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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杂谭] 家具与佛教

 2007-04-18

  中华汉土文化,在历史发展的进程里,不断吸收外来民族的营养,不断地在融会中壮大自己。历史证明,吸收外来文化最多、最广,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佛教文化了。

  佛教文化的输入,不仅个中华汉土的社会生活、思想观念,以及文学、音乐、美术等等方面都带来了新鲜活力,同时天竺佛国的家具,随之也来到了汉土,丰富了汉地的家具品种,促进了汉地家具的发展。尤其是对于华夏几千年的起居方式的改革和演变,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佛教传入汉土的时间,各说其是,有“周代传入说”“春秋传入说”“秦代传入说”等等,都因证据不确而不足为信。惟有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传入说,被史家所公认。在《四十二章经序》中记载:“昔汉孝明皇帝夜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顶有日光,正在殿前,竟中欣然,甚悦之。明日问群臣,此为何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轻举能飞,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即遣使者张骞(注:不是汉武帝时的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于是道法流布,处处立佛寺,远人伏化,原为臣妾者不可胜数。”(《佛教常识》,沈阳出版社,1991年版,第45页)史载汉明帝由此遣史求法,带回《四十二章经》,并建造中土第一座寺院——白马寺。

  佛教文化在中国汉地的发展,是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从东汉初年佛教进入汉地,到李唐一代的八百年,是佛教文化在汉地深入发展的八百年,是佛教文化与汉地文化,由相互冲突、排斥到互相渗透吸收,乃至相互融合的八百年。在此八百年里,佛教在汉土形成了两次高潮。这两次高潮,为我国家具的发展,谱写出具有历史意义的篇章。

  第一次高潮是从东汉初年到南北朝的四百年。这一时期恰逢社会动乱,连年战争,人民处于思安而不得的痛苦之中,普遍在寻找解脱的心境,而佛教解脱苦难的出世思想,为处于战乱之中的苦难众生,指出了一条出路。所以佛教在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传统的译经求法活动,依然是方兴未艾,建寺与开凿石窟更是土木大兴。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敦煌石窟开凿以后,相继在北魏又开凿了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南朝的寺院处处可见,正如唐代诗人杜牧所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开凿石窟和建寺的佛教活动,促进了佛教美术的发展,石窟造像、壁画,寺庙的造像、壁画更应时而生了。这时期的造像和壁画,都是来自域外的粉本,人物形象、服饰、用具等都是域外风格。此时天竺佛国的大量高型家具,也随之进入了汉土,这对汉地的生活习俗,特别是席地而坐的起居方式,是一个极大的冲击,佛国的高型坐具进入了汉地,华夏古国席地而坐饿起居方式开始动摇,伴随高型坐具而来的垂足坐方式,也自然地进入了汉地生活。

  第二次高潮是南北朝后期到李唐一代的四百年。这一时期由于战乱结束,隋的统一,特别是唐代初期的“贞观之治”,社会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家政策开放,人民生活安定,社会呈繁荣向上的局势。唐代帝王大都信奉佛教,所以此时佛教得到了普遍的信仰,佛教文化得到了广泛的普及,佛教带来的佛国高型家具,在世俗民间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和使用。

  我们从唐代壁画中可以看出,此时的佛国家具,在富强恢弘的大唐帝国里,又得到展翅振飞的机会,他们脱离了天竺佛国的清雅与简捷,而披上了华丽多彩的外衣,这些来自佛过的家具——椅、凳、墩等,在大唐极富创造力的家具师手里,发展成造型端庄浑厚,装饰华美富丽,形式也多种多样了。李唐一代不仅是我国封建时代的全盛期,也是佛教文化与汉文化相结合、相融会的全盛期,是佛国家具在汉地扎根落户,并取得发展与创造的辉煌时期。

