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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 “中国白”——福建德化瓷

唐纳利 著 陈建中 译   2003-01-03

  在本书动手之前,有一次在理查德·拉·莫尔的交谈中,他第一次提出这本书构想的不足之处,当时我也认为是资料来源不足,制品准确断定年代方面也存在很大的缺陷。但不久我就发现起初的看法有不恰当的地方,而且我希望年代问题虽然有困难,着手开始进行一些研究和比较,对于收藏界和研究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必须承认对一个在另一个领域工作的人来说要形成鉴定根据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确实可靠的鉴定似乎常与证据的数量成反比——如用“证据”一词是不恰当的。当然,行家和艺术鉴定在这方面是有作用的,且常常是正确的。不过,所谓的证据通常是用于研究的,证据是由普通人收集整理的,他们并不是没有根据。为了不使内容重复,全书都注重了归属问题和其它年代的说法,如果所提供的证据的价值很小无法承担确定结论的重任,那至少也可以作为有一系列未发掘证据存在的引子,以供来者进一步探索。

  我对“中国白”的接触时间不是很长,开始对白瓷收藏感兴趣时,我的工作是在东方(印度),当时像这种陶瓷器在当地并不是随意可以找到的。因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才收到一件人家送的礼品——人物塑像,后来又用五先令买了一个香炉,哎!这种幸运的情绪虽没维持多久,但我对这种制品的兴趣却迅速增加,十五年来我收集到了最有代表性的标本精选品,他们可以用来作为本国和其它地区收藏和研究不足的补充,这一部分对公众来说是很有用的,不可缺少的。

  在国家博物馆收藏的白瓷物品比人们想象的要少得多。根据19世纪中期建立的弗兰克斯美术馆帐可查的种类和财产资料上显示,大英博物馆馆藏“中国白”标本起初只有175件,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复制品。不幸的是后来由于大楼遭受炸弹的破坏,所以公开展出的实际上只有35件,再加上三件装饰杯,一共38件。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有60多件白瓷,加上10件装饰瓷器;在开始修复炸弹破坏的工作中进度比其它单位要快,因此全部都能够展出,其中在第一美术馆内有7件,其余的在其它楼展出。戴维基金会是在埃尔芬斯通的重要藏品的加入后,才使收藏的标准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且戴维基金会的展品也得到扩充,在数量上约有50件,它虽然组建最晚,但所履盖的范围比其它的要大。在剑桥的菲茨威廉博物馆也有4件“中国白”瓷展出。而牛津的阿斯摩林博物馆至今展出的有二打(24件)。在布里斯托尔的城市美术陈列馆有7、8件,这一数目与格拉斯哥相差不远;而在爱丁堡的苏格兰皇家博物馆展出的却有25件,可能还有一些储备的。以上这些除了一些放在藏品库房没拿出来。从杰明街应用地质学博物馆接收的18世纪藏品中获得的器物有部分是像切尔西那样进行有效的修复后获得的。除了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品之外,其余的都是19世纪和晚些时候获得的。

  在布雷尼汉宫,大部分“中国白”同私人收藏品一样,也是属于早期的作品,确切地说有40多件藏品与许多政府的收藏品不分上下。藏品的质量很高,像拍卖者的陈词一样极好无比。遗憾的是这些藏品不知道是哪一位马尔伯勒公爵收集的,但从日期上看,不像是萨拉公爵夫人。有一种迹像表明是一个叫斯巴丁先生在18世纪末送给第四公爵的带有附加条件礼品的一部分。从1813年起,这些藏品就被收藏于罗基郡附近特意建造的小分馆里。这些收藏品(主要是青花瓷)中还有相当大部分是1886年第八公爵在转让布雷尼汉宫的珠宝期间,从克里斯蒂斯市场上收购来的。丘吉尔家族的传记中记述了第九公爵是怎样努力挽回这些损失,挽救曾堆满屋的遗物,并使之再现辉煌。在本世纪初期,像奥格斯特·斯特朗的收藏品一样,布雷尼汉宫的“中国白”瓷存在与不存在一样使人感到兴趣,如数量很大的杯子、欧洲的人物塑像、茶杯、小件中国人物瓷雕、群雕等,都是17、18世纪从德化进口的,但只有一件带盖的香炉与马可·波罗炉不同。在附近其它一此规模较大的乡村房屋里都可以找到一些作品,主要是人物,可能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生产后就远销到那里了。

