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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藏家] 润泽以温 比德以玉

梅辰   2007-04-11

  润泽以温 比德以玉

  ——访著名古玉鉴定家杨伯达先生

  杨伯达:我国著名学者,文物鉴定家,古玉专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究委员会会长。早年师从黎冰鸿、王式廓、罗工柳等大师,后专攻中西美术史和博物馆学研究,1956年调入故宫博物院陈列部,开始了数十年苦心孤诣的文物研究生涯。他首开我国玉文化研究之先河;首先质疑景泰蓝之“身世”,指出景泰蓝非中国先创;首次对清代院画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使许多珍贵字画重现光彩。不仅如此,他还在雕刻、玻璃器、金银器、珐琅器及鼻烟壶等多个领域颇有建树;1991年他在广东江门主持了世界上最大的金玉大佛的鉴定评估工作。如今这位年逾古稀的“玉”学泰斗,依然对他所钟爱的“玉”事业兴会淋漓,乐此不疲。

  梅辰:中国人对玉近乎偏爱,人们把天帝称为玉皇大帝,把月宫中的兔子称为玉兔,为什么中国人对玉如此崇拜呢?

  杨伯达:这是有历史渊源的。古人认为他们的生存、他们所获得的物品都是由一种无形的力量在保佑他们,慢慢地他们就把这种无形的力量具象化,最后发展到有了神灵的概念。人们认为要更好地保护自己、保护部落,就必须祈求神灵的保佑,于是就出现了巫,由巫来完成事神的任务。巫拿什么来事神呢?她就拿玉。为什么她要拿玉?根据《山海经》中记载,人要维持生命就需要吃果实,吃肉,黄帝则需要吃“玉膏”,而天地、鬼神就吃玉。对于人来说饮食是第一位的,古人打猎、采摘都是为了满足饮食的需要,所以巫认为神也像活人一样是将饮食放在第一位的,因此巫就给神送去它最爱吃的玉,以玉事神。这种解释目前看来也符合考古学的发现,史前时期墓葬出土的很大一批神器就是用玉做的。所以玉这个角色非常重要,它在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量玉质神器的出土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另外,人们把玉奉献给神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稀有,蕴藏不丰且质优,其中百分之百的玉称为“全”。所谓“全”就是一点杂质都没有的玉,是最纯的玉。它的颜色是白的,所谓洁白如玉就由此而来。最好的玉就是全玉,过去只有皇帝才能用全玉。

  梅辰:但是好像西方人佩带玉饰的并不多,他们似乎更钟爱宝石?

  杨伯达:玉和宝石可以说是中西文化的一个分水岭。任何一个民族都会找到一个具象的东西来表达他们的内心世界,来代表他们的文化、情感、理念和传统……远古时代,人们在用石器做工具时发现玉比一般石头优越美观,玉含蓄坚韧,温润莹泽,它既不像宝石那样清澈透明,一眼望穿,也不像石头那样浑浊不透,坚硬干脆。它含蓄内蕴,生动而富有灵性,这些都与史前人们内心的一种愿望、一种内涵相吻合,为文明时代华夏民族所继承。我认为玉就是我们的祖先找到的最能代表中华民族性格、文化和理念的物质载体,所以说中国人喜欢含蓄祥和,属内向型;而西方人喜欢透明,一目了然,属于外向型的。这就是中西方文化最大的差异。

  玉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奠基石,我们的祖先在玉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中华文明的大厦,尤其是中华文明的出现,它的前夜就是高度发达的玉文化,玉与中华民族传统的形成及其政治文化都息息相关。

  梅辰:我们常说“君子如玉”,人们为什么会拿君子与玉相比较?

