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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藏家] 玉界泰斗 藏家挚友

杨才玉   2007-04-27

  我和杨伯达先生的相识缘于创办《收藏》杂志。在10多年的密切交往中,他那渊博的学识、严谨的作风和高尚的人品,像他那伟岸、倜傥的外在形象一样,在我的心目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是中国当代文博大家,中国玉界的泰斗式人物,更是收藏家的良师益友,在他八十寿辰之际,权作这篇小文,聊表我和《收藏》杂志同仁的崇敬之情,并祝愿他延年益寿,为中国的文博收藏事业再立新功。

  文博大家

  杨伯达先生1948年毕业于华北大学美术系,曾任职于中央美术学院展览工作室,师从黎冰鸿、王式廓、罗工柳诸先生习画,并从事中西美术史和博物馆学的研究。也因这段经历,1956年他被调入北京故宫博物院陈列部任副主任,后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研究员,在文博战线一干就是40余年。1997年退休后,他退而不休,壮心不已,继续从事研究和著述工作,并担负重要的社会职务。现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考古系玉器硕士研究生导师等职。

  也许因为杨伯达先生在古玉鉴赏和研究方面的名气太大,外界对他在其他领域的成就知之不多,仅仅把他看作中国古玉的鉴定专家。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杨伯达先生博学多才,在文博领域涉猎面很广,且有很高的造诣和不凡的表现。他对中国书画史、工艺美术史、陶瓷发展史以及西方美术史等都有很精深的研究,在进行学术探讨、攻克难关时,能高屋建瓴,将各学科的知识稔熟于胸,融会贯通。他的专著和论著《中国工艺美术史》(与田自秉合著,1992年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清代院画》(1993年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珍玩雕刻·鼻烟壶》(1993年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出版)、《清代官窑瓷器》(1994年香港徐氏艺术基金会出版),以及由他主编的《中国美术全集·金银器、玻璃器、珐琅器》(198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和《中国美术全集·元明清雕塑》(1987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等,都反映了他在这些领域的杰出成就。比如,一直以来人们认为,产生于明代景泰年间的景泰蓝(亦称铜胎掐丝珐琅)工艺是中国人发明的,并被认为是中国四大传统工艺之一。但是,杨伯达先生1956年一到故宫,在筹备明清工艺美术展览时,发现故宫珍藏的景泰蓝没有统一的规格,器物的风格迥异,珐琅的质色也不一样,这引起他的怀疑。经过十余年的研究,反复地进行比对,又借鉴了他在陶瓷鉴赏方面从花纹、釉子、款式来区分不同时代的经验,参考了他多年研究西方美术史的知识,才找到了答案。西方人崇尚宝石,为解决宝石稀有的问题,于是就发明珐琅彩工艺,以珐琅制品代替宝石,这种工艺很早就在英国、巴尔干半岛及伊斯兰国家流行开来。于是他推翻了几个世纪以来对景泰蓝的错误看法,提出这种工艺技术是元代蒙古骑兵西征时从西方带回来的观点,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在这里,不得不提及一件令我十分感动的事情。2004年10月,我们进京向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博物馆的专家学者约稿,准备在《收藏》杂志上推出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玩专号。应邀撰稿的专家学者对这个策划很是赞同,但建议我们最好请一位资深老专家从工艺美术史角度为清三代写出概论,这样可以起到总揽全局、厘清脉络、提纲挈领的作用,提高清三代文玩专号的学术水准,并且推荐这个角色非杨伯达先生莫属。当时杨先生不在北京,又担心他社会活动繁忙,能否有精力完成?当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与他取得联系后,没想到他爽快地答应了,这令我十分感动。不久,反映中国清代尤其是清三代百余年历史、4万余字的论纲:《推陈出新与开拓创新的康熙朝美术》《恭造式样进一步发展的雍正朝美术》《盛极而衰的乾隆朝美术》寄到了西安,在《收藏》杂志2005年第8、10、11、12期与广大读者见面了。在这三篇论文中,杨伯达先生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艺术角度纵谈阔论,条分缕析,向人们展示了清三代工艺美术的重大成就和时代特点,从中可见杨老深厚的学养和精辟独到的见解。比如他在谈到乾隆朝美术时指出,经过顺治、康熙两朝70余年的休养生息,经济有所恢复,到乾隆年间经济空前繁荣,美术亦得到同等发展,当时在全国形成了三个地方美术中心,即以苏州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和美术中心,以扬州为代表的士庶美术中心和以广州为代表的富有西方异国情趣的美术中心;各少数民族美术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在各地民间美术和民族美术的熏陶之下,乾隆朝恭造美术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清代院画出现至盛期,宫廷珐琅得到全面大发展,宫廷玻璃器取得突破,漆器工艺继续繁荣,皇家丝织品争奇斗艳,官窑瓷器出现转折,玉器雕刻缓慢繁荣......