  从敦煌莫高窟的开凿起.石窟造像和石窟壁画日渐兴盛,天竺佛国的家具样式,同时进入了汉地。这些佛与菩萨的坐式和所使用的高型坐具,让先人们看到了一幅完全新鲜的、不同于自己的生活画面。这些佛国的高型坐具,如一股强劲的东风,吹开了中国几千年起居方式的坚冰,冲击着中国施行了几千年席地而坐的习俗,推动着起居历史向垂足坐转变。现在我们从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石窟壁画和墓葬壁画里,来看看佛与菩萨所带来的这些域外高型坐具:绳床—椅子、佛座—墩、胡床、方凳等,对我国家具的发展和我国起居方式的演变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一)绳床—椅子

  椅子名称最早见于唐代,《济渎庙北诲坛祭器杂物铭》碑阴:“绳床十,注:内四椅子。”但是椅子形象早于名称一百多年,而见于南北朝。

  在两晋以前,我们的先人一直处于席地而坐时代,没有高型坐具。随着佛教的东渐,佛教文化和佛教艺术的涌入,佛国的高型坐具也进入了汉地。佛图澄是一位西域高僧,在公元4世纪,从西域来到五胡十六国的后赵,他来华时已经是八十高龄。他见多识广,经验丰富,对于推动佛教在汉地北方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另外,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也提到当时的印度僧众都坐绳床。由这些记载中可知:这种有扶手、有靠背的高型坐具——绳床、禅床或椅子,是印度僧侣的典型坐具。而这些绳床、禅床或椅子,随着佛与菩萨—同进入汉地也是事实。

  椅子进入汉地的具体时间确实难以查考,但是在晋时已经有人使用椅子了。在新疆的民丰尼雅曾出土了一件晋代坐椅残骸,此椅的座部以上已经不存,只有四条腿子,腿上有四叶花纹,是犍陀罗风格,非常精美。由此可以证明,在中国广大土地上处于席地坐的时代时,西北边陲的上层人家,已经使用高型坐具了。这只晋椅残骸,让我们听到了中国起居方式转变的前奏曲。(注:也有人认为它是柜于残骸)

  (二)佛座—墩

  从众多的石窟造像和壁画中,我们得知佛与菩萨的坐具——佛座,是千姿百态、极为丰富的。有方形、圆形、腰鼓形,有三重、五重、七重,有实材的,也有空透的,装饰有壶门、有开光、有莲花图案…—形式多样,多姿多彩。这些佛与菩萨的高型坐具,也随着佛教文化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佛座——墩的出现,对于我国家具品种的丰富,尤其是对于凳类家具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佛座的造型,大致分为腰鼓形和方形两类。

  这些形式多样的佛座、墩.在席地而坐的中原大地上,确实是前所未有的。北魏龙门石窟莲花洞中的菩萨坐墩,其形式好似中国古老的捕龟捉兽工具——筌蹄。但它不是筌蹄的运用,因为从南北朝时代的壁画风格看,仍属于印度犍陀罗式样,北魏时期的佛教艺术,还处于依照印度粉木描绘的移植阶段。况且,在高大、威严的佛与菩萨面前,怎能用捕鱼捉兽的工具来事佛呢!于情于理都似乎不通。史书上确有将筌蹄作为坐具的记载,如《梁书》中就曾说南朝梁武帝末年,降将侯景叛乱,自称皇帝后.”常设胡床及筌蹄著靴垂脚坐”,候景之

  乱起于梁武帝太清元年(公元547年),此时佛教进入汉地将近五个世纪,佛座——墩,早巳进入汉地。北魏龙门石窟莲花洞菩萨所坐的藤编坐墩,其实电应在“侯景之乱”之前。不论从该菩萨坐墩的所处年代,还是当时的壁画风格,以及对佛的崇敬态度等诸方面看,佛座——墩,仍是随着佛教而来的佛国坐具。后人将此种佛座称为筌蹄,当是一种巧合?或者是一种附会。

  摘自:大众收藏

  编辑: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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