  杨伯达:史前时期的远古社会,玉被视为神物,巫以玉事神,巫不离玉。巫,上用玉来通天,下用玉来统治现实社会中的族群,在老百姓眼中巫是最具权威的,他们掌管着政治、军事和氏族的生活,那时的社会“统治”主要靠神灵来巩固。到了文明社会,王取代巫之后,改神本位为人本位,采用了“分封制”和“施德政”,他除了依靠神来统治和巩固一个社会外,他还将自己比做天子,自诩是替天来统治社会的,这样社会矛盾就日益加剧。那么我们的祖先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找到了一个妙方——儒家学说,以巩固家庭和社会的安宁。

  儒家学说宣扬“仁、义、礼、智、信”,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仁,人们敬仰那些“仁者爱人”的人,把他们尊为君子,而“仁”的核心就是德。孔子曰:“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就是把德与君子联系起来并追溯至远古。玉就代表德,德就物化为玉,玉德就成为文明社会发展的精神支柱。那时有德的人都随身佩带玉,时时以玉的品德来约束自己:“君子就是玉,玉就是君子。”后来人们就继承和发扬了“君子如玉”这个说法。(梅:过去人们还把玉作为信物来交换,这也是对玉德的一种景仰吧。)

  梅辰:孔子为什么要把君子比做玉,而不是别的?

  杨伯达:首先从矿物学的角度对玉的解释是,它是一种透闪石,它的显微结构是针毡状的,就像毡子一样,纵横交错,非常有韧性,不易折断。并且它温润莹泽,细腻柔和,符合人们对“德”的理解和向往,于是玉就成为德的载体,成了君子的象征。那么孔子的伟大就在于将玉从“神物”中解脱出来并赋予人文色彩,尤其是在当时还没有矿物学理论的条件下,他就能正确地认识到“玉”的矿物学之物理性能,并把它与人们心目中完美的德融合在一起,非常了不起。

  “我刚进故宫时,老院长吴仲超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整理清代玉器,当时大概看了1万多件吧。到后来真正走上玉器研究之路完全是因为社会的需要,社会的推动。”

  梅辰:您是怎么想到要搞玉器研究的呢?

  杨伯达:实际上我在大学学的是美术专业,1948年毕业后我到了中央美术学院,在那里做学生辅导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同时开始学习中外美术史。由于经常出国办展览,逐渐又对博物馆学发生了兴趣。在调到故宫之前,我是搞博物馆学的,当时我在博物馆学上算是有了点成绩吧,要不我也不会顺利地调入故宫。1956年我刚进故宫时,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老院长吴仲超对我说:“辛苦你了”,意思是我要来挑担子,出力,把故宫博物院的陈列工作搞上去,提高其思想性、科学性和艺术性,更好地为广大观众服务。我被安排在陈列部做副主任,唐兰先生(著名学者)是主任,部员有许多都是大名鼎鼎的权威人士,像陈万里、罗福颐、徐邦达等专家学者。

  进故宫后我就觉得博物馆学几乎是没法研究了,它有了很多的局限性。这时吴院长交给了我第一个任务——整理清代玉器,搞清楚哪些可以外拨,哪些需要自留。当时一共有3个人参加了这项工作,一位是故宫的老专家,另一位是古玩商,再一个就是我,他们二位也不是专门研究玉器的专家,应该说在我们之前故宫还没有专门研究玉器的人。即使是这样,我们那时也谈不上什么研究,只是挨个看,挨个整理。当时大概看了1万多件吧。我看得比较细致,基本上对那些清代玉器做到了稔知于心。

  到后来真正走上玉器研究之路完全是因为社会的需要、社会的推动。70年代末期,社会上开始有了了解玉器知识的需求,于是国家文物局就指派北京市文物局面向全国举办一个玉器鉴定培训班,派给我的授课内容是讲隋到清的玉器鉴定(唐以前部分是由考古学家讲);后来我又参加了《中国美术全集》(共60集)中《中国美术全集·玉器》分集的编纂工作,我任主编。

  实际上以前给培训班讲课是不需要像作研究那么深入的,但是主编《中国美术全集·玉器》分集的责任就比较重大了,因此从编书一开始,我就在玉的研究上下了很大的工夫。此书出版后反映非常好,后又多次再版,这也是玉器热的一个表现。再后来河北美术出版社又准备出版《中国玉器全集》,并成立了以考古学家为主要成员的编委会,又请我做主编,兼做第五册(隋—唐—明)主编,我因为有了前面工作的基础,就爽快地答应了,这样一编就是8年。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很多问题就这样边研究,边编辑。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和这么多年的研究,我对玉器的认识就既不是1956年整理清代玉器时的懵懵懂懂,也不是编玉器分卷时的一知半解,这时对玉就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功力和认识水平。

  梅辰:“春水”“秋山”玉可以算是您的“代表作”了,这是您最得意的一次鉴定吗?