  玉伴人生

  杨伯达先生和玉器结缘一生,他在中国玉器研究和鉴赏方面的成就是众口皆碑的。令我特别钦佩的是他刻苦钻研、开宗立派的创新精神和他注重实践、勤于调研的务实作风。

  杨伯达先生是幸运的。他从1956年调入故宫博物院工作,吴仲超老院长交给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整理清代皇宫遗留下来的数以万计的古玉器。自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前,在那种战乱环境下,故宫只是重点对书画、瓷器、金银铜器、古籍善本等传统大项进行了整理归类,并举办了各种类型的展览活动,此后又忙于文物的南迁西移,而对玉器的整理一直没有提上日程。这其中既有工作安排上的轻重缓急之分,也与人们对玉器的重视程度在当时还不完全到位有关。比如老一辈鉴赏家除重视礼器用玉以外,将其他的全归于玩物而不予理睬。这也给杨伯达先生留下了机会。面对历代皇室遗留至今、数量如此众多、过去外人根本无法见到的玉器珍宝,如今杨伯达先生可以亲自上手,一件一件地细细欣赏,他感到喜悦和自豪。而当这一大堆既没有定名,又没有年代,还不知功用的玉器需要他们逐件解读归类整理时,杨先生又感到知识的不足。当时故宫博物院还没有专门的玉器专家,从事清理古玉工作的除杨伯达以外,还有两人,一个是老的古玩商,一个到故宫时间较长一点,虽然他们过去都不是研究古玉的,但是相比较而言有经验,杨伯达先生很注意向他们学习。他是个善于思考、勤于钻研的人,他认为古玉研究和鉴定如果只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是不会有多大作为的,他要为中国古玉的研究和鉴定找出一条新路来。

  杨伯达先生经过长期深入的研究,将中国古玉鉴定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其开宗立派的历史作用是无可取代的。杨先生的科学赏玉观内涵丰富,笔者不揣浅陋,仅从方法论上概括如下:

  ⒈ 研究古玉不能仅仅停留在它的功用层面上,还要从其矿物学、地质学、宝石学、工艺学、材料学等方面进行研究。

  ⒉ 古玉研究要同考古学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器物具有不同的艺术风格;而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器物在艺术风格上往往有相通之处。更由于出土文物可以进行明确的断代,其相伴出土的玉器在古玉鉴定上可以发挥标准器的作用。因此,古玉断代可以从考古材料中找证明,从出土文物中类比年代。

  ⒊ 古玉研究要重视文献的考证。中国玉文化历史悠久,历朝历代的古文献都有记载,当然对这种记载不加分析全盘接受的观点不可取,但是也不能对这种记载缺乏信任而不去学习体会其含义。以正确的态度研究考证历史文献,可以为古玉鉴赏寻找出相关证据,达到解疑释惑的目的。

  ⒋ 研究中国玉文化还要从神学、美学、伦理学、哲学诸方面阐述其外在特点和内涵精髓。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崇玉、尚玉,这是世界上其他民族所没有的。崇玉推至极致就认为玉是天地鬼神的食物,于是玉被作为祭神、通神的神物;尚玉的最高境界是比德于玉,将玉道德化,标榜为君子的化身,以玉的美德规范政治家和文人士大夫的思想修养和行为。