    就收藏这一点英国比其它国家情况要好。北约的其它国家在这方面做得很差,可能是因为丹麦和瑞典的东印度公司不与英国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一样同中国有贸易关系。不过,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在斯德哥尔摩的东亚博物馆有4件作品,但一件也不直接来自德化。在哥德堡的东印度公司博物馆里也有一些藏品,当中有些藏品的重要性在于提供了断代的依据,这些藏品断定的准确年代是18世纪(1745年),这时东印度公司的航线班轮“哥德堡”号在瑞典水域沉没;同一城市的罗兹博物馆有6件。在德罗宁汉——斯德哥尔摩郊区皇家宅邸的中国式宫殿也有一定数量的人物塑像,主要是彩瓷;这些陈设品自从1969年这一豪华建筑竣工,他们就一直存放在那里。然而,瑞典肯贝美术馆的大本营,是世界著名的私人美术馆之一,这个美术馆对“中国白”的保存是相当好的。70多件藏品中包含的种类多、质量好。在挪威位于首都奥斯陆的国家博物馆存有6件,艺术博物馆有12件(现只有1件展出);而位于卑尔根的威特兰科·康斯丁达利博物馆有8件,其中包括1件完好的何朝宗作的人物瓷塑。在丹麦位于哥本哈根的工艺博物馆存有3件;而在国家博物馆有26件,这些藏品是在不同的年代编入目录的,最早的可推到1690年,所以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荷兰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然而并不能是以长期同东方保持联系的方法来证实它的成功根据。不管怎样器物的单色对荷兰人是从未有吸引力的;的确一发现单色作品就在瓷上重新饰以颜色。在首都阿姆斯特丹的雷克斯博物馆有2件好的器物展出,并藏有较普通的作品8件。在鹿特丹的博依曼斯博物馆只有一些小器物。在海牙的市博物馆有8件。在里登的人类文化学博物馆,把德化与东方各地的复制品区分开后,德化的作品有20件。在北部格罗宁根的格罗宁格博物馆有18件;而在吕代登的普林西霍夫有70件。最后一个是在奥特鲁林区内的科罗勒·沐勒博物馆,该博物馆虽成立最晚,但展出的作品却有二打,另外还有一打。

  在这个目录中比利时在这方面做得较差——在首都布鲁塞尔的皇家艺术博物馆可能有20件;市郊巴维林·吉鲁斯的迈耶美术馆有6件,他们是水平较一般的人物塑像;在沐西·德·马里门特有3件(其中1件是上等的狮面瓶);在烈日的沐西·柯蒂斯有2件。

  日尔曼博物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的损失最严重,以致现在所剩无几。的确在德累斯顿的奥格斯特·斯特朗的约翰尼大美术馆曾是一个严重的受害者,但在1959年经过俄国人的修复,使大量未遭受损坏的器物得以挽回其不可避免的损失,这是陶瓷史上的一个大事。该博物馆是世界收藏品最多的博物馆之一,也是“中国白”数量最多的,有500件以上;其中虽然有许多复制品,但这个美术馆对于帮助断代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茨维格有10多件展出,其余的由于展馆场所不够,现在只好储存在仓库(约翰尼大厦和旧德累斯顿的其它建筑一起在1945年遭受破坏)。鉴于此在德国的其它国家收藏品的经历也就迎刃而解了。战争受害者的夏洛登堡虽已得到了修复,但许多物品却丢失了,其中包括从奥拉宁堡17世纪获得的瓷器,留下的一些“中国白”雕瓷也在一次大火中白白地被烧毁。幸运的是这些作品以前都有记载。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菲尔·昆斯德维克博物馆有11件;在科隆的昆特韦伯博物馆有7件;在卡赛尔的菲尔·昆斯特·格韦伯博物馆有10件,这几件主要是18世纪初大量进入欧洲的那种造型高、胎体薄的雕瓷;在杜塞尔多夫的亨兹恩斯博物馆也有几件;在汉堡的菲尔·昆斯特·格韦伯博物馆有12件,其中包括存放在欧洲布卢姆美术馆的2件有影响的作品。

