兼蓄西域痕都斯坦玉器的琢玉成就,琢制了一批胎薄如纸,轻巧隽秀的“番作”玉器。明清玉器借鉴绘画、雕刻、工艺的表现手法,汲取传统的阳线、阴线、平凸、隐起、起突、镂空、立体、俏色、烧古等多种琢玉工艺,融会贯通,综合应用,使其作品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

  综上所述,中国玉器收藏的历史始于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已开始收藏古玉。宋代以前的玉器收藏,都是以时作玉器为大宗,古玉处于次要地位,收藏者主要是帝王和仕宦阶层。大约从北宋开始,人们有意识地进行“古董收藏”,古玉虽在收藏的数量上不一定占多数,但始终是收藏家追逐的目标。清末民国时期,京城的玉器市场火爆,玉器货源丰富,不但国内的达官文人、富商平民踊跃参与,还吸引了外国人来京购买玉器,达到了中国古玉收藏史上的高峰。

  中国玉器经过七千年的持续发展,经过无数能工巧匠的精雕细琢,经过历代统治者和鉴赏家的使用赏玩,经过礼学家的诠释美化,最后成为一种具有超自然力的物品,无所不能,无处不用玉,玉成了人生不可缺少的精神寄托。在中国古代艺术宝库中,自新石器时代绵延七千年经久不衰者,是玉器;与人们生活关系最密切者,也是玉器。玉已经深深融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礼俗之中,充当着特殊的角色,发挥着其他工艺美术品不能替代的作用,并打上了政治的、宗教的、道德的、价值的烙印,蒙上了一层使人难以揭开的神秘面纱。

  编辑:之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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