  从这种科学的赏玉观出发,几十年来,杨伯达先生特别注重古文献的学习、考证以及对古玉出土地和古玉产地的考察。为此,他也做出了很大的牺牲,画不画了,舞不跳了,电影不看了,甚至连家庭生活也淡化了。下了班就在单位挤时间看书,一看就是晚上九、十点,到人家要关门的时候才回家休息。当然这种学习研究是同他亲自上手过目的万余件故宫玉器紧密联系的,是有的放失的。在丰富自己学养的同时,他经常深入全国重点文物考古工地实地考察,出土了重要古玉器的工地更是留下了他的身影。对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古玉产地,他也无一漏外,有的还去过多次。尤其是新疆和田玉产地,他更是多次光顾,以致近十余年来,他还不顾年事已高,几次深入戈壁腹地考察,主持和田玉学术研究会,亲自给学员讲课,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杨伯达先生在玉学研究方面成果是丰富的。他先后发表论文几十篇,出版有《古玉考》(1992年香港徐氏基金会出版)、《关氏所藏中国玉器》(1994年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出版)、《古玉史论》(1998年紫禁城出版社出版),还担纲主编了《中国美术全集·玉器》(1986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中国玉器全集》(6册,1993年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华夏玉器——鉴赏篇》(12册,1996年美国中华艺文基金会出版)、《传世古玉辨伪与鉴考》《出土玉器鉴定与研究》《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1~3编)(1998~2005年紫禁城出版社出版)、《中国和田玉玉文化研究文萃》(2004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等。这也奠定了他在中国玉学界泰斗式的地位。

  藏家挚友

  杨伯达先生是文博大家,但他并不以“专家”和“权威”自居。在人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学者和长者,是令人尊敬的师长和朋友。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使他在文博收藏圈享有很高的声誉。我曾数次与杨老同时参加国内的文博和民藏聚会,也有幸两次与杨老同被香港著名收藏家、全国政协常委徐展堂先生邀请赴港参加文博展事活动,我发现他在藏界的朋友很多,有全国各地的,有港澳台的,也有海外的朋友。杨老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荣誉顾问、香港徐氏艺术馆顾问,他同香港最有影响的收藏团体“敏求精舍”有广泛的联系,该组织的许多轮职主席和会员都是他的朋友,他曾经多次在那里授课,与会员切磋学问。我也因得益于杨老的引见,对该组织进行了采访,较早地在《收藏》杂志上对其作了介绍。

  杨伯达先生从1996年1月就应邀担任《收藏》杂志的顾问,他对这份在中国内地创办最早、又有广泛影响力的藏界刊物表现出由衷的关爱和支持。他将自己在玉学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及鉴赏辨伪知识撰写成专文,通过这本刊物集中概括地向广大民间收藏爱好者进行传授,先后发表的有《仿古玉和伪古玉》(1996年6期)、《传世古玉辨伪综论》(1998年2~3期)、《宋元明清玉文化概述》(1999年5~7期)、《和田玉文化论纲》(2001年7~8期)、《巫·玉·神简论》(2004年10期)。《收藏》杂志还曾经在1996年1~4期连续转发了他撰写的《清代官窑瓷器》《从徐氏艺术馆藏品看清代官窑瓷器》。《收藏》杂志社主办的一些重要活动,如西安民间收藏国际研讨会、新世纪民间收藏发展趋势华山论剑会,创刊十周年北京联谊会等,他都在百忙中拔冗出席,予以支持。《收藏》杂志和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联合举办的数期文物鉴定培训班,杨伯达先生都是主讲教师之一。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民间收藏热潮的不断兴起,全国又有数家藏刊相继创办,多个文物鉴赏培训机构相继建立,杨伯达先生又应邀担任其中多家顾问。这种满腔热情传播收藏文化、支持和推动我国民间收藏事业发展的精神难能可贵。

  摘自:《收藏》2006年12期

  编辑:之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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