  杨伯达:也谈不上是最得意的一次鉴定,只是说它为传世玉器的研究鉴定摸索出了一些方法,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让我感到欣慰的。当时故宫有一大堆既没有定名、又没有年代、也没有说明功用的玉器,总数不详,当时我看到这些玉器时就觉得它的图案像是鹰在捕捉天鹅,充满着纯朴的山林野趣和浓郁的北国风情,极富画意,宛如宋画一样形神皆备,匠心独运。从形象的视觉效果看,它的背景有塞北的风格,至于当时的人们为什么要雕琢这种形象的玉器,整个来说都不清楚,这只是形象上的一些感官认识。那么我就想如果能对它认识有所突破的话,就解决了这些玉器的归属问题。

  首先第一步,我在出土文物中去找有没有类似的东西。因为出土文物是有年代下限的,比如说青铜器,一般来说上面都会有铭文,或者也可以从出土墓葬的年代加以推断,这样就可以类比出玉的年代。我去了赤峰、阿城等地考察,结果就在阿城发现了铜的天鹅,形象上与玉的天鹅很接近,感觉它们是同一时代的东西。那么这就提示我们可以从考古材料中去找证明,从出土文物中去类比年代。

  第二步就是要用文献来证实。我查古文献,在《辽史》《金史》及其《本纪》等文献中就看到有关契丹族“春捺钵”(捺钵:契丹语打猎)、“秋捺钵”的描写。《辽史》中关于“捺钵”的记载很多,《金史》开始还写作“捺钵”,到后来就直接写“春水”“秋山”了。中国文字的概括能力太强了,“春水”“秋山”一下子就概括出了季节的特征:春天,水是环境,春波荡漾,水天一色;秋天,山是环境,秋高气爽,山峦滴翠,这是多么美的自然景色啊!后来我又查专门记载皇帝大事的《本纪》《舆服志》,其中特别提到皇帝所佩的玉带是“春水”“秋山”饰的,因为在过去,玉都是皇族才能佩带的饰物,那么这个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所以我说要到古文献中去探寻。

  “春水”“秋山”玉这类玉器的研究方法,前人并没有传给我们,需要我们一点一点地去摸索。我的经验就是一个学者要想研究问题,就要从古文献中去找证据,这是我最深刻的体会。

  梅辰: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故宫的玉现在是不是都已名实相符了?

  杨伯达:故宫的文物号称百万,其中的问题你不可能全部都给它解决,只能解决一批是一批。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精力也是有限的。故宫仅玉就3万余件,能解决一部分也算是一点贡献吧。

  梅辰:您有过失败的鉴定吗?

  杨伯达:有过。比如,故宫有一个“黑漆古的玉圭”,我一直认为它是真的,而且还为此发表过文章,后来发现它是假的,是雍正——乾隆时期造的玉玩。那我马上就作了更正,错了就改正嘛,没有别的办法。

  还有一次是一个方斗形的玉杯,大家都认为是明代的,我也是这种看法。它属于墨玉,墨玉就是在玉中有许多黑点。当时我觉得其中的一些黑点像是人工做上去的,但并没深思,觉得有名款的东西不应该是假的。后来,我看到台湾有一个乾隆款的同类玉的器物,这一比较,很明显就看出故宫这件墨玉斗杯是清初的,不会是明代的。这也说明当时自己的眼力还不够。(梅:后来怎么办呢?)还是纠正过来呗。

  梅辰:您是新中国研究古玉的第一人,是不是这个探索的过程非常艰难?

  杨伯达:是这样。当时查找玉的古文献资料,很多古文都看不懂,读起来非常困难。这时日文帮了我很大的忙,使我从很多日文书籍中得到启发,其中日本学者青田耕作的观点对我的启发很大。以往我们研究玉只是停留在它的功用层面上,比如研究玉的用途等等,而他则在玉的研究中增加了矿物学、材料学和考古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的新见解,这是比较科学的研究古玉的方法,我觉得玉应该是这样研究的。对此我作了详细的读书笔记,此后我就一直沿着这条科研的路子走下来了。我现在在给学生作课程安排时,也是首先要讲地质学,然后是矿物学、宝石学、工艺学、玉器材料学……玉学不是单一的,它包含了美学、神学等许多学科。

  梅辰:为什么您的日文会很好?

  杨伯达:哦,不能说我的日文很好,只是一般的阅读水平而已。因为我过去有这样一个背景,小时候生活在旅顺,那时候,旅顺是日本侵占下的“租借地”,又是一个中国人、日本人等杂居的城市。我们所居住的下沟区,日本人多一些,上沟区则中国人多一些,因此我们从小就学习了日文。不过我当时并不愿意学,因为当时有些本地人去当了巡捕,实际上就是帮日本人维持治安,在我们眼里他们很坏,是汉奸,因为他们既讲中国话又讲日本话;另外,当时一些在旅顺的朝鲜人也是坏事做尽,他们这些人也是一会儿日本话,一会儿中国话,所以我从小脑海里就种下了这样一个印象:汉奸就是翻译,翻译就是汉奸,这也影响到了我学习外文的积极性,对学习语言产生了一些偏见。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解放后我到中央美院工作后不久,组织上就准备派我去苏联学习俄语,找我谈话,我一想这不是要我将来当翻译吗?那我不干,态度非常坚决。

  (下)

  “景泰蓝人们一直相传它是在明代景泰年间由中国的工匠烧制而成的,实际上景泰蓝是在元代初年由西方传入中国的……”

  梅辰:景泰蓝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杨伯达:过去曾讲景泰蓝是中国四大传统工艺之一,人们一直相传它是在明代景泰年间由工匠烧制而成的,因其多以蓝色为主体,所以就叫景泰蓝。其实它就是珐琅,是一种覆盖于金属表面的透明或不透明的玻璃质粉末,经烧制以后显色,等其凝固后便在金属表面形成多彩的保护层并有着鲜艳的装饰效果。但原来粉末的颜色与最后烧成的玻璃质的颜色并不完全相同,并不是红粉料的就烧出红色来,蓝粉料就烧出蓝色来。实际上景泰蓝并不是景泰年间由中国人发明的,它是元代初年由西方传入中国的。(梅:中国的四大传统工艺被您否定了一项。)刚才讲了欧洲人崇尚宝石,但由于宝石稀有,于是他们就想到用珐琅来代替,英国、巴尔干半岛、伊斯兰国家逐渐开始流行起珐琅工艺,因为这些地方的金属工艺基础非常悠久、发达,因此珐琅工艺得以迅猛发展。珐琅的兴起和欧洲人喜欢宝石有关。

  我曾经到欧洲进行过这方面的考察,他们的珐琅工艺早在罗马时代就出现了,而流传到中国则是在13世纪蒙古骑兵西征时,蒙古人将欧洲和阿拉伯的珐琅工匠带回蒙古和大都,汉族工匠学习并掌握了外国金属珐琅工艺,并把它迅速地民族化,烧造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珐琅工艺器物。因此我提出了景泰蓝是在元代引进阿拉伯掐丝珐琅工艺的基础上由中国工匠创烧的观点,(梅:继承和发扬了掐丝珐琅工艺,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最终还是景泰蓝享誉了世界。)我这个分析后来不断地被印证。

  梅辰:您一直从事玉的研究,怎么就注意到了景泰蓝的问题?

  杨伯达:1956年,我来到故宫博物院之后,在筹备“明清工艺美术展览”时,我发现展出的这些景泰蓝器物中,每一个款子都不一样(指器物上的落款),一款一个写法,有楷书的、有篆书的、有隶书的等等,而就楷书来说,又有各种各样的写法。当时我就有些诧异:为什么它们的落款会不一样呢?景泰年间是很短的,仅有七年,为什么一个很短暂的年代会出现这么多风格迥异的落款呢?而同一时代的瓷器就不是这样,宣德有宣德的款识,嘉靖有嘉靖的款识,万历有万历的款识。而这些(景泰蓝)器物,它的珐琅的质色也不一样,当时我就有了怀疑,但也没仔细想它。

  但在布展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因为通常我们布展总是一个年代的东西放在同一展柜里,比如,清代的跟清代的放在一起,明代的跟明代的,元代的跟元代的等等。但这些景泰蓝给我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它们不是一个年代的东西”,那就不能把它们囫囵吞枣地全堆在一个年代里,因为当时我只是一个部门负责人,并不是专门研究景泰蓝的,因此我就问有关人员,他也没注意到这个问题,最后我们商定只好按它的落款布展,即落款为哪个年代,我们就把它放在同一展柜里。比如,它落款为“大明景泰年造”,我们就把它归在明代展柜里。要不怎么办?

  到了“文革”以后,我又回到陈列部当副主任,这时我这个副主任就有了很多自主的时间了,往往是上午开完会,我一看表才10点多钟,就下库房找资料看器物去了。我心里还惦记着景泰蓝的那个疑惑。于是就看了很多景泰蓝的器物,越看越觉得有问题,越看越觉得需要好好研究,结果我发现这些款子大多都是后拼上去的,这些不同的款识都是伪造时有意制成的,所以没有统一的规格,各行其是。

  梅辰:后拼上去的?

  杨伯达:对,用几件景泰蓝器拼接起来的。康熙年间,或是再晚的年代,作伪的工匠把几件景泰蓝器拼接成一件景泰款识的景泰蓝器物,因为拼的东西毕竟不是原配的,它就有个衔接和模仿的问题,从风格上还是能够看出些破绽来的。这方面我也借鉴了陶瓷的一些知识,比如说陶瓷各个时代的款式、花纹、釉子是不同的,然后我把它与景泰蓝对比,这样就有了一个参考,比如同是康熙年间的陶瓷和景泰蓝,他们的款、器大致不会相距太远,这样我就可以知道哪些是康熙年间制作的景泰蓝了。

  梅辰:也就是说,如果仔细看就能看出一件景泰蓝器物上有不同风格的造型。

  杨伯达:应该是这样。这是我首先提出来的,别人还没有注意,这样说来它至少骗了“三朝”:清代、民国、解放以后,到了我这就没有再骗过去嘛。实际上真正景泰年代的东西很少,你想景泰是在他哥哥正统皇帝亲率大军征讨瓦剌时全军覆没当了俘虏的情况下被立为皇帝的,等到他哥哥被放回来后,景泰即被废,总共也没多长时间。景泰在位期间一直处在风雨飘摇中,不可能烧出很好的东西,那个年代官窑也没有款识。

  梅辰:那为什么景泰蓝还这么有名?

  杨伯达:物以稀为贵嘛。景泰被废后,景泰款的器物大多都被明廷销毁了,劫余的流出了宫外,因此就显得比较珍贵,受到清初收藏家的重视。因其有景泰款识主调,所以被简称为“景泰蓝”,并为人们所接受,至今工艺美术界依然沿用此名,但其正式名称应该为掐丝珐琅。

  “经过这些年的经验教训,我现在已经宣布不再作鉴定了,因为我一说真话连朋友都没得做了。”

  梅辰:有人说您“谈伪色变,已经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了”。

  杨伯达:不是草木皆兵,真的是假货泛滥成灾啊!现在哪有真货啊!我这样一讲就可能会砸了几百人的饭碗,这是正说;反过来说,他们也许还会反咬一口甚至下毒手,因为他们的投资受到损失了嘛。

  在这个问题上我是顾全大局的。这里有个财富再分配的问题,一些富起来的人,他不可能没完没了地买房买车吧,大量游资总得有个去向,投资文物,至少可以养活造假文物的、卖假文物的等一批与此相关的人吧?!这是财富的再分配问题,也可以说是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游资购买玉器,会刺激玉雕业、玉雕技术的发展,这个东西今天是仿古的,是赝品,若干年后,它就是文物,就是今天这个时代的见证。你说你管他干什么呢?(梅:当年唐人冯承素摹王羲之《兰亭序》时,估计也曾被世人讽为赝品,但千余年过去后它现在就成了国宝了,冯先人若是地下有知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梅辰:其实赝品也可以起到普及文物知识的目的。比如“玉琮王”,如果能看到一块赝品,即使蒹葭(jiqnjiq)倚玉,也会增长一些历史的、文物的、考古的知识。

  杨伯达:实际上这就是个时间问题,现在的伪古玉到了后世它可能就是文物甚至是珍贵文物了。比如过去的仿明代、仿宋代的字画,到了今天不也都成了文物了么。

  梅辰:实际上赝品它也是用玉做的,仅从材料上来说它也算是真东西。

  杨伯达:大部分赝品是用玉雕的,也有一些是用玻璃、石头假冒的。实际上是货源决定不会有太多的真货:第一,国家法律明文规定“出土的文物归国家所有”,因此它不可能流于市场;第二,盗掘的文物一般都通过非法渠道流向了海外市场,国内很少见到;第三,即使国内有,也不是上等货……实际上这是尽人皆知的现象和内幕,我何必介入呢?因此我还是踏踏实实地搞我的研究,写我的文章吧。

  梅辰:您现在真的是一点鉴定都不作了吗?

  杨伯达:通过这些年来的经验教训,我已经宣布不再作鉴定了。(梅:何出此言呢?)因为假如我不作鉴定,大家还可以维持一个好朋友关系,我一说真话就连朋友都没得做了。(梅:这么严重?)因为现在市场上的玉几乎不见什么真东西了,基本上是这么个局面,当然也不能绝对地说一件真货没有,但很少,大部分是假的,你就是花几十万、几百万买的东西也不敢保证是真的。对外应该说是关门了,对个别的几个收藏家朋友我还是会给看的。(梅:不怕失去朋友?)比较了解吧,知道不会因此而绝交。

  梅辰:您告诉了他事实真相,他应该感激您,怎么会朋友反目了呢?

  杨伯达:因为他是一个具体的人嘛。人就会有利益问题,他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如果买了假东西,那他就会付出巨大的损失。他当然不希望你说是假的了。

  梅辰:那他也应该怪罪骗他的人,而不是鉴定的人。

  杨伯达:不是这样。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甚至还会受到威胁。

  梅辰:您受到过威胁吗?

  杨伯达:我一般都比较谨慎,目前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梅辰:如果遇到假的,您怎么说?

  杨伯达:这就要看具体情况了。如果他还没买,那么在让他保密的前提下,可以告诉他真相;如果他已经买了,那我就封门了,绝对不接待了。(梅:连看也不看了?)不然的话,本来还是朋友,看过之后就老死不相往来了……

  梅辰:如果是来自领导的、官方的呢?

  杨伯达:官方的就公事公办吧,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实话实说呗。如果是私人关系,以前我都是说实话,但是结果很糟糕。所以我现在就基本上不介入此关系了。

  梅辰:那总得有人作鉴定吧?

  杨伯达:学者不行,学者不适合作鉴定。我认为作鉴定的人,一定是有丰富经验的人,常年从事文物实践工作的人。(梅:琉璃厂的老板?)那也要具体分析,比如,要在故宫博物院有上百万件文物这样的条件下,那么他有可能成为鉴定家,见得少了,就可能把握不准。现在的很多鉴定家,没有经过博物馆的培养,也没有经过考古队的经验积累,那么他的可信程度就比较低。古玩店的特点是看的东西比较多,但不系统,今天看一件明代,明天看一件宋代,没有条理或鱼龙混杂,没有标准的器物作参照。所以我对现在的鉴定家的队伍是有看法的。

  梅辰:有昧着良心作鉴定的吗?

  杨伯达:我相信是有吧。

  梅辰:那最终还是会影响自己的声誉吧。

  杨伯达:所以才会出现有人把鉴定书撕了的事情发生。

  梅辰:最后一个问题:中国最有名的玉要算是“和氏璧”了,昔日秦昭王愿以十五城得楚“和氏璧”一块,那么迄今为止中国最价值连城的玉仍是“和氏璧”吗?

  杨伯达:“和氏璧”价值连城,历史上是这么讲的。现在来看,良渚文化墓葬出土的“玉琮王”应是国内最顶级的玉之重器了,属于国宝级的!

  梅辰:它现在存在哪里?

  杨伯达: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看着盈满四壁的书籍,我对先生说您这儿不像个家,倒像个博物馆的办公室。先生笑答:“实际上我们这代人真正有家是在离休以后,我以前在故宫工作时每天午、晚两顿饭都在故宫吃,别人只吃一顿午饭,我是晚饭前先到图书馆把书借出来,吃过晚饭后我在办公室继续看书,很晚才回家。我爱人也是这种工作状态,两顿饭都在单位吃。五年前她因病去世,这个家就更像办公室了……”

  一块璞玉之所以最终能够成为瑾瑜,是靠经年流水不断地冲刷打磨,又经岁月的千锤百炼始得其美。人生亦如此。

  来源:《收藏》2006年03、04期

  编辑:之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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