  在法国,由于想从名称中加以推论,而使这些器物倍受鉴赏;在巴黎,接管路易格兰蒂尔美术馆及其瓷器的奎米特博物馆就用20多件白瓷作品,加上10多件储备在这两家保管室里的作品(格兰蒂尔和奎米特)举办一次令人难忘的展览。虽在法国没有发现州的博物馆有任何记录,但在这个国家却有一些好的私人美术馆;摆在放置古玩的玻璃柜里,法国人才真正感受到了这些器物及其合理排列的重要意义。法国是一个自行收藏和拍卖“中国白”的国家,证据是在战前1939年一件无署名的P-V先生的收藏品到战后1961年却拍卖给了路希恩·列朗。

  美洲大陆几乎没有“中国白”可向公众展出,但美国的收藏家总是把完好雕瓷的价格提到惊人的高度。有时,博物馆从中得益,像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瓦兹沃斯雅典娜神殿得到沃尔门礼品中的11件雕瓷,虽然有一些作品是近代的,但他们的加入使以前唯一的白瓷藏品(一个很高的立佛雕瓷)形成一个小宝藏。在上纽约州里·万维科村的斯里·霍罗大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修建)有“中国白”欧洲人物瓷塑收藏精品,殖民地时代的威廉斯堡也有。波斯顿的美术博物馆有近30件,其中包括有记载的何朝宗做的最早的人物瓷塑;华盛顿的弗里尔美术馆只有2件,但没有一件展出。在美国有大量早期的标本,在巴尔的摩的瓦尔特美术馆有20多件,但不像巴塞尔说的那样都是德化的作品,现在也没有展出。在纽约的市博物馆同样有29件,一半以上是放在地下室。在芝加哥的美术博物馆有58件;国家历史博物馆有15件。费城的艺术博物馆有30多件,有一些不是来自德化;而在印度安纳的俄尔汉学院有一尊佛像,由于断的年代是明代天启年间(不一定准确),所以有一定的影响。西雅图艺术馆有17件;而在旧金山的德扬博物馆自己拥有一些水平较一般的犀角杯,后来又从丰富的布兰迪格礼品中又充实14件。从整体来看,至少这些器物不受管理人员的喜爱,因而没有被展出。加拿大在这方面也做得不很好,在多伦多的皇安大略博物馆有22件,在蒙特利尔只有3件。

  前面所述的清单,像是在讲东·慕尔文尼的情人故事,虽然无卿,但却有它的目的,寻找讨论中发现的相同作品是这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相信百闻不如一见。虽然这些器物的范围和种类是惊人的,但陶工惯用方法是使用模具,这就意味着相同的复制品被发现,因此地方资料的发现也将被读者所接受。此外,德化产品的种类很丰富,致使作品的定期展览包含有重要的影响力,甚至具有独特性。因此,多参观一些博物馆对读者来说是有益的,而且是不应忽略的。

  在图片选择的过程中,我力图列举各种不同的器型,目的是为了提供一本造型全面的词典,除了用一般方法论述雕瓷群像之外。在同一组内,对加印记的作品也进行选择;在先进的新摄影科学的帮助下,印章本身通过复制可以进行再生产。黑白摄影作品几乎无法传送质量的好坏,但在参考范围内我觉得我拍的照片质量是最高的。不可避免地,有些例证的照片质量不好,但实际意义是主要的。由于瓷器影响的扩大,我已采用了用私人收藏品来说明作品,自有可取之处。相互参照在英国和国外我所了解的有限作品之后,他们私人手中的作品又有不同之处,可是在斯德哥尔摩附近埃科兰德,除已故的卡尔·肯培博士的收藏品外,其余的收藏品影响都很大。由于我不善于用照片来评价插图作品,所以所有插图作品是我个人了解的;但也有些例外,主要是那些过去的或注明日期的作品。虽然我所陈述的日期问题是有根据的,至少是概要,但判断全是我自己的观点。

