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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杂谭] 丰富多彩的唐代长沙窑文具

罗平章   2007-04-16

  长沙窑生产的文房用具,以小件为多,不易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它却承载了大量的唐代文化信息。李泽厚先生说:“……而书法和诗歌却同在唐代达到了无可再现的高峰,既是这个时期最普及的艺术,又是这个时期最成熟的艺术”。普及和成熟的书法艺术,必然对其用具的生产有所要求和刺激,丰富多彩的长沙窑文房用具,就是在唐代兴盛的书艺活动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可以说,长沙窑的文房用具,是唐代普及成熟的书法艺术的一个物证。

  1983年由湖南省、长沙市等三家文博单位组成的联合发掘队,对长沙窑窑址进行发掘,共出土长沙窑瓷器7211件,70种器型,其中各类文房用具926件,占整个出土器物数量的12.84%。1999年底,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窑区内再次进行发掘,共出土瓷器1587件,其中文具127件,占出土瓷器总数的8%。如果将文化含量很高的埙(俗称哨)、笛、香熏、盒算上,比重就更大了。虽说这不能准确代表长沙窑整个产品的分类比例,但至少说明长沙窑文具产量之丰。正如冯先铭先生所言:“长沙窑瓷器器美与式样之多,在唐窑中也很少见,烧制的器物虽以日常生活用器为主,但又兼烧文房用具及各种瓷塑玩具。”

  在唐代,文人学士们游艺书法,陶冶性情,对文房用具也渐起欣赏之风。从当时追捧的紫石砚、狻猊墨、浣花笺等名物即可见其端倪。唐代书家李阳冰对砚台用水就颇有讲究“水在清静,宜取新水密护尘埃,忌用煎煮之水也。”这种对文房用具品味情趣的追求,无疑促进了文具生产者在造型装饰上下功夫。

  长沙窑文房用具品种主要有水盂、水滴、笔洗、笔掭、镇纸、砚台等等,这些品种,都由文房四宝纸笔墨砚派生出来,其功能主要是书艺所需。当然,读书作画也用得上。可贵的是生产者在注重实用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对美的追求。

  水盂,储水之器,备研墨之用。长沙窑水盂口径一般在2厘米左右,器高多在6厘米以下,敛口、扁圆腹、圆饼底是基本形制,然后在口、颈、腹等部位上进行变化,便有如梅瓣、葵瓣、石榴、圆筒等多种式样。釉色以青釉、褐釉为主,均内外施釉,外釉不及底。彩绘以褐绿彩为主色,红彩少见,颇为名贵;纹饰有彩条、散点、彩斑、草叶等式样。造型奇巧者如六鸟水盂,极具情趣。

  水注,向砚中注水之器。水注是长沙窑文具中最为出彩的品种之一,造型奇特,装饰多变,真是千姿百态,美不胜收。其形制有壶形、杯形、动物形,此三类均有流;还有一种葫芦形,无流,有专家视为水注,此器虽可作注水之用,但笔者认为更可能是丹药瓶。动物形则有龙、凤、狮、虎、象、鸭、狗等。笔者藏有一件螭龙形水注,龙首作流,龙身作提梁,腹部两侧堆贴云纹,含“龙从云”之寓意,斑驳的褐绿彩饰极具沧桑感。还有一件白釉彩凤首水注,高9.5厘米,圆饼底,颈部硕长,腹部丰满,凤首塑于执手顶部,俯首注口,显得尊贵雅致。笔者以为,类似精美之器物,应为上层社会所用。

  笔洗,洗笔之器。唐以前,并没有笔洗,洗笔之职由其他器物代替,长沙窑笔洗则是应运而生,填补了这一空白。从考古资料看,笔洗是长沙窑文具中数量最多的品种,说明唐人对这种新出现的器物十分喜用,从白居易有“每一诗成,辄洗其笔”的习惯,即可见一斑。长沙窑的经营者很好地把握了这个商机,进行了大批量生产,适应旺盛的市场需求。正因为如此,长沙窑笔洗讲究实用,其规格口径从8厘米起至30厘米以上的都有,显然是为了适应不同使用者的需要。

  镇纸,压纸之具。长沙窑镇纸全部为动物造型,即在一矩形、方形和圆形的瓷板上,或立或蹲或卧一只动物,如瑞兽、狮、象、虎、马、羊、狗、蛙、鸡等,也有因势将动物底部作成平底的,如龟形镇。唐人爱狮,最为常见的为狮形镇,以蹲狮卧狮为多,且装饰意味很浓。立狮极为少见,多年来,笔者仅收藏到一件素胎立狮镇,造型较为写实,鬃毛后披、垂尾、平视,似在张望和期待着什么。和其他狮镇一样,虽说生动传神,但它缺少野性与威猛,而以灵性和温驯见长,大概是中晚唐时期唐王朝国势衰微之中审美情趣的一种体现吧!此外,象形镇的厚重,瑞兽镇的神奇,也都各具特色,而蛙、龟、鸡形镇则秀气玲珑,大概是投女性之所好吧!

  长沙窑的其他文具如簸箕砚、笔掭、算珠等,多以研究实用为主。总之,雅俗共赏、贵贱成宜的长沙窑文具,适应了唐代繁荣普及的书艺所造就的消费市场的需要。

  摘自:《收藏界》2007年第2期

  编辑:西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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