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博艺汇 专栏文章 博拍堂

[博物杂谭] 寺洼文化分型和年代修订

夏鼐   2007-06-04

  由于山羊角及陶器底部谷物印痕的发现,我们知道当时已采用农业和畜牧。陶制或石制的弹丸,也许是作狩猎用的,自然也可能是作玩具的。衣服方面,由于纺轮的发现,可见已有纺织品;大概冬天还利用兽皮来御寒。陶业很发达。陶质颇粗,羼杂有研碎的陶末。手制,外表面或磨光或粗糙。陶色砖红或灰褐,常有斑驳不纯。器形以陶罐为最多,大都有两耳,口部常作马鞍形,纹饰有凸饰,但无彩绘。除了陶罐外,尚有陶鼎陶鬲。已知用铜(曾发现铜镯),但石器如有孔扁斧和石弹丸,仍加使用。埋葬方法,有火葬后盛于罐中的和全尸平放仰卧的两种,后者较为普通,且有时是乱骨一堆,或许有“第二次埋葬”的风俗,不必都由于后世的扰乱。墓中多有殉葬物品,以供死者灵魂的使用。

  关于年代方面,我们只能大略的断定它是晚于马家窑期彩陶文化,早于历史上的汉朝。寺洼期的墓葬是埋在马家窑期居住遗址中,并且寺洼陶利用马家窑期陶碎片研末羼和陶土中,可见时代必定较晚。秦昭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79)置狄道城(今日临洮县)即汉陇西郡治。洮河流域入秦版图。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王弟长安君反,死屯留,迁其民于临洮。秦时的陇西郡临洮县在今岷县,即蒙恬筑长城的西端起点。洮河流域,至少在今日的临洮和岷县一段,当时逐渐汉化了。至汉时当地的文化,和内地没有多大的分别。我曾看见临洮汉代砖墓,和墓中所得的汉代灰陶罐,汉式镜等,和内地的完全一样。至于汉以后虽有少数民族居住的时期,但都是使用铁器的民族,所以可以推定寺洼文化是汉以前这地的史前文化。

  至于寺洼文化和洮河流域的齐家和辛店二期的先后关系。安特生因为齐家文化尚在石器时代,并无铜器;辛店虽有铜器,但尚不多;所以将二者都放在寺洼文化之前。很清楚的,他这一假设的根据是很薄弱的,尤其是寺洼和辛店的前后关系,更难确定。吴金鼎因为寺洼陶技术的简陋(不用拍制技术),并且凸饰技术和马家窑期陶器凸饰相同,推断寺洼早于辛店。根据我们这次调查的结果,辛店陶也有用凸饰的;而用拍制与否,不过表示制陶技术的不同,不足以定先后(辛店陶的浅绳纹是否由于拍制,尚成问题)。就文化的全貌而论,自然以辛店文化较为接近马家窑文化。但辛店和寺洼可能是同一时代的两种文化,前者是承袭马家窑文化一系统,后者是由外界侵入洮河流域的外来文化。这要待将来发掘工作较多后,才能够下断语。

  至于绝对年代,因为证据不够,更难断定。安特生初以为寺洼文化约在公元前2300—2000,最近修改为公元前1000—700,移晚了1300年。他先行假定寺洼文化是在沙井文化以前,又假定二者前后是适相衔接的。这二个假定都缺乏强有力的证据,尤其是后者显然是与事实大概不会相合的。他更进一步以为一个文化的寿命大约是300年,这假设更属过于大胆。这次修正寺洼的绝对年代是依照着沙井文化期的修改而移晚的;在寺洼文化本身,并无证据可以作他所定的年代的根据。这修改后的绝对年代,虽较为合理,但可能仍是错误。梁思永先生也曾就安特生所定的加以修改,提出公元前1400—1100作为寺洼文化的年代,留出300来年给寺洼和沙井间文化的变迁期。但是我以为寺洼和沙井根本是二个文化,后者不会从前者变化而来的。在没有强有力的证据发现以前,我们似乎不必多费精力再作无根据的推测。

  至于寺洼文化的来源,和他所受的各种影响,也要待今后的发掘工作,才能够确定。现在只能就我们所已知道的,稍加讨论。寺洼文化比较马家窑文化为晚,并且有些遗址和后者便在一处,似乎应该受了很大的影响。但是细加观察,便知道二者显然属于两个文化系统。看不出多大的影响。这点就陶器而论,很是显著。二者的陶质、制法,都不相同;文饰方面,寺洼陶无彩绘者。器形也多互异,仅大口两耳低罐和小口腹耳罐,有点相似。二者都有凸饰,尤其是耳部垂直波状凸饰颇为相同。这些或许是表示所受到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至于和齐家文化的关系,裴文中氏说:“寺洼文化可能为齐家文化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而造成”。似乎裴氏对于齐家陶和典型的寺洼陶,都未加深切的研究。因为二者除“不加彩绘”这一点外,没有其他重要点完全相同。这消极方面的相同,自不足为文化因袭或影响的证据(补记:我们现在知道齐家陶确有加彩绘的)。陶质、制法、器形和文饰,都不相同。

  二者的陶色也大都不同,仅有少数砖红色光面陶,虽外表相似,细察之便知道不同。口缘附加两耳这点虽同,但耳部的作法,大小,厚薄及纹饰,仍是互异。我们看不出有什么重要证据,可以作他这一理论的根据。就其差异点而论,我们相信典型的寺洼陶决不是承袭齐家陶的。寺洼和辛店期的关系,除了辛店小罐口部有时也作马鞍形以外,看不出什么关系来。至于和青海西宁县的卡窑、下西河二处出土的遗物相比较。安特生自己曾屡次声明二者文化并不相同,仅陶器无彩,常带马鞍口,且皆有铜器,所以暂时归并一起,实则二者的铜器形制互异,陶器也多不同,卡窑文化中并无鼎鬲,即其双耳罐的形状也稍异。二者的年代是否同时,如有先后,那一种较早,也成问题。暂时我们都无法解决。

  寺洼文化或许和后来的氐羌民族有关。至于它和汉族文化的关系,只能在陶鼎陶鬲上推知它可能是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但是寺洼文化中的鼎鬲,和中原不同,只能说是受影响,决不会是移殖其地的汉人的制品。因为在汉代洮河流域的陶器、铜镜等完全是汉式的,可以看出民族移殖的结果和仅受文化影响者的不同。

  裴文中氏根据安特生的材料,不仅以卡窑的“寺洼文化”,受塞斯安文化的影响,并且以为寺洼山出土的铜器也是塞斯安(斯基泰)式的,证明也曾受塞斯安文化的影响。卡窑文化,严格言之,不能算是寺洼文化。至于说寺洼山出土的铜器也是塞斯安式,不知何据。寺洼山铜器至今为止仅出一铜镯。塞斯安文化中标准型的镯子有好几种样式,但和寺洼山这一件,都不相同。在裴文中没有提出具体的证据以前,我们只好置之不论。在寺洼山所得的材料中,我们看不出塞斯安文化的影响来。

  来源:《考古学论文集》

  编辑:西岩

Copyright©2001-2020 GUANGZHOU SHENGJIAYI CULTURAL PROPAGEATION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博艺汇 博拍堂 中华博物 环球艺术汇 广州市圣佳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粤ICP备18069946号 粤公网安备 4401040200016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