  许多人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了这本书的编辑,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特别感谢我的朋友——索姆·詹尼斯,他让我自由地选用他多年搜集的原稿和一本使我难忘的这一题材的刊物,并且他还无数次与我交谈这一问题;感谢大力帮助查寻德化参考资料中文本的美国国会图书馆的K. T.吴先生;感谢提供图片、协助查寻我所涉及插图说明的作品的所有权的A.J.B.基德尔先生;感谢为碑文翻译的戴维基金会的沃森教授,东京的基都塔拉·赛多教授,纽约的T.H.郑先生;感谢草书专家衣阿华州大学的H.陈先生;感谢对“中国白”瓷笛的音乐性能进行研究的剑桥大学耶稣学院的L.E.R.皮肯博士,两位想保留名字的中国朋友一个辨读印章和多种其它事务,一个帮助处理棘手的翻译问题;他们俩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德累斯顿波泽兰杉伦·茨维格陶瓷部全体员工的热情款待,使我完成了难忘的德累斯顿之行,他们的慷慨帮助将成为永久的珍宝,这充分说明了学问没有国界。世界各地的收藏家和商人都想让他们的珍品公布于世,并且自愿提供了照片。这本书上的许多插图归功于我的朋友——已故的摄影名家威廉·格鲁伯;而鱼珀特·利奇先生担负起了彩色图片的工作,完成了这本书。在这本书产生的各个阶段,我都被德·拉·马尔先后的热情所鼓舞,被他的耐心所支配,像这样的扩展是一个创新的调子,使我满足于所盼望的全面,而我永远不会说“完全”;因为,哲学家在《金罐》一书中这样警告我们:“完全就是结尾,结尾就是死亡。”即使如此,其它我所信任的单位都同意我用一种与众不同的方法来公平评价我的课题。

  本书没有包含普通的文献。在以前的汉文和西方文学中关于中国陶瓷或我们的课题的作品,不长于一页;除了窑址发掘报告之外,没有发现这一专题内容的文章。我增加了“汉语版本”和“西方版本”的索引条目来充实采用的原始资料;而不在散乱参考丛书的文献资料中寄予太大的希望。读者期待的不是参考资料的多少,而是论点的确证。

  全书采用违德·贾尔斯的罗马体铅字印刷。除汉字的字体之外,附录的印章字形几乎与标准变形不同,具有重大的价值;我采用贾尔斯字典的字码和其它办法来使那些想了解的人明白其中要点,目的是让读者不至于产生厌倦。常见到的印章和署名的译文是一种猜想而不是绝对,所以在书上提到的印章不能说译文肯定准确,这应该在此强调说明。

  我原先的计划是在这一课题上只提出我的看法。整理我的证据,说明我的结论。但由于这些内容比较新鲜,东方和西方又常常有不同的见解,现在也包括在内,尽管如此,我认为这将无法满足,必须考虑以往所做的工作,结果出现了一个未预见到的时间表,原先设想两年内完成。实际却用去了五年时间。本书丰富的参考书目尽可能限制在注脚。瓦利对这种处理的评述是:

  “西方学问现在要求是在一个课题写作之前,作者必须了解世界各地关于这一内容的全部文章。这种要求在理论是无懈可击的;但实际上对学者具有不便之处,因在动笔之前,初探已历时多年,最后只获得与他现代价值的课题一点也没涉及的结论而告终”。

  最后要说的是:读者是最好的鉴赏家,是内行——所有的证据